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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04：万里烽烟
作者：关河五十州
内容简介
《一寸河山一寸血4:万里烽烟》以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为发端，以东北沦丧为起点，再现十四年抗战历史背景下的风云人物、精彩往事。本书犹如一部恢宏的画卷，作者以或幽默、或深沉、或激越、或悲壮的笔调，带你走近张作霖，走近蒋介石，走近汪精卫，领略他们曾经有过的铁甲与鲜花，情义与权谋，眼泪与欢笑，欣慰与悲怆。 本册部分人物简评： 薛岳：父亲给他取名仰岳，他直接把仰字给拿掉了仰什么仰，我就是未来的岳飞！ 汪精卫：曾经当仁不让的总理接班人，一度被称为党内圣人。 徐焕升：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飞行员。 寺内寿一：那种他一瞪眼，你就得咔嚓一声给跪下的主，特别喜欢给下级穿小鞋。 冈村宁次：日版儒将，是荣耀的第十六期中最重要的成员。
序 言
我相信，书有书的命运，就像本书所书写的这段历史，在它发轫之初真相就摆在眼前了，曲折、繁复、虚饰都不是它的全部，只要你在不断地接近，就有意义。
这本书最早的书名叫《正面抗日战场》，但只出了第一部“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第二部“烽火大地”，之后就因故停了下来。其间，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问第三部何时面世，对此我也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确凿答案。
唯一可以告慰大家的是，作为作者，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也一直在努力，直到有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在这本重新出版的书中，凝聚了一些新的写作思考，尤其是吸收读者意见，加快了叙述节奏，因此它既是《正面抗日战场》的续篇，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为了保持延续性，以免突兀，第一部“长城以北”把原先《正面抗日战场》的第一部、第二部综合了起来，并沿着这一线索继续下去，从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起，写到了长城抗战结束。因为这个原因，“长城以北”的部分内容与《正面抗日战场》前两部不能不有所重复，谨以说明。
借这个机会，需要特别感谢在困顿时期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前辈。
有杨琦和她所在的关爱抗战老兵网，后者数十年如一日地给抗战老兵们送去温暖，显示的是一种来自民间的道德良知。同时他们也收集和积累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口述资料，这些对本书帮助很大。
有我曾登门拜访过的那些抗战老兵，如现居上海的夏世铎、祝宗梁，现居南通的汪吉佑，现居北京的赵振英、尤广才。这些老人都已九十岁以上高龄，但思维仍十分清晰，能回忆起当年的很多往事。其中，汪吉佑、尤广才两位老先生都是参加过一线作战、打过硬仗、立过大功的抗战英雄，其叙述更给我笔下增添了很多闪亮的元素。
还有很多我见过面或从未谋面的网友、书友，他们有的和我一起踏访过战场原迹，拜谒过烈士墓园，还有的给我寄来过抗战资料及图片，无法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关河五十州 于2011年7月1日深夜
第一章 任何时候都需要胆色
截至1938年4月底，徐州以北战场仍是“太极推手”。基本上是“华北方面军”杀不进来，第五战区也攻不过去，然而这并不能让人过于乐观，因为一切才刚刚开了个头。
此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对徐州威胁最大的已经不是“华北方面军”，而是“华中派遣军”（即“华中方面军”），后者投入的进攻部队也不再仅仅是一个第十三师团，而是整整四个师团。
在松井石根被召回国后，畑俊六出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畑俊六，日本陆军大学第二十二期首席，二战末期由陆军大将晋升为陆军元帅。
与松井出身于文人家庭不同，畑俊六是地道的武士后代，从小接受的就是杀人有理、放火无罪那一套。日俄战争时，他分在“军神”乃木希典的部队，那支部队几乎就是一支肉弹部队，结果他和板垣一样负了重伤。板垣还好一点，只是小腿受伤，他却被俄国兵一枪击中左肺，虽然捡了条命，但影响了健康，以后就如同慢性病人，瘦得像根干柴一般。
畑俊六（左一）因受枪伤而干瘦如柴
这个“病人”却比屠夫还凶狠，比狐狸还狡诈。
超常规战术
畑俊六一出手就是四个师团，这是为了进行迂回包抄。
前两个师团，自外线实施远距离迂回，后两个师团，从内线进行近距离迂回。特别是后面那个迂回，可谓剑走偏锋，因为此前桂军皆集中于淮河正面防线，侧翼兵力十分薄弱。
5月9日，“华中派遣军”攻占了蒙城。
蒙城背后，就是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畑俊六的作战意图也很明显，只要掐断这条铁路线，徐州将不攻自乱。
蒙城失陷立刻把蒋介石给震醒了。此时，徐州的东、南、北三个方向都有了敌情，若是西面再被截断，就成了四面合围。
别再想在徐州那里装口袋了，赶紧想法子不让人家的网罩上自己的头才最为要紧。
5月11日，蒋介石带着作战厅厅长刘斐等人速飞郑州，准备组建一个超规模的兵团，即豫东兵团。
听到即将成立豫东兵团的消息，李宗仁还以为是给他派援兵来了，颇有在徐州以北再大干一番的想法。
他完全会错了意。
蒋介石建立豫东兵团，不是要继续在徐州打“第二个台儿庄大捷”，而是要搭一个救人的梯子，把即将陷入包围圈中的李宗仁及其五战区各部队给捞出来。
豫东兵团组建之后的任务，就是确保陇海铁路安全，守住徐州西大门。
做完这些部署之后，蒋介石想想还是不放心，又派刘斐去徐州，以便提醒李宗仁：日军大包围之势将成，不赶快想办法的话，十几万大军就要丢掉了。
见到刘斐，李宗仁还是一脸镇静状。
不要怕，徐州是这么容易就会被困住的吗？你那边有兵团，我这边也有，没什么稀罕的。
李宗仁自己编组的这个兵团，是由桂军为主，冯治安、刘汝明等一众援军加盟的淮北兵团。
按照他的估计，“华中派遣军”往北推进还有一段时间，依靠淮北兵团逐级抵抗，畑俊六短期内到不了陇海铁路。
可是他又错了，畑俊六采用的不是常规战术，而是超常规战术，所以，战局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正常预计。
这种超常规战术，早在长城抗战时，关东军在热河至长城一线就率先进行了试用，由此还创造了“128骑进承德”这样的军事奇迹。
它有一个专用名称，叫做“快速挺进”。当时关东军弘前第八师团使用的“快速挺进队”，是由汽车和骑兵组成的，坦克也有，但数量极少。
畑俊六在这一基础上升了级，“华中派遣军”的“快速挺进队”以坦克装甲车为主体，轻战车和中战车相搭配，94式轻战车在前，89式中战车在后，其特点就是一个字：快。
以坦克装甲车为主体的“快速挺进队”推进速度惊人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打乱李宗仁的节奏，抢先关住西大门。
面对突然出现于眼前的大批坦克，刚刚成立不久的淮北兵团立刻陷入慌乱之中，其防线接二连三被日本侵略军攻破。
5月13日，继蒙城之后，永城失陷，陇海铁路就此失去了最后的防护。
畑俊六的这一拳真是太快了，快到令人眼花缭乱，豫东兵团连个雏形都还没出来，“快速挺进队”就已接近陇海铁路。
5月15日，随着一声震天巨响，陇海铁路线被日本侵略军炸断，徐州西大门眼看就要关上了。
一个月前，李宗仁曾将矶谷师团装进自己的口袋，一个月后，他却落进了畑俊六和寺内寿一合撒的大网。
东西南北，上下左右，至此全是日本侵略军。
李宗仁再也没法强装镇定了。
刘斐本来是到徐州来做蒋介石的传声筒的，一不小心，也陷在了坑里面，自然是一个劲儿埋怨。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就应该早一点儿抽调机动兵力，组织强一点的兵团出来，结果却弄了一个什么“淮北兵团”，眼瞅着防线一上来就被畑俊六给攻破了，这下全完了。
对这种“事后诸葛”式的声讨，李宗仁气得满脸通红：部队拉上去，是这么容易被抽下来的吗？徐州正面还要不要守了？
钻出去
事到如今，埋怨谁都没有用，重要的是今后该怎么办。
当然是要逃了，可是怎么逃呢？
从台儿庄大捷起，本来很小的一个五战区，如今已经累积了整整十几万部队，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这么多人，又没有隐身法或遁地术，想逃出去真是太难了。
往北，寺内挥师南下，日本侵略军密密麻麻，硬拼是要完蛋的。
往南，畑俊六率部北上，从此突破，后果参照“往北”。
往西，人家封的就是这条道。
往东，难不成跳大海里洗澡？
如果不动动脑，似乎这是个无解的死题目。
老李这人，好坏都可归结一处：书读得少。
不看那么多书，脑子里就没许多框框。到了这种时候，什么战略转进，什么胜利突围，这都是读书人想出来的词汇，现在要做的，概括起来就四个字：逃命要紧。
四面都是墙，不能拿脑袋去硬撞，但如果低下头去仔细找一找，或许能发现角落里还有——洞！
你或许会说那可能是狗洞，但管它是什么洞，只要能求得生路，那就要弯下腰去钻。
书上说得好，颜面比生命还可贵，可若是连命都没了，要颜面还有什么用呢？
人生在世，还是得跟《鹿鼎记》里面的韦小宝学，绝不能像他师傅那样，清兵的刀都要砍脖子了，还一个劲儿地在那扭扭捏捏，摆他的帮主谱。
眼下这种处境，面子一点不值钱，能留住性命才是好汉，而能带大家一起留住性命的，那更是好汉中的好汉。
说狗洞太难听了，还是说缝隙吧，李宗仁要做的，就是赶紧找个缝隙钻出去。
畑俊六撒出来的是一张网，它很容易给你以假象，以为上面的缝隙到处都是，其实不是这样，很多地方比墙壁还牢，你是钻不出去的。
所以这个缝隙一定得选好，要看准哪里才是对方真正的薄弱环节，不仅要确保自己能出去，还要保证这个缝隙能不断地被扯大，以便十几万人都可以钻出去。
永城虽然失陷，但“快速挺进队”刚刚从此通过，步兵未必跟得上，那里一定是最薄弱之处。
选准突破口后，李宗仁迅速将守军南调，组织部队依次撤退。
5月17日，“华北方面军”从北面迫近徐州，炮弹不断打入城内，连李宗仁的长官部也数次中弹起火。
5月18日，李宗仁离开徐州，乘火车前往永城。
走着走着，猛听得前方爆炸声连连，停下来一问，竟然是工兵把铁路桥给炸掉了。
谁让你走得晚，工兵还以为五战区长官部已经撤走了呢。
无奈，下车步行吧。
5月19日，李宗仁听到消息，“华中派遣军”沿陇海铁路东进，已占领徐州，不过五战区部队都已撤了出来。
虽然早已人去城空，但无论“华中派遣军”还是“华北方面军”，都没有在后面死死尾追，沿途也没有遇到太强的阻截，显然，这与日军上上下下的功利心态有关。这帮人的主要力量都没有拿来对付突围部队，他们满脑子转来转去的，还是如何在同仁面前争得头功，以及怎样在徐州大摆“庆功宴”。
侵占了徐州的日军只想着该怎样摆“庆功宴”
在亡命路上，李宗仁遇到的主要危险，不是地面的日军野战师团，而是天上飞来飞去的轰炸机。
当然轰炸机扔炸弹也是能要人命的，而投身军旅生涯这么多年，老李能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凭的就是多年浸淫战场所形成的那种超感觉。
某日，大家在一个村庄里埋锅做饭。李宗仁抬头一看，天上来了一架日机，奇怪的是，这架飞机只是绕着村子兜了一圈，什么也没干，连炸弹都没扔一颗，就拍拍屁股飞走了。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以为太平矣。李宗仁却勃然变色，下令赶快转移，多一秒钟也不能再待在村子里。
随从皆不解其意，走出二三里地，忽见有二十多架日机向原来那座村庄飞去。
顷刻之间，好好的一座村庄竟被夷为平地。
李宗仁这才说出，前面飞来的日机之所以未落一弹，乃因其是侦察机之故，侦察完情况后，发现村子里有这么多人，就回头去招呼轰炸机群了。如果大家伙现在还蹲在村子里吃饭，包括李宗仁自己在内的这些人准保被炸成齑粉一堆。
五战区长官部昼伏夜出，经七日七夜才到达安全区域，其间，白崇禧因为疲惫不堪，在晚上行军时曾多次从马上摔下，整个过程可说是艰险异常。
英雄本色
按照原先编制好的撤退次序，汤军团和桂军突前，滇军等部居中，孙连仲负责断后。
李、白原本以为紧跟在后的，会是孙连仲，没想到他撤退的时候完全失去方寸，根本就没跟上来。
更糟糕的是，他本人还与自己的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成了光杆司令，在路上跑着跑着，差点就被鬼子撞见给逮住了。只是因为那时正好起了晨雾，日本侵略军没看清楚，而且都急着进徐州城，这才让他从夹缝里跑了出来。
主力往西去，他却往东走，跑到苏北韩德勤那里去了，最后还是蒋介石派飞机把他接回了汉口。
事实上，撤退往往比进攻更能考验人的胆色。
除了汤恩伯、张自忠，以及本在包围圈边缘的桂军以外，几乎所有撤退部队都遭遇到了与以前毫无二致的一幕，即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就连一些蒋介石嫡系主力也是在经历几天混乱之后才逐渐恢复秩序的。
撤退计划都有，经验教训也不只总结过一回，可是真正执行时，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达不到现代化军队的标准，当然只能依靠个人表现，表现不好的一团糟，表现好的却能做到从容不迫，乃至败退之中亦如闲庭信步一般。
本应断后的孙连仲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了，徐州大撤退的掩护部队成了张军团，而张自忠又实际上取代了孙连仲的角色。
张军团虽然殿后，但撤退时秩序井然，张自忠为此还采取了一个办法，即所有官兵一律将帽子反戴，这样不管外面多么混乱，只要认准军帽，彼此就都能找到对方。
别的部队大炮辎重能丢的都丢掉了，唯恐成为路上的包袱，但张军团的每一门炮都保护得好好的，始终随队前进。
不仅如此，在撤退途中，张自忠还打掉了一个日军辎重队，缴获了上百匹马和百余箱弹药。
刚开始撤退时，由于各部队建制被打乱，失去约束的溃兵竟然开始抢劫沿途民居。老百姓真是倒了大霉，既怕鬼子，又惧溃兵。
张自忠看到一个士兵从村子里出来，骑着一头毛驴准备赶路。
显然，毛驴不可能是军队里的。
张自忠上前查问：你为什么强拉老百姓牲口，说一个正当理由出来。
这个散兵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张自忠立命卫士上前，将之击毙于路旁，并当场宣布：有拿老百姓东西及强拉牲口者，一律就地枪决！
此例一开，沿途军容风纪为之大变。
虽然日本侵略军各个师团主力基本都在向徐州进发，与撤退大军呈正反两个方向，但日军侦察机天天盘旋空中，发现这么多作战部队在流动，也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所以路上仍不时发生险情。
由于汤军团通过得早，张军团既要殿后，又要突前，五战区往永城方向撤退的大军，几乎全靠这么一支部队在保驾护航。
就在快要突出包围圈时，各军突然遇到了拦路虎。
得到日机情报后，居于鲁西外围的日本侵略军赶了过来——眼看着到徐州庆功也轮不到他们，便想通过截击捞上一票。
等张自忠到达时，许多部队都被拦在那里，闹哄哄地挤成一堆，进退不能。
假如是会战之初，即使日本侵略军再多，大家一窝蜂扑过去，七手八脚也能摆平。可这是什么时候，这是落魄的时候，急着逃命的是大多数，人人唯恐落在包围圈内不能脱身，谁又肯留下来拼上一场？
不愿居后，又不敢往前冲，于是自己就把撤退的道路给堵死了。
张自忠见这样不是办法，便主动提出，由张军团独挡其锋，打开通道后让其他部队先撤。
虽然张自忠在名义上已位居军团长，但他手中能直接指挥调度的仍然还是第五十九军这支老部队。在两次临沂大捷之后，五十九军剩下的能战之兵已十分可怜，其精锐的第三十八师更是从战前的一万五千人锐减至不足三千。
如果这三千人再打完了该怎么办呢？从临沂换防下来后，张自忠便从三千人中挑选精兵，缩编成一个千人的独立旅，直接归军团指挥，其他人派到后方去补充训练新兵。
张军团的主力，只剩下了刘振三第一八〇师，可偏偏这个师还不能常在身边。
由于张自忠实际担负着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所以他的行进秩序是，军部在前，刘振三师殿后，后者通常要在军部出发两个小时后，才能予以跟进。
在刘振三师还没有跟上来的情况下，张自忠只得先将随军部行动的独立旅调上，利用后者将日军吸引过去，以此为别人腾出求生通道。
趁张自忠与敌苦战，其他撤退部队迅速转移。
当时五战区派出的一个联络参谋负责在场协调，亲睹这一场面后不禁连声赞叹：张自忠予人以安，自处危境，真乃名将典型。
得知军团长正在厮杀中，刘振三师跑步前进，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作战场地。
没扔掉的野炮派上用场了，缴到的鬼子弹药也上了膛，一番死战，终于确保身后的所有撤退部队都得以安全过境。
等大家都走完了，张军团还与日本侵略军黏在一起，脱身不得。
为了摆脱追敌，张自忠悄悄地把预备队拉上去，对日本侵略军侧背进行佯攻，做出了一个要围而歼之的姿态。
欲退必攻，这是用兵要诀。
借助夜色掩护，独立旅保护军部先走，刘振三师随后逐级撤离，到深夜十点才全部脱离战场。
在徐州大撤退中，以张自忠表现最为耀眼。
这个人正因不再害怕失去任何东西，所以大彻大悟，成了最勇敢的人，俯视全场，无可及者。
国民党统帅部专门向五战区发出嘉奖令，表彰张自忠为抗战模范，对其部队所损失的武器优先补充，所缺兵员也择优补足。
民国岳飞
在畑俊六采用“快速挺进”战术，提前截断陇海铁路时，蒋介石计划中的豫东兵团虽然还未能组建成功，但指挥官已有人选。
薛岳，字伯陵，广东乐昌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时任豫东兵团总司令。
在薛岳出生的第二年，甲午战争就进入了收官阶段，中国在这次决定两个民族命运的大战中输得干干净净，一纸《马关条约》更是直接断送了东方大国的中兴之路。
悲愤和愕然从前方蔓延到后方，又从城市蔓延到乡村，到处都有人在想念那个不世出的民族英雄——岳飞。薛家老爸也不例外，这个粤北山村的农民毫不犹豫地给儿子取名为“仰岳”，意思就是要向岳飞致敬。不过他想不到的是，儿子比老子的志向还要大，后来就直接把“仰”字给去掉了：仰什么仰，我就是未来的岳飞！
薛岳以岳飞自命
很狂吧，但这就是薛岳。
广东人称薛岳为老虎仔，但其实薛岳在军界的资历很老，老到连陈诚都不能望其项背。
当年孙中山身边有三个大内高手，也就是警卫团的三个营长，分别是叶挺、薛岳、张发奎，三人都是广仔，其中叶挺和薛岳还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
有了这段黄金履历，老虎仔一开始真是虎虎有生气。“天下第一师”最早的师长不是胡宗南，而是他薛岳，那时候陈诚只是连长，而胡宗南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待着呢。
可是再往后，就逐渐进入了虎落平阳的阶段，薛岳先是丢了第一师师长职务，接着跟张发奎两度反蒋，反到最后把自己反得一干二净，只落得一个赋闲在家的下场。
这一赋闲就是两年。时光不等人啊，仅仅两年时间，保定八期的陈诚就呼呼地蹿了上去，竟然平地弄出一个“土木系”，成了“小委员长”，把六期的薛岳远远甩在了后面。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不过薛岳最要感谢的，还是他这位学弟，正是后者在蒋介石面前力保，他才得以重新出山。
抗战的全面爆发，为“民国岳飞”提供了一个正名的机会：是骡子是马，且拉出来遛上一遛。
淞沪会战进入高潮时，薛岳以抗战预备军的身份赶到上海参战。那是薛岳第一次指挥抗战，尽管他在内战中已身经百战，恶仗苦仗硬仗不知道打了多少，然而也从没遇到过这种惊天动地的大阵仗。
到撤退时，老虎仔更是九死一生，一条命差点就断送在了上海滩。
岳飞不是那么好做的，不先尝点苦头，长点见识，你就没有机会成为真的老虎。
在薛岳任豫东兵团总司令期间，该兵团也被称为薛岳兵团。
进入薛岳兵团的成员，除了刚刚从广东抽调北上的第六十四军等少数部队外，大部分都是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后保存下来的中央军主力，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要想短时间内召集起来，确非易事。
虽然还没能最终组建完成，但因为畑俊六“快速挺进”，提前截断了陇海铁路，导致薛岳也不得不改变计划，指挥先期赶到的部队奔赴商丘。
商丘就好像是徐州西大门前的一座石狮子，守住这里，第五战区各部就能多出一个撤退逃生的出口。
刚刚准备修复铁路，薛岳却听到了一个让他措手不及的消息：宇都宫第十四师团的骑兵部队，又在兰封炸毁了铁路。
如果说商丘铁路属于陇海铁路下游的话，兰封铁路就是陇海铁路中游，那里一被破坏，所有战略物资都没法抢运回去了。
更让薛岳担忧的是，假使第十四师团主力继续沿陇海铁路南下，与侵入徐州的日本侵略军合力，足可以将附近的中国军队全部收拾掉——不光包围圈内的五战区部队，还得加上商丘的薛岳兵团。
抽血伤身
可是这个世界奇妙就奇妙在，它绝不会老老实实地按照人们的预想轨迹去走。
宇都宫第十四师团，也就是保定会战中的土肥原师团，此时为第一军的当家，实际也是唯一花旦。
现在的第一军，已渐渐变成了一只空心皮囊。
从实力上看，第一军当初是远超第二军的，其司令官香月清司从“华北驻屯军”时代开始，一直到太原会战，一路都可谓战功赫赫，他的声名不仅盖过西尾寿造，甚至有比肩顶头上司寺内寿一的趋势。
春风得意有时跟大祸临头是同义词，不知不觉中，香月已经走在摇摇晃晃的钢丝绳上了。
寺内是什么人物，早在日本“二二六”兵变后便出任陆相，一个陆军大臣，却把整个内阁都变成了“寺内内阁”，可想而知有多么跋扈。其盛时，日本朝野上下，权柄唯其一人独操。
日本军政两界无人敢惹寺内寿一（左一）
在陆军内部，寺内也属于那种他一瞪眼，你就得扑通一声给跪下的主。谁要想越过他出风头，不给你点小鞋穿穿，寺内的日文名字就得倒过来写了。
早在太原会战时，香月就感到了兵力不足，照理，寺内应该多给些兵才是，不料寺内不但不给，还反过来抽他的血。
板垣师团虽是“华北方面军”的直属部队，但实际一直是配属第一军使用的，香月本人也把板垣当做自己的宝贝，不惜重金打造与包装。
太原会战后期，太原明明就在龙山第二十师团眼皮子底下，可是香月却把攻城的任务交给了还远在忻口的板垣师团，为的就是要成就后者“常胜将军”的英名，用心可谓良苦。
好了，板垣终于被捧红了，成了炙手可热的名角，可没等香月享到什么福，寺内却伸手一抄，把“老有才”的板垣给了西尾的第二军。
除了干瞪眼，香月毫无办法。
这还不算完，随着日军侵占华北的地域越来越大，寺内觉得哪里需要兵了，第一个就开口向香月要。
今天抽走一个大队，明天调离一个大队，第一军几乎成了“华北方面军”的“备用兵库”，香月不胜其扰，根本就集中不了精力继续渡河作战。
他曾经申辩，请求不要动不动就临时抽调他的部队——你也可以考虑调调第二军的兵呀。
不说尚可，一说寺内更来劲了。
整的就是你，你还按捺不住，自己送上门来了，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寺内立即给香月的“问题”定了性：目无长官，不奉调令。
从此以后，血照抽，而且往死里抽，不仅调人，连第一军前线部队所用的弹药都不放过，能拿随手就拿，结果第一军又从“备用兵库”变成了“备用弹药库”。
第一军不是牛吗，职务暂时降不了你们，我就降你们的待遇。
寺内把第一军司令部的专用飞机全部改成了最老式、性能最差的那种，似乎就巴不得什么时候飞机出点故障，掉两个零件，把这伙人全都给活活摔死。
当然，这一切的矛头其实都是冲着香月来的。
要说寺内这老小子也真是够龌龊。香月“不奉调令”也就有过那么一次，可从此以后，他每次会议必定要老调重弹，把可怜的香月给从头到脚数落一番。
不仅如此，寺内还不厌其烦，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中都要将第一军的“不奉调令”作为典型来刮脸皮，似乎不这样做，他就不过瘾，不开心。
香月从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后，确实是凭着军功获得声名的，但经过寺内这根搅屎棍这么一搅，上自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下至各个师团，都对香月有了“重新认识”。
谁让你竟敢“质疑”寺内呢，那只老虎是能随便让人摸屁股的吗？
香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本来称得上兵强马壮的第一军，如今就靠一前一后两支部队在撑场面，前方是土肥原师团，后方是龙山师团。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只能看着第二军在那里兴风作浪，而自己却毫无建树的原因之一。
从个人涵养上来说，香月还算是好的，可他也是人，寺内明里暗里的屡屡打压，真是把这位第一军司令官弄得都快疯掉了。
好不容易，徐州会战开始，寺内终于有用上第一军的时候了，却是为了继续抽血，抽香月手中的最后一个宝贝——土肥原师团。
你抽就抽吧，寺内还端出一副长官的腔调，颐指气使，仿佛香月只是供他驱使差遣的一个前线小兵而已。
不过这次香月没有发火，作为“七七事变”时施展离间计的阴谋高手，他肚子里其实也藏着无数个小九九。
来不了明的，我也来暗的。
想做主角的配角
香月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即将被抽走的土肥原师团身上。他一反常态，倾其所有，把能给的都给了土肥原。
在土肥原师团，光第一军临时配给的重炮兵就有三个联队，其他野炮坦克等特种部队更是应有尽有，其机械化武装程度甚至超过了第二军的矶谷和板垣师团。
对于打造明星，香月历来是不惜工本的。虽然只有一个师团，但他相信，这个师团绝对能像当年的板垣师团那样技惊四座。
当然会比较难。
因为板垣历来唱的都是主角，其他人皆为配角，舞台之上，这哥们儿就是一戏霸，好的台词和包袱全都是他一个人的，别人跳来跳去，充其量也不过是跑跑龙套，在旁边铺垫铺垫罢了。
在徐州会战这副棋盘里面，寺内对土肥原师团的定位，就是配角。
显然，香月和土肥原都不想当配角，他们要做自己的主角。
不是没有人配合吗，这好办。
土肥原把师团的两个主力旅团分开，一左一右，怎么样，是不是也有点“双头蛇”的神韵了？
与板垣相比，土肥原除了同样擅长分进合击战术，熟悉华北地理外，他还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那就是人脉畅通，尤其对原华北地方军头们的心理和脆弱之处分析得十分精准。
他的第一个对手是商震。战前，土肥原对商震有多少兵力、部队主要分布在哪里，调查得一清二楚，而他对于商震的作战能力也并不重视，乃至下达进攻命令时语多不屑，尽是“不必多作顾虑，派少数兵力对他戒备就行”之类的句子。
确实，商震远不能称为土肥原的对手。一个回合还没走下来，他所部署的鲁西防线就被土肥原击了个底儿穿。
在土肥原侵入豫东之后，寺内曾多次发出命令，要求其南下侵占商丘，可是土肥原始终置若罔闻。
因为他不听寺内，只听香月的，香月要土肥原侵占的，不是商丘，而是兰封，更准确一点说，是兰封背后的开封。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回轮到咱身上。我香月砸锅卖铁，变卖家当，不是为了到徐州来给你寺内当陪衬的，我要到开封去，在那里做主角！
对于土肥原来说，香月才是老大，他才不管寺内如何想，香月说要攻开封，他就去攻开封了。
薛岳实在应该“大力感谢”香月和土肥原，否则不仅接应不出徐州西撤部队，就连他自己也将陷入困境，那样徐州会战的结局就不是一点点惨了。
第二章 谁能给我一把剑
5月20日，薛岳兵团基本组建就绪。
十多个师集结于从兰封到商丘的战线上，大家摩拳擦掌，极思一搏。
虽然土肥原放了薛岳一马，可老虎仔却不想放过土肥原，事实上也不能放。
李宗仁尽管制订了一个从永城突破的撤退计划，但由于时间仓促，在张自忠之后，包括孙连仲集团军在内，相当数量的部队都没有能够沿着这条既定路线走，而是乱哄哄地沿着陇海铁路往西跑。
这时如果没有薛岳兵团，五战区起码得有一半人马遭殃，正是薛岳牢牢占住商丘，已经倒下去的西大门才被重新扶正，各部队也才得以陆陆续续地钻出包围圈。
除了要保证徐州部队西撤外，这时还有大量未及运出的军用物资滞留在商丘，如果薛岳不能迅速恢复陇海铁路中游的交通，最后摆在大家面前的，必定还是死路一条。
5月21日，薛岳发动兰封会战，其目标就是扫清土肥原，打通豫东陇海线走廊。
泥潭
在兰封会战开始后，先是西路军守住了兰封，后是宋希濂猛袭日军侧背，用山炮攻下了日军据点。
薛字号门店开张大喜，似乎很是吉利，然而蹊跷之处却不少。
在宋希濂发动进攻时，据点里的日本侵略军明显未作殊死搏斗，据点里丢弃的弹药和罐头食品到处都是。
日本侵略军作战向以顽强著称，特别是像土肥原师团这样的主力师团，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可能如此狼狈。
同样诧异的还有东路军。
奉令出击前，东路军按照情报判断，沿途分布着土肥原师团的主力，而且豫东一带地平山少，无险可恃，非常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运动。
东路军预料前面必有恶战，可万万没有想到，真正作战时却出奇顺利，先头部队当天就攻占了目标地点。
好奇怪，谁也想不通。
答案，在土肥原那里，而薛岳兵团中最早接触到这一谜底的，是兰封城里的桂永清。
桂永清，江西贵溪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此时为东路军总指挥，负责镇守兰封。
早在黄埔军校读书时，由于成绩优异，桂永清就受到了总教官何应钦的格外赏识，还没拿到毕业证便上了战场，作战时也勇猛善战，被誉为“黄埔军人之楷模”。
1931年，已经升任少将旅长的桂永清作为首批留德学生，远渡重洋，到德意志去取真经。在德国，他是最用功的中国学生之一，毕业成绩进入前三名。
1933年，回国后的桂永清出任教导总队总队长，从此他与教导总队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教导总队的官兵们共同生活了好多年，彼此之间十分熟悉，对排长以上的军官，桂永清都能做到了如指掌，且个个叫得出名字。
在桂永清执掌期间，教导总队一步步走向巅峰期，可是南京保卫战却让这一切最终化为了一场梦境——整整三万人的精锐之师，收容时仅剩二千不到。
南京失守后，桂永清是靠一张临时扎成的木筏过江的，登岸时踏上了一片泥潭。那片泥潭初看干燥而龟裂，似乎能一涉而过，实际上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陷阱。
桂永清那时身形已有些发胖，往上一压，两只脚立刻陷了进去，而且越陷越深。
眼看即将灭顶，一个机警的卫士赶紧把绑腿取下，与尚留在木筏上的人合力拉拽，才算把桂永清从地狱里硬生生拖了出来。
在兰封会战中，桂永清之所以能率先发现土肥原的作战意图，是因为兰封以南防线亮起了红色警报。
桂永清用于扼守兰封的西路军，就是由原来教导总队的老底子扩编而成的。土肥原发现要想立刻攻下兰封还不太现实，而他又不能在这里停留时间过久，因此索性采取了绕城奔袭的方式。
归根结底，香月交给土肥原的最终任务，不是拿下一座小小的兰封城，而是要攻占开封府。
土肥原再次施展“小双头蛇”战术，在兰封正面只用步兵第二联队作为牵制，其余兵力全部集中起来，向兰封以南直冲过去。
土肥原师团攻入兰封
原先跟宋希濂和李汉魂交过手的日本侵略军，没有一个是畏战而逃或者是被真正打退的，他们是奉土肥原之命去集结的！
这回桂永清简直苦到了极致，土肥原的拳头全打在了他一个人身上。借助于坦克战车，土肥原的进攻既快又猛，很快就绕过兰封，并取得了与黄河北岸的联系。
香月早就在北岸等着了，日本侵略军工兵部队立即在两岸搭起浮桥，将后勤补给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土肥原。
有了新的后方，土肥原顿时功力大长，兰封也随之陷入了半包围之中。
桂永清着急起来，他认为东路军如此多的人马被压制于兰封，土肥原只需把重炮集中起来，闭着眼睛就能轰倒一大片。
他不能让教导总队留下的这点火种，在兰封城重新遭遇灭顶之灾，所以一定要冲出去。
于是，他留下第八十八师继续守城，西路军大部队则在其指挥下进行强行突围。
大部队成功突围后，第八十八师却遭到了第二联队越来越疯狂的进攻，而后者之所以要这么拼着命攻，又是因为它正面临着东路军的猛烈冲击。
此时的东路军已像吹气球一样越吹越大，新加盟的，全是从徐州突围出来的零散部队。
大家要继续沿陇海线突围以求生，自然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
第二联队本来是被土肥原用来牵制兰封守军的，他们并无直接攻城的指令，可看这情势，若不攻城，就得被踩死在城下了。
最后一级压一级，一层压一层，守城的第八十八师因此苦不堪言。
这个第八十八师就是淞沪会战时的孙元良师，本来就破得不像样子了，没有多少老兵，又在兰封打了这么多天，战斗力变得跟新兵部队差不了多少。
现在的师长叫龙慕韩，由于困守孤城，他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也不知道第二联队其实同样处于自己和东路军的包围之中，他只以为这是土肥原师团总攻的信号。
一个残破之师怎么顶得住一个日军主力师团呢，既然桂永清已经率大部队突出去了，说明自己已经完成了掩护任务，那就趁着城外还有空隙，快钻吧。
第二联队是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才拼死攻打兰封的，你要从城里出来，日本侵略军高兴还来不及，自然不会伸手拦着。
人在紧张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各种误判，不幸的是，有的误判足以致命。
应该说，自土肥原从兰封以南绕出，并打通黄河南北岸后，薛岳的包围计划已经落空了大半，但如果兰封不失，至少可以把第二联队逼入绝境，在此之后，没准还能更进一步，再次将土肥原包夹起来。
兰封这么一丢，鸡飞蛋打。
桂永清以为他从泥潭中拔出了脚，却不料一脚又踩入了另一块更深的泥潭。
启封剑
5月24日，不仅兰封失陷，土肥原师团也已接近开封，其“快速挺进队”距离开封仅有四十里之遥。
可以想象，这时的土肥原及其顶头上司香月心里一定是乐开了花。
“华北方面军”再加上“华中派遣军”，如此庞大的用兵规模，费尽许多周折，也只侵占了个徐州。土肥原仅仅一个师团，却长途奔袭，在冲破薛岳兵团包围之后，还将侵占开封。
开封是什么地方，那是中原要邑，连很多平时足不出户的日本人都知道的“支那”名城，此等荣誉，岂一个侵占徐州可比。
香月对包括寺内在内的“华北方面军”高层真是腻歪透了，总想着有一天要靠自己的本事一飞冲天，混出个样子给寺内瞧瞧。
这一天，他等得太久了，眼前就是机会。
可惜大好局面突然被搅了，而搅他局的人，是火速从西北赶来的胡宗南。
如胡宗南不能及时赶到，则开封危矣。
挡住这惊险一波后，蒋介石擦干冷汗，把桌子一拍，朝薛岳，也是朝所属兵团众将官大喝一声：都给我拿点精神头出来，务必对土肥原师团再进行一次大包围，畏缩者罚，立功者奖。
发起兰封会战整整三天，一网兜下去，啥也没捞着不说，连网都给戳破了，老虎仔也是脸红脖子粗，实在很不甘心。
我就不信了，十几个师的大兵团，怎么就网不住一个土肥原呢？
在指挥部里来回踱了几圈之后，薛岳忽然顿悟。
从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来看，恐怕还是嘴张得太大，空隙太多，以至于土肥原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想往哪儿溜就往哪儿溜，而名为铁壁合围，各部队却进展不一，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卖力有的懈怠，难怪围不成呢。
薛岳颁下令来，重新发动总攻击，这次要先割，将土肥原师团分割包围于各个孤立据点，然后再砍，大家实行“承包责任制”，一人攻一个点，这样谁畏缩谁出力，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没人能偷得了懒。
5月25日晚，薛岳一声令下，第二次合围骤然启动。
割下去的第一刀并不用薛岳费多大劲儿。土肥原既要突前，又要守后，从罗王车站到兰封，再到黄河南岸，全要布兵，他统共一个师团，哪里铺排得开，因此其部队本身就很分散。薛岳此举，可谓切中要害。
剩下来就是要可着劲儿砍了。
发起首次合围，薛岳在部署时，把鲁军和商震都放了进去，这回明白过来了，后面这些老兄打个下手可以，若要他们啃硬骨头或独当一面则几乎是自欺欺人，有时反而还可能误事。
这回不要帮工，全要能赤手屠熊搏虎的大师傅。
薛岳首先要攻克的是由土肥原亲自坐镇的罗王，包括罗王车站和罗王寨。这里是土肥原侵占开封的桥头堡，也是兰封之后，挡在豫东陇海走廊上的最后一道关卡。此关不破，陇海线就无法顺利通车，而被隔断于商丘的列车和物资也都将落于敌手。
薛岳把这个活儿交给了李汉魂和他的东路军。
李汉魂，广东吴川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时任东路军总指挥。
在粤军将领中，李汉魂与薛岳、叶挺是同一期的，亦称将才，内战时期，一直担任张发奎的副手。张发奎反蒋失败后，他也成了倒霉蛋，只能和薛岳一样回家待业去了。
李汉魂重新出山，不是蒙蒋介石之恩，而是受陈济棠之召，不过在两广事变中，他却并不满意陈济棠的做法，认为大敌当前，不应再骤起内战，以致骨肉相残。
先“忠谏”，“忠谏”不听，李汉魂便封金挂印，辞职走人。比之于很多找各种“正当理由”朝自己恩主开火的仁兄，此举已属相当可贵。
李汉魂的第六十四军调赴武汉后，原先是归属叶肇指挥的，但从李汉魂本人到他的部下，对这一安排都极不服气。
不光大家同为军长，属同一级别，更主要的是他认为叶肇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十分不堪，突围时竟然连部队都找不到，不仅“单身突围”，还混成难民，成了鬼子俘虏。
将军被俘，就应该自杀！
李汉魂认为将军被俘应该自杀
这个标准当然是太高了一些。军书上没有哪一条规定说战将是不能做俘虏的，美国将军还进过日军的集中营呢，何况叶肇最后好歹也逃了出来，但李汉魂不管这些，在他看来，老叶这家伙已令粤军蒙羞，怎么还好意思来领导我呢？
参加兰封会战，归入薛岳兵团，对李汉魂来说等于是一种解脱，因为他不必再跟着叶肇丢脸了。
第六十四军是最早到达商丘的，一到这里，李汉魂就不由得激动起来。不仅因为这里是北伐故地，还缘于历史上此处出过“张睢阳齿”。
安史之乱，被誉为“唐代岳飞”的张巡领不足万人之众，死守睢阳（即今商丘），大小四百余战，杀伤叛军无数，使安庆绪被阻于城外达十月之久，始终不得前进一步。
在那场举世罕见的大动乱中，曾繁盛一时的关中自此寥落，直到近代都未能复振，而运河、江淮独存，张巡之功大矣。史载，张巡“每战眦裂齿碎”，因此文天祥才会在《正气歌》中将“张睢阳齿”收入其中，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
大难，我们的祖先也一次次地遭遇过，但先贤们又是何等的英武从容。
早在薛岳兵团还未完全集结起来之前，李汉魂就不顾情势险迫，断然把军部迁入商丘城内，为的就是要学习“张睢阳齿”，誓与古城共存亡。
东路军的主力是李汉魂的粤军第六十四军，和其他部队不是在上海就是在南京受过伤不同，第六十四军称得上是一把尚未启封的宝剑，现在是到试一试刃口的时候了。
让李汉魂不满意的却恰恰是自家粤军。第六十四军的武器都是到汉口后补给的，到参加罗王之战前，有的武器还没开箱哩。另外，第六十四军虽有老兵打底子，而且这些老兵都是李汉魂手把手用七年时间训练出来的，但新兵蛋子也有不少，他们初上战场，缺少和日军对抗的实战经验。
再不满意，再有缺陷，这一仗也务必要打好，否则广东子弟将颜面无存。
三攻罗王
5月25日，李汉魂亲自赶到前线督战。随同观战的，还有一群或从徐州退下，或自郑州赶来的中外记者。
罗王地方不大，却比兰封城还要坚固。在罗王车站和罗王寨外围，均建有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永久工事，什么炮兵掩体、机枪掩体，还有人员器材的掩蔽所、指挥部，一应俱全。以前你拿来挡日本侵略军，现在日本侵略军拿来挡你，东西还是一样的东西，只是随着攻防转换，主人掉了个个儿而已。
不过只要有重炮，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因为“东方马其诺”并不是真的马其诺，双方的标准和规格差得实在太远，而土肥原由于推进过快，还没有来得及把炮兵部队集中至罗王。
你没炮，我有炮。
李汉魂将重炮推到工事附近，进行近距离轰击。一看到日本侵略军的火力网被压制住，粤军步兵立刻哇哇大叫着持枪冲锋。
半年前，广东兵也在南京外围冲过、喊过，那是求生之路上发出的绝望嘶喊，如今则是复仇和争胜的号角。
冲锋，某种程度上是伤亡的累加，粤军伤亡枕藉，李汉魂觉得这样不行，又把部队召回来。
重炮，继续轰击，不允许给鬼子留下一点屏障物。
看到外围的防御工事全部被炸塌轰碎，李汉魂又发动了二次进攻。
粤军后脚刚刚进入罗王车站，前脚退出的日本侵略军却又杀了回来，双方扭杀在一起，炮兵反而无处着力，只能看着干着急。
土肥原师团的主力部队，其拼杀能力自然不是盖的，硬是又把粤军给挤出了车站。
经过两进两出，粤军官兵已是尸横遍野，光在指挥所里听听伤亡数字，已是心惊肉跳，更何况李汉魂就在一线端着望远镜观察，战场惨烈情状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李汉魂说他当时不但落泪，而且还“涕泗如泉”，似乎有些夸张，但如果联系到他后来笃信佛教，设身处地想想，确有如刀割肤的感觉。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真正的战场，本来就是一个折磨人良知的地方。
时间从午后过渡到傍晚，残阳如血，硝烟飘荡，罗王依旧难以攻下。
罗王是个重头戏，无论如何得唱好。继李汉魂之后，薛岳也亲自来到第一线，进行现场办公。
日本侵略军的外围工事都被炸光了，据点却还拿不下来，缘于土肥原师团实在很能打仗，粤军即使前仆后继，后继如潮都没用。
这张中国士兵的肖像曾闻名于世
薛岳了解情况后，马上给附近其他各部队下达命令，要他们加强进攻，以牵制和分散土肥原师团在罗王的力量。
彼弱了，我们还得强。老虎仔操着广东话，跟前线战壕里的广仔们一聊天，得知由于后勤输送不理想，有的小伙子已经超过一天没吃饭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饭，还如何能打仗。薛岳马上拿起电话，要求赶快送饭。
兵团总司令亲自催问吃饭的事，后勤部队就是迎着鬼子大炮也得把饭送上来，粤军由此士气大振。
李汉魂当着薛岳的面，下达了三攻罗王的命令。
吸取前两次的教训，李汉魂要求，这次炮兵必须跟随步兵一道前进，到接近车站时再发炮，直到把站内也轰到荡然无物时才允许步兵进站。
等炮声一歇，日本侵略军当然还会反冲过来，但粤军这次打定主意不退了，作战意志坚忍不拔，令对手也为之惊诧。
关键时候，胡宗南助阵，他从罗王寨侧后迂回插入，使得在罗王寨指挥的土肥原大惊失色。
前门顶不住，后门眼看也要上闩，再不跑就要被包围了，能跑快跑吧。
5月28日，李汉魂收复了罗王。
在罗王寨日军指挥所，李汉魂发现了许多日本侵略军遗弃的文件，其中有一件战利品令人眼前一亮，这是土肥原自佩的指挥刀。
日本军刀，质量通常都在上乘，土肥原的刀，那更不是开玩笑的。拿一叠二十枚的大铜元放在桌上，军刀挥过，全部一劈两半。
连腰间宝刀都丢了，足见粤军进攻时的迅猛坚决和土肥原逃命前的慌乱。
在收复罗王的前一天，兰封也失而复得，薛岳打通豫东陇海走廊的初衷基本实现，原先被阻断于商丘的四十二列火车和大批物资经开封、郑州顺利西撤。
不能没有运气
光全身而退已经不是老虎仔的最大目标，他如今的愿望是擒住土肥原。
罗王让你侥幸钻了出去，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要继续把你的喉咙扼住，直到你脸色发青发紫为止。
接下来，薛岳要切断的，是土肥原的生命线。
在攻下兰封和罗王后，胡宗南直捣土肥原控制的第三个大寨——罗王以北的曲兴集。
虽然胡宗南部队的番号仍然是第一军，但与过去相比，却已是一天一地，里面大部分都是新兵。这些新兵，有的还没有完成训练，有的则是连枪都不会放，本质上还都是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农民。
新兵要成为老兵，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须练成老兵之胆。偏偏第一军刚刚上来，就在火车上遭到日本侵略军袭击，而且还是土肥原师团这样的强悍部队，一下子便把胆给打没了。
许多新兵成了惊弓之鸟，一听到炮响，第一反应就是四处乱跑，当官的都不用指挥打仗，光收容部队就一头汗。
胡宗南亲至第一军督阵，见此情景决定到开封去搬救兵。
路上被日本侵略军发觉，遭到炮火轰击，东西南北，一时间到处都响彻着炮弹的轰鸣声，他的汽车不得不像穿越雷区一样，左右摇摆，犹如蛇行，而一些随从幕僚们更是被吓得缩头缩脑，面无人色。
胡宗南确有大将风度，他并不惊慌，关照司机：开快些，马上就能脱离危险。
随后看了看身边那些幕僚：镇定点，不要让小兵看不起你们。
吉人自有天相，胡宗南毫发无损地回到开封，而他要搬的救兵是第二百师派到前线来的坦克部队。
大家不要怕，我有铁家伙在前面给各位壮胆。
曲兴集是座大寨子，围墙很坚固，而且驻守着大量日本侵略军，胡宗南实在也攻不进去，只能暂时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
土肥原的氧气管不在这里，在曲兴集更北的黄河渡口，那里才是他的给养输送地。
胡宗南绕过曲兴集，集中全部力量，一拳砸了过去。
坦克战车开路，步兵随后，原来畏惧不前的新兵们胆量终于上来了，冲！
黄河渡口的克复，完全卡断了土肥原与北岸的联系，使土肥原师团真正沦落成了被薛岳兵团包围的孤军。
所谓奔袭，最怕的就是失去后方，特别是像土肥原这样的机械化师团，若无汽油接济，坦克和汽车都只能沦为一堆堆废铁，其惨况可对比台儿庄大捷。
此外，还有粮食、弹药，没了它们，都是能要人命的事。
发动千里奔袭以来一直春风得意的土肥原，终于陷入了梦魇一般的境遇，虽然脸上还不至于露出青紫色，但呼吸显然已经相当急促了。
兰封和罗王寨被攻克，曲兴集被包围，他只能缩进第四个大寨，也是最后一个大寨——三义集里面。
薛岳把攻克三义集的任务交给了桂永清，后者现在相当于戴罪之身。
丢失兰封，最早追查的就是龙慕韩在撤退前，有没有请示过上级，结论是没有，马上撤职查办。但即便如此，桂永清也不能逃脱领导责任，被要求听候处理。
桂永清真是够倒霉，一跤跌在兰封，后来还被师出同门的宋希濂给说得一钱不值。
古今中外，向有文人相轻的说法，然而如果你举着放大镜细细观察，文人圈子以外的那些圈子也大抵如是。
军人也会相轻，而且相轻得还要厉害。比如宋希濂素来就“轻”桂永清，也包括“两师一总队”出来的王敬久、孙元良这些人。
原因嘛，说穿了也没什么了不得，无非就是大家从资历到水平再到战绩，都差不了多少，一个被窝里滚出来的，没有说谁落谁一大截子的情形，而关键位置又只有那么几个，不抢还能咋办？
宋希濂能当上军长，就颇富戏剧性。这个缺儿原先是王敬久的，蒋介石要调王敬久到洛阳整训，可是王敬久却闹情绪不愿意去。
他不去不是嫌官不大，而是怕受人领导。
即将领导他的是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祝绍周曾在第八十七师当过参谋长，彼时的王敬久官居副师长，是其上司。
军队里素重等级，一级级上去都是要有说法的，有的甚至就得一个个数身上落下的伤疤。自己枪林弹雨，从淞沪会战打到南京保卫战，九死一生，差点把性命丢在南京城，这祝绍周也没在前线打过什么仗，怎么就恁地蹿到前面去了，王敬久想来想去，怎么也绕不过这个弯。
机会只有一个，你不去，人老宋可就去了。
在兰封战场，宋希濂和桂永清同为军长，但桂永清是货真价实的军长，宋希濂却一直只能指挥一个师，跟师长差不多，当然不高兴。
桂永清败走兰封，老宋肚子里是颇有些幸灾乐祸的，他后来甚至认为桂永清之所以没被判处极刑，完全是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从中袒护的结果。
其实这就叫站什么位置说什么话，设若当时当地，让宋希濂守兰封城，结局并不见得就比桂永清能妙到哪里去，他叫冤喊屈的声音可能还要响还要大。
桂永清倒霉，某种程度上对宋希濂来说倒的确是有利的，后者在军长任上重又实至名归，原属桂永清指挥的第八十八师等部队都拨到了他麾下。
桂永清丢了兰封，宋希濂负责收复兰封。其实他在战术使用上也没什么新鲜招，无非是先用炮轰，然后再用步兵登城。
但妙就妙在老宋有运气。本来兰封城里有一个日本侵略军联队，轮到他攻城时，却已有一半兵力调出城外，所以城里只有一个大队。
就算这样，宋希濂连攻两天，兰封还是没能攻得下来。
于是继续靠运气。
由于薛岳兵团四面开花，土肥原师团控制的四个据点没有哪个不遭到攻击，因此兵力捉襟见肘，焦头烂额之下，土肥原只得命令那个大队也撤出兰封，以便增强三义集等大寨的防守能力。
日本侵略军撤退，宋希濂不仅得以顺利收复兰封，还缴到了步机枪和十多匹军马。老宋自己牵了其中一匹，并且特地搞了一把怪，正经八百地给新坐骑起名“土肥原”。
有时候打仗不光要靠本事，恰如其分的那一点点运气绝对是少不了的，如此说来，宋希濂的运气真是好到出奇。
与此相比，桂永清的运气却是背到极点。薛岳让他进攻三义集，说好听点是给机会，让你将功赎罪，但是这个“机会”也太高难度了。
三义集是土肥原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又是他最后的栖身之所，大部分外围部队都收拢到了这里，绝对是四个据点里最难啃的骨头。
即使再难啃也得啃，因为除此之外，他已别无选择。
桂永清身背处分令，将所部将官全部召入大帐。
我们必须攻克三义集，如果完不成任务，营长以上均以抗命论罪！
命令很严厉，原教导总队和德械师的官兵们也豁了出去，“消灭第十四师团”“活捉土肥原”的口号震天动地。
缴一匹这样的“土肥原”骑骑倒也很过瘾
三军舍生忘死，一度突入三义集主阵地一角，但自此以后就再也前进不得。
最后，连前敌指挥官也受了重伤，被士兵用木板抬了下去，这个样子，不仅不能以“以抗命论罪”，还得记功。
桂永清咬牙切齿地要收复三义集，可现实是残酷的。由于中苏联合空军的主力必须用来保卫武汉，因此自兰封会战发起以来，前线战场的制空权一直牢牢掌握在日本陆军航空队手里，掩护蒋介石到郑州督战的七架飞机被派往前线侦察，竟全部被击落。
从郑州到开封，从平汉线到陇海线，窜来窜去的都是日军飞机。有了这些披着膏药旗的乌鸦在天空盘旋聒噪，任你再强，白天都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再看看本部士卒，无论教导总队还是德械师，都已是伤痕累累，部队实力挫伤严重。
桂永清不是纸上谈兵的将帅，实际情形就摆那里，所谓困兽犹斗，你就是豁出老本不要，短期内也难以捣掉人家的巢穴。
只能像曲兴集那样，继续围，继续攻，当然还只能晚上攻。
破罐子破摔
土肥原失去黄河渡口，又被困在三义集、曲兴集这两座村寨里面，已全无刚出场时那股千里奔袭的气势了。
这家伙一路狂奔，曾忙到脚踢后脑勺，一不留神，脑袋却真的被人踹上一脚，最终由神功附体的典型沦落成了缩成一堆的可怜虫。
在黄河对岸，看着原本顶呱呱的爱徒陷入绝境，香月那颗小心脏也早就被挤对成一片一片的了。
本来想玩儿一手漂亮的，没想到结局竟如此惨不忍睹，这令第一军司令官悲愤至极。
悲的是，自己近在咫尺，想救却没法救。
本来香月手中还有一个龙山第二十师团，但自徐州会战开始后，阎锡山第二战区就从晋西出击，将分散驻守各个点的龙山师团压缩围困了起来。
第二战区的部队不是游击队，那也是正规军，机枪大炮都有。龙山师团被围住后，一筹莫展。香月求爷爷告奶奶，想让寺内派兵增援，后面那位不仅未给一兵一卒，甚至还釜底抽薪，把土肥原师团调去了徐州战场。
在寺内眼里，只有徐州、军功还有面子，至于香月的死活，则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龙山师团起初还能依靠飞机得到一些补给，后来北方下起大雨，飞机来不了，这些分散各地的部队便断了炊。
不能不吃饭啊，鬼子们把周围能吃的东西全吃掉后，只得向难民学习，啃树皮和青草充饥。
到土肥原被困的时候，龙山师团也快饿死了，哪有气力集中起来，去对岸援救这个落难的兄弟？
香月更多的却是愤。
这么多天来，都是土肥原一个人在兰封突来突去，直至被薛岳关进笼子，自始至终，“华北方面军”根本就没花力气配合，否则薛岳也就不会心无旁骛地连着发起两次大围攻了。
此时，徐州的庆功会已经开完，寺内也醒了过来。
徐州虽然已侵占，大的油水却未捞到多少，不仅如此，陇海线还给对方重新打通了，物资人员被抢运一空，眼下甚至连土肥原师团都几乎成了对方的网中之鱼。
谁能想到啊。
想不到是因为蠢，但寺内绝不会认为是他自己蠢。
香月，谁让你去攻开封的，我要你打商丘，你却违令而行，怪得谁来。
这种节骨眼上，不讨论如何把土肥原给捞出来，却首先对自己一顿训斥，香月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索性来了个破罐子破摔，把陈年旧账都搬出来，大揭寺内的老底。
在徐州会战前，香月曾让土肥原对韩复榘、石友三、万福麟、商震等人进行过暗中联络，商量大家“你不打我，我不打你”，本来事情都快要成了，却让寺内横插一杠子，硬要人家明着当汉奸，结果最后除了把韩复榘逼上绝路外，其他那些人都上了“梁山”，拿起刀枪和“皇军”真干了起来。
到了这步田地，寺内又开始后悔，让土肥原继续“开展工作”。可是如今双方都杀红了眼，韩复榘死了，其他那些人也大多被裹卷到作战序列里面去了——连土肥原自己都杀了商震那么多人，你想商震还会接受他的“暗中招纳”吗？
香月越说越激动，已经刹不住车了。
徐州不过是空城一座，你们全都扑上去有什么意思呢？还庆功，那感觉就跟在方便面里吃到卤蛋，以为中了大奖，其实人家每袋方便面里都有，连生活中的小惊喜都算不上！
正是因为孤注一掷，把力量全部用到了徐州一线，华北后方才会如此空虚，龙山师团由此苦不堪言，不得不靠啃树皮、吃青草过日子。
都是最不能揭的伤疤，都是最不入耳的语言，但是寺内一直在听，连反驳都没有一句。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继续说。
香月完全没有意识到气氛的急剧变化，他搜肠刮肚，一吐为快，渐渐地竟把矛头直指寺内本人。
时至冬季，有的前线部队还未穿上棉衣，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及其司令部人员，却早早地就穿上了新棉衣，甚至还有穿高级防寒服的。
另外，请问司令官阁下，指挥作战时，您是在平津后方的时间多呢？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多呢？
寺内大部分时间都在平津，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堂堂军司令官，总不可能跟小兵待在同一个战壕里吧。可是照香月含沙射影的说法，这竟然也成了日本侵略军在徐州会战前后失策的原因之一。
香月认为是在往寺内的伤口上撒盐，却不知道自己当天的言行简直就像被毛驴子踢了一样。
寺内的心胸什么时候会宽绰起来呢？他之所以能捺着性子听下去，是要让你“原形毕露”，以便算总账。
全都听明白了，原来就是想找我寺内的别扭！
看来，你的不听约束，绝非无意之失，那是长期以来利令智昏的必然结果，不削绝对不行了。
寺内要抓香月的把柄，现在轻轻松松就能抓到。
第一，没有依令封住商丘，致使五战区跑出那么多部队，不是我寺内的过，而是你香月的错。
第二，冒冒失失地搞什么“千里奔袭”，袭没袭成，却几乎陷土肥原师团于绝境，错在谁身上，也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有此二错，足以定罪。
土肥原师团被困的第二天，香月就遭了难，被免去第一军司令官之职。
两个月后，兰封会战结束，香月被编入预备役，从此跟前线打仗彻底没了缘分，只能在睡觉做梦时，才能偶尔回味一下当初在华北指挥作战时的“威风劲儿”了。
接替香月的，是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梅津向以性情温和著称，连中国外交官都说他“既亲切又斯文”，与头上长角的香月相比，这无疑是一个蔫巴的角色。他一上任，底下就再没人敢对寺内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了。
十万火急
对薛岳兵团发动第二次围攻的进展情况，前方将士都还算满意，可是坐镇郑州的蒋介石却显得心急火燎。
太慢了！
前后十二个师参与围攻，土肥原师团现在至多也只剩下五六千人了，十几万人怎么就拿不下五六千人呢？
我告诉你们，靠这种水准，就算侵占了三义集，也只会在战史上留下千古笑柄。
十几万人攻城而不能克，这在中外战史上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毕竟你才攻了两三天，又不是两三个月，而对方也并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依靠飞机仍然能获得补给。
所谓“千古笑柄”云云，只不过是蒋介石的激将法，但其也确实看出了危机所在，那就是在三义集屡攻不克的情况下，战场形势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子晚年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就是《周易》，乃至到了“韦编三绝”，连竹简上的牛皮绳子都屡次被弄断的地步。
老夫子如此钟情《周易》，当然是因为这本相传为周文王所著的古籍，实在有太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按照《易经》的论断，任何事情到了顶点都可能转向其相反方向，纵使你到达“飞龙在天”这样的绝佳意境，随后也一定会遇到“亢龙有悔”的尴尬。
薛岳兵团尚未能够“飞龙在天”，可是俯瞰全局的蒋介石已能看到种种不祥征兆。
能够围住土肥原，说到底是钻了寺内和香月配合的漏洞，当对方一旦醒悟过来，围攻的时间就不能以天计了。
蒋介石的全部担心，其实均系于商丘能不能守住，那里原先算是徐州的西大门，现在就得看做豫东的东大门了。
商丘能保，还有时间，商丘不保，一切免谈。
5月29日，商丘被西进的“华北方面军”占领。
蒋介石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此时他已飞回汉口，立即给薛岳打来长途电话：十万火急！即刻停止围攻土肥原，组织全军撤退。
在电话中，蒋介石再三告诫薛岳，假如再不变更部署，整个薛岳兵团，包括一战区所有部队，必遭敌人歼灭，将为兵家所齿冷。
薛岳明白，那个极短暂的制胜之机已一去不复返。
如今不是淞沪会战的时候，十几个师对阵土肥原一个师团已是竭尽全力，若是一下子又冒出两三个师团，大家全都得被逼到绝路上去。
停止围攻，即刻撤退。
撤退令下，前方不明究竟的将士禁不住连连叹息：打了胜仗怎么还撤退，这不等于放跑土肥原吗？
三义集前，桂永清欲哭无泪。
只有他知道这个命令对自己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什么都结束了。
桂永清永远失去了弥补过失的机会，这个“铁卫队”的总头领最终也没能从泥潭里拔出脚来，他被免去军长一职，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得以重回军界。
他的部下龙慕韩的命运则更惨，在武汉遭到军法审判，被判死刑，是抗战中第一个因作战不力而被处决的蒋介石嫡系中将师长。
火攻还是水淹
对于中国统帅部来说，围攻土肥原，是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若是真的要在豫东平原上与具备机械化优势的日军主力决战，那就是一傻到底了。
所谓精锐，所谓主力，手里也就剩这么一些，在河南打完了，武汉那里就空空如也，还怎么组织武汉保卫战？
可是这时候你就算想走，也不是一时间就能脱得了身的。
在此之前，日本统帅部曾向寺内下达命令，要求在整个徐州会战进行的过程中，必须以商丘或至多以兰封为界，未经批准，不得越界作战。
这一切，在裕仁和近卫内阁看来，当然是为了让对方有时间给他们写顺表，所以要留出余地，而参谋次长多田骏仍然指望在继续谈判失去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及早从中国抽身。
可是寺内说：不！
香月虽然早已滚蛋，但他说过的那番话还是大大刺激了这个自命不凡的老小子。
你香月不就是想露一手给我看吗？结果开封还是拿不下来，我现在不仅要拿下开封，还要直取郑州，不仅要直取郑州，还要由北向南，打下武汉。
如此一路猛追，先前从徐州突围的五战区部队，在兰封围攻土肥原的薛岳兵团，一个都别想逃，等这些人马被统统干掉之后，请问中国究竟还有多少主力，他们还能不投降吗？
寺内当年权倾朝野，统帅部的一纸限令对于他来说算个，说扔一边就扔一边了。
6月2日，“华北方面军”越过兰封，继续向西追击。
兰封会战，土肥原这只胖狐狸被薛岳关在笼子里好多天，憋得连气都快透不过来了，放出来后真是恨得牙痒痒，自告奋勇做了前锋。
土肥原师团是纯机械化师团，只要补给跟上，给汽车和坦克加足油，在平原之上确能收到以一当十，甚至当百的功效。
土肥原在前，其余部队紧紧跟上，从不同方向分进合击。
又是大撤退，又是对机动能力极其薄弱的中国军队的一次严峻考验。
要撤出前线的作战部队尚有十万之众，免不了你推我挤，偏偏老天还不帮忙，连日阴雨，道路泥泞不堪，官兵纯靠一双腿在跟日本侵略军的机械化赛跑，因此个个疲惫不堪，部队士气甚是沮丧。李汉魂的粤军在攻克罗王时曾勇气惊人，此时也已乱七八糟，秩序混乱。
等退到郑州时，一战区司令部发现这些部队已无继续作战的勇气，而曾经屯集精兵强将的一战区，再也拿不出一支有把握的力量来进行阻击了。
早几日的天空还艳阳高照，如今却连檐前都挂了厚厚一排冰凌。
程潜在郑州组织一战区的高参们日夜商讨对策。既然人的力量已经不好使了，就只能使用自然力。自然力中最见效的无非两种，除了火攻，就是水淹。
火攻策：到实在无法可守时，将郑州付之一炬，让日本侵略军即使夺取郑州，所能得到的亦不过是焦土一片而已。
水淹策：在郑州北面附近挖开黄河堤，实施水淹七军的战略。
说是火攻，其实伤不到鬼子，伤的是自己，倘若水淹，既能保全郑州，也能阻断并杀伤日本侵略军。
程潜经过反复权衡，最终选定了水淹一策。
地狱之门
所谓水淹策其实并非程潜首创，早在“七七事变”时，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就建议，为了阻止日本侵略军由北向南发动进攻，应该及早将黄河决堤。
老外不知轻重，说得可真够轻巧。
黄河发大水在历史上虽是常事，乃至有“三年两决堤，百年一改道”的说法，可那毕竟属于自然灾害，堵和防还来不及呢，你还真敢自己炸开？
金木水火土，《易经》里的“水”，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生命之源，那是一种险的象征。就像《魔戒》里召唤鬼兵一样，你想以水为兵，但极可能同时打开的，是一座地狱之门。
然而世上的事就是如此诡异，你越不肯，它就越要逼着你上。
程潜将他的想法呈报蒋系统帅部，蒋介石召集幕僚商讨，不到一个小时便有了结果：豁出去，干！
这么重大的事，口头同意还不能作数，程潜又以正式电文进行请示，经蒋介石批复后才正式进入实施。
6月9日，在多次决堤失败后，施工部队终于成功地炸开了花园口。
这时，开封早已失陷，郑州以南的铁路也被“快速挺进队”给炸断了。
其操作手法与徐州会战后期别无二致，都是要依靠日军的机动优势，以迅雷般的速度来截断中国军队的后路。
花园口被炸开前，华北很多天都没有下过雨，黄河也正值历史上罕见的枯水期，但是决口放水之后，忽然下雨了，还是倾盆大雨，黄河伏汛鬼使神差地如期赶到！
一个新的黄河出现了，它将刚刚还如入无人之境的日本侵略军一截两半。由于泛滥区仍在不断扩大，被隔于新黄河东岸的日军仓皇撤退。
原来就怕自己跑得不快，领不到头功，现在则是适得其反。所有机械化装备，包括坦克、汽车、火炮，全都成了累赘，只能任其沉入水底。
尽管抛掉了重武器及随身辎重，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日本侵略军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员和马匹被水冲走。
花园口决堤使得日军狼狈不堪
在新黄河的西岸，除了土肥原师团一部外，京都第十六师团也有五个大队被隔于岸边，而且几天之后，粮弹都出现了匮乏。
张自忠等多支部队此时就驻扎在附近，见此情景，立即“趁火打劫”，向被切断后路的日本侵略军发动猛攻。
土肥原师团骑兵支队因为突得最前，第一个倒霉，骑兵全数被灭，四百多匹东洋马和四门野炮成为战利品。
被抛弃于西岸的日本侵略军至此成为过街老鼠，连各县自卫团都跑出来，协助正规军进行追击。其中有个自卫团仅日军骑兵的马鞍子就拉了几大车，汉阳造和老套筒全部换成38式，每个小分队还有一挺歪把子机枪，真正是拿鬼子的装备武装了自己。
寺内瞠目结舌。
别说从北向南侵占武汉，就算是侵占郑州都再也不可能了，把部属从对岸捞出来才最为紧要。
本来用于强渡黄河的工兵部队和舟艇全都被调过来，用于援救西岸日军脱困，后者的残余部队担惊受怕，好多天后才坐着船逃回了东岸。
自然力总是让人敬畏，在它面前，人类永远是那么渺小卑微，所谓的强者也很快会变成弱者。
对于蒋介石和程潜等人来说，黄河决不了，着急，可是成功决堤之后，在庆幸之余，又留下了心病。
在督工决堤时，为了摆脱这种心理阴影，施工部队还现场导了一段民间版的小品。
大家正挖着呢，忽然有一个兵往地上一倒，然后口吐白沫，嘴里大叫：我是龙王爷，久困在这里，今天要从这里入海了。
戏演得十分逼真，酷似我们耳熟能详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不过这个也就只能骗骗自己人，你要拿来应付新闻媒体，那就只能引人发笑了。
当然还可以这样解释，决堤是为了先发制人，防止日军先炸堤来淹我们。可现实的问题是，对手占有压倒性优势，人家根本就犯不着动用水兵。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花园口决堤对外的统一口径为：敌机炸开花园口河堤，官兵正在奋力抢堵中。
施工部队摇身一变，由决堤阻敌的始作俑者，又变成了抗洪抢险的英雄。
相对于那个疑似水龙王附体的小品，抗洪抢险可是一场大戏，因为它得经受住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的检验。
程潜专门调来两千民工，众人煞有介事，搬石块的搬石块，扔草捆的扔草捆，在记者们面前一本正经地进行着表演。
民国时候的记者也不是好忽悠的，看得极其认真，而且你不要他问的问题瞎问。有一个哥们儿更是离谱，他在看过临时造出来的“日军炸弹痕迹”后，忽发感慨——
此弹痕不过一米左右深，而这个堤岸却有二十多米厚，就算轰炸机都轰在这同一个点上，是不是能把河堤炸开呢？
真想踹这记者一脚。
来做戏的人没一个答得上来，只好装傻充愣，啊吧，啊吧，啊吧吧，糊里糊涂混过去。
记者和舆论就这么糊弄过去了，日本人被“栽赃”了也有苦难言，第一战区自程潜以下幕僚，当时也都认为这是情非得已的最佳方略。
可我还是听到了黄河两岸的阵阵哭声。
滔滔黄河水，瞬间成灾。虽然在决堤时，一战区即安排了沿途居民迁移，可是仓促之间，搬一个家哪有这么容易，何况有很多人安土重迁，是死也不肯离开故土的。如果要搬要逃，在那种兵连祸结的情况下，他们也早就走了。
一位视察黄泛区的官员沿途看到，黄河所过之处，甚至有全村乃至全乡遭难的，真是惨不忍睹。
家园至此被完全改变了模样，无数生命破碎在了洪水之中。
遥望这段历史，仍然会带给我们阵阵痛楚。在花园口决堤将近十年之后，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呈现于他们眼前的黄泛区，仍然是一片汪洋，见到的村庄根本找不到人，宛如一座座鬼村。经历过长征的陈再道伤感地说，红军三过草地，尚能见到青草，可是在这里，连青绿一些的颜色都难以见到。
毫无疑问，无论到什么时候，花园口都会是一个永远无法绕开的沉重话题。
第三章 勇敢的心
6月15日，近卫召集御前会议，进行专项研究。
研究的还是那个让他们头疼和纠结了无数次的老问题：中国究竟落到什么地步，或者说哪些地方被攻下来，才能够摇白旗投降呢？
上海被否定了，南京也被否定了，最后以为是徐州。
从徐州会战到兰封会战，再到花园口决堤，日本侵略军死伤了三万两千人，约合两个师团，徐州也总算攻下来了，可是蒋介石军队仍然没有一点肯服软的迹象。
显然，徐州也不是，那就只有武汉了。
内阁大臣们认为，中国说大也就这么一块地方，要是能够把武汉和广州，特别是武汉侵占下来，蒋介石不服也得服。
近卫一锤定音，这回要把日本全部国力都集中起来，争取一劳永逸，一年之内完全解决“中国事变”。
到此为止，已经没有人记得局部化及不扩大政策了，这个窟窿越捅越大，再也难以补上，中日之战开始正式演变成全面战争。
6月28日，“华中派遣军”沿江而上，攻破了马当要塞。
马当号称“水上马其诺”，从南京沦陷开始，中国统帅部先后投入施工人员将近八百多人，花了一年多时间修筑，满以为足可抵挡一阵，不料几天工夫便宣告完结。
马当是九江的屏障，马当一失，九江岌岌可危。
马当守军用重机枪进行阻击，但仍未能守住要塞
“保卫大武汉”“保卫大武汉”，口号喊得震天响，谁也想不到，仅仅一个月时间，人家已经侵占到了你的鼻子底下。
蒋介石把驻守九江的令牌交给了张发奎。后者是当年的“铁军”军长，薛岳的老上级，而且也参加指挥过淞沪会战，应该是最佳人选。
九江称得上是个好汉云集的地方，此处古称江州，既有山水美景，又有鼎盛人文，所以施耐庵才会把“梁山好汉劫法场”的重要场景安排在这里。
那正是梁山泊兴盛的开端，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黑旋风”李逵拎着两板斧，“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的生猛和火暴。
张发奎也在九江拎着板斧砍过人，不过他砍的不是“江州军民”，而是孙传芳，后者被他砍得狼狈不堪，节节败退。两个月之后，张发奎便在武汉因功由师长升为军长，成就了北伐“铁军”的辉煌一页。
说九江是张发奎的福地也并不为过。
祸福相生，是你的福地，就必然是别人的祸地，比如即将上场的对手。
重排棋局
虽然成功地攻破马当，但日本侵略军此间受到的损失也着实不小，海军被击沉击伤九艘军舰，被迫增派舰队，而负责地面侵占的台湾旅团一仗就有五百多人被打死在马当要塞之前，湖水为赤，不得不就地补充兵员。
九江一战关系重大，中国军队肯定要全力以赴，能不能顺利拿下，日本统帅部的一帮头头脑脑们心里打起了鼓。
日本人是很重视总结经验教训的。在他们看来，先前对华情报工作过分偏重于人，也就是大家都热衷于掌握和分析“中国军阀”的动向及其相互关系，像土肥原、板垣等“中国通”，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地干着的都是这个活。
画地图的工作也做，但是主要集中于北方，南方的“地势调查工作”做得相对糟糕，由于用兵时未能有效掌握地利，结果两次淞沪会战都打得太苦，没能以闪电的速度将中方一击倒地。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既是有名的“中国通”，又熟悉南方地理，还有打仗的经验和资历？如果由这样的人来指挥九江乃至华中战场，未来的战争将不至于陷入过去的困境。
按照这个标准，日本军部拨过来拨过去，终于找到一位。
冈村宁次，毕业于陆大第二十五期，是继板垣、土肥原、矶谷之后，“荣耀的第十六期”中最重要的成员。
冈村宁次是“荣耀的第十六期”中最重要的成员
很多日本将军早期都参加过日俄战争，冈村也不例外。第一次作战，他以小队长的身份指挥队伍在森林里和俄国人交火，由于视野受到限制，便爬到树上去进行观察，这时有个部下对他提出了忠告。
这个部下告诉他：打仗不能光会逞英雄，要会动脑子，你站在高处指挥是很危险的。
那时候的冈村还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他能做人家的上级，纯粹是因为刚从军校出来，那个部下才是饱经战火的老兵。
冈村从此就把部下告诫的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每仗都尽可能动足脑筋，用足谋略，这也是他后来被称为日本军事天才，在军事成就上远远超越其他日本将领的重要原因。
不过日本军部当初并没想到冈村还有这一手，他们只知道，冈村十多年前在九江一带混过，而且当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在日本现任将军中没有第二人有此履历。
事实上，冈村跟张发奎也算是老相识了。当张发奎挥斧猛砍孙传芳的时候，这位军事顾问同样抱头鼠窜，不知往哪里躲好。
忽然看到江面上有日本海军的军舰，他赶紧上前呼救，可是人家不让上。
原因是冈村穿着北洋军服，那时候孙传芳的军队里有好些人都是留日学生，会几句日语的不在少数，日军水兵就认为这厮是冒充的日本人，被逼急了想来搭顺风船。
跟小兵说不清楚，冈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幸得一个海军军官走上前，问明事由后才放下软梯予以收留。
十多年过去，如今海军军官成了舰队司令官，而他当时无意中搭救的“军事顾问”也不得了，冈村此前已经是关东军仙台第二师团师团长了。
你可以说冈村是张发奎的手下败将，但这一说法其实既不完整也不确切。内战之中，北洋军打不过北伐军，就算旁边有日本顾问可以帮着画图纸、做方案，又有什么用？
日本统帅部认为，冈村对九江及华中地区的人情地理十分熟悉，“华中派遣军”要想顺利攻取武汉，下面缺不了这样的大将之才。
冈村随后便被调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专负指挥华中战场之责。7月19日，他搭乘海军旗舰，从南京溯江西上。四天之后，到达了湖口前线。
仅仅这个姿态就让人刮目相看。因为湖口处于最前沿位置，对岸即为中国守军。一般来说，最高司令官很少有距离前线这么近的。
冈村此举，显示的是一种自信。
历史重新给昔日对手安排了一副棋局，九江那边是张发奎，湖口这里则是冈村宁次。
华中作战，不比北方，某种程度上，就看双方将领对山川形胜、地理构造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在这方面，别说一般日军将领，就连张发奎本人恐怕都难以与冈村比肩。
冈村当年的苦头不是白吃的，不光他自己记住了沿途景物，还从孙传芳身边偷到了无价之宝。
这是一张华中地区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系归国后效命于孙传芳的中国陆士留学生实地测绘而成。这些学生在日本专门研习过陆地测量，其测量和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因此所绘出来的地图也有别于那种毫无军事价值的“长江万里图”。
整个武汉会战，日军所使用的军事地图，绝大部分是该图的复制品。就当时情况而言，再找不到更详细的地图了。
对下赢这局棋，冈村信心满满，这个“南方中国通”甚至开始悠然自得地欣赏起湖口的风光来了。
大意失江州
其实光从双方兵力数量的对比来看，日军并不占优势。
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补充，台湾旅团已基本恢复元气。在此之外，冈村又从第十一军中增拨了一个第一〇六师团参战。
自淞沪战役打响后，日本在十七个常备师团之外，已经成立了包括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一师团在内的七个师团。可是随着占领区域的扩大，到处都需要警备部队，如果还要再侵占武汉，光增加这七个师团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
于是再扩再编，呼呼地又冒出了十个师团，日本陆军总量一下子达到了三十四个师团。
第一〇六师团就是这次为了侵占武汉而扩编出来的新编师团，看番号就知道了，其兵员同样来自于熊本第六师团的家乡。在当年的日本，凡是南九州的人差不多一个德行，全以好勇斗狠为能事。冈村或许就是看中了那一股子邪气，才把这个新师团列为前锋。
即使这样，整个九江之战，冈村投入兵力也仅为一师一旅，反观集结在九江的中国军队却有十万之众，仅军建制的部队就有好几支。
冈村能够这么镇定自若地观赏风景，不仅缘于他对九江的地形了然于胸，事先盘算好了即将开始的每一个步骤，还因为他比其他日军将佐更为冷静，而且更加善于琢磨一些细小环节。
自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司令官后，最让冈村感到担心的，并不是己方的战斗力，而是对方的士气。
他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军队屡战屡败，却越战越顽强，到台儿庄战役时，甚至被包围了都死不投降。
中国军队奋战到底
审问俘虏，一名中国军官告诉他，战场之上，如果被活捉，你们会杀俘，后退的话，督战队又会解决我们，所以只能死战到底。
这名被俘军官说的当然不完全是实情，但冈村似乎从中找到了奥秘所在。
原来如此。
联想到第十一军的主力全是参加过南京屠城的部队，自个儿就把“纪律严明”和“神兵”形象给掀了个底儿朝天，冈村认识到必须转换侵华策略。
他在第十一军打出了一个新的旗号，叫做“讨蒋爱民”，竭力想把自己打扮成一支“仁爱之师”。
据他的幕僚回忆，有一次冈村坐在汽车上，突然发现并抓住了一个掉队的中国士兵。这是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少年兵，脚上受伤后才掉了队。
冈村马上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对少年兵简短询问后，还安排他做了第十一军司令部的杂役。
这种偶尔作秀，属于千年万年才一次，冈村眼中的“军纪风纪问题”在基层部队中也从未有过根本收敛。不过这件事至少反映出这位“中国通”司令官已经用上了攻心术，这是他有别于其他日军将官的突出之处。
与之相比，张发奎在准备上明显不足。他的感觉似乎还停留在北伐时期，连对手究竟将投入多少部队都弄不清楚，至于九江周边哪些地方易攻，哪些地方难守，更是一头雾水。
十万人马，给他平均分配，沿着江河湖岸撒了一圈。这样表面看起来似乎万无一失，其实漏洞百出。道理很简单，处处防，也就等于处处防不住，没有纵深配备，只会给人家一触即破。
“铁军”军长实在太大意了，也许十多年前你可以小视面前这位“军事顾问”，可是十多年后如果再用这种眼光看人，老兄你可就要吃亏了。
7月23日，台湾旅团和第一〇六师团先后登陆九江。
口子被强行撕开后，张发奎立刻慌了神，因为他没有做二线布防，日军一登陆，就可以直趋九江城。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张发奎一连抽调四个师进行反击，可是手里的这两把板斧始终砍不中要害，不仅不能立驱日军入江，反而自己还把刃口给砍钝了。
这不是北伐时期，光有匹夫之勇已然不济事了。
7月25日，两支日军野战部队已形成了对九江钳形包围的态势。
冈村的样子摆得很吓人，却多少有些唬人的味道，“铁军”军长手里还有的是可供动用的棋子，包括尚未启用的军建制部队。
实在不行，九江以南还有薛岳第一兵团与之相衔接，你包围了我，说不定我还能反过来包围你，日军又是背水一战，对照兵法要诀，谁比谁更危险？
事实上，冈村对此战也不是全无担心，假如张发奎再坚挺一些，他就得考虑动用第十一军的更多部队了。
可是冈村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未及时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处于过分慌乱之中的张发奎即宣布全线撤军，九江随之沦陷。
撤退路上，各部队完全乱了套，张发奎所指定的依次撤退时间和路线形同虚设，大家你推我挤，混乱程度跟以往别无二致。要不是赣北山多林密，便于隐蔽，差点就被追击的日机统统做了点心。
仅仅三天时间，被视为江上重邑的九江就步了马当的后尘，真是不可思议。
武汉后方大受震动，作为败军之将的张发奎亦诚惶诚恐，他甚至一度想亲自到武汉去“投案自首”，接受军法审判。
张发奎不是黄埔生，那是“铁军”军长，粤军的旗杆，岂是你想罚就能罚的？所谓“投案自首”云云亦不过是矫情一下，给舆论一个交代而已，所以马上有陈诚上前为之说情，蒋介石顺水推舟，仅把表现不佳的几个师长予以撤职。
说实话，武汉会战的开局如此之糟，是蒋介石想不到的。不过这个世界上，想不到的事情实在多得数不胜数，岂止这一件。
比如冈村也有想不到的，他想不到的是在长江以北作战的熊本第六师团境况不佳。
依山为战
自参加淞沪会战并侵占南京后，熊本师团气焰十分嚣张，整天一副见人杀人、见佛灭佛的狂样。
在日本十七个常备师团中，原先最叫座的是板垣师团，可是台儿庄一战，让板垣师团威风扫地，熊本师团便扶摇而上，俨然已成为日本国内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这时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前师团长谷寿夫已被召回国内，接替他的是毕业于陆大同一期的稻叶四郎中将。
按照稻叶个人的印象，这个师团的官兵几乎个个都是魔，平时作恶多端，“非法行为”层出不穷，打仗时却也“英勇无比”，其他师团很少能及得上。
毫无疑问，在第十一军，熊本师团也是绝对的老大。冈村把它单独放在江北，就是相信该师团能一人干几个人的活儿，单枪匹马便能侵占武汉。
可是这个在南京城里杀人如麻的野兽师团如今却步履维艰，日子十分难过。因为这群野兽也遇到了自然天敌，说起来或许很好笑，只是一只小小的蚊子。
南方空气潮湿，特别是进入皖西鄂东地界后，除了山就是水，此外还有稻田，这种环境加上这个季节，便成了蚊子的天堂。
光被蚊子吸去点血倒也罢了，可怕的是，它会传染疾病，这就是疟疾，俗称“打摆子”。人生了这种病后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冷的时候盖几床被子都没用，热的时候可以热到你一个劲儿说胡话。
熊本师团前期没有遇到什么强敌，但被场外因素撂倒的不少，先后有两千多人患上疟疾，都上联队规模了，你要说这还不影响官兵的情绪，那就太假了。
熊本师团是第十一军的第一主力，江北进军就全指着它呢，所以冈村听说后很是着急。
知道这个师团骄狂得不得了，他便对症下药，专门向师团长稻叶发来一份训示，说是将来要让熊本师团负责单独攻取汉口。
稻叶也正在发愁，拿到训示后便遍示全军。
一夜之间，熊本师团仿佛置身于南京，感觉上又可以恣意杀人放火了，由此竟然大受鼓舞，士气也重新振作起来。
除了“捧”以外，冈村还专门为熊本师团量身订制了“尺蠖战法”。
尺蠖，就是那种颜色像树皮一样的恶心虫子，它在树上是一伸一屈爬行的。冈村允许熊本师团像这种虫子一样，实行间隔休整，即每战一周就休整十天，以便使他们不会过分疲劳。
这种待遇，在第十一军里没有第二个师团可以享受，属于特级护理。
江北属于第五战区防守区域，李宗仁因脸上枪伤发作，导致一只眼睛暂时失明，老猛仔不得不请假到武汉就医，其职务由白崇禧暂代。
经历过淞沪会战的惨痛教训，“小诸葛”如今越来越有孔明相，知道外战不同于内战，不能一味猛打猛冲，即使是拎着板斧砍人，那也只能是从前，现在人家比你还要猛还要凶，再玩这一招就不灵了。
台儿庄大战，假如不把全国的特种部队都集中调度过去，光凭大刀和热血，你干得过鬼子的大炮和坦克吗？
所以一定得动脑，要用巧劲儿。
在台儿庄，白崇禧找来的是重炮和战防炮，在江北，他看中了另一件秘密武器。
与战防炮不一样，这件武器无须投资，不要工本，可是绝对环保，绝对物超所值，它的名字叫大别山。
白崇禧依托大别山，将李品仙兵团全部部署到山里，对过路的熊本师团进行侧击。
太“阴险”了，不过真是聪明。
稻叶还不知道这一情况，刚上路时还一喜，因为公路上空空荡荡，既无人也无工事，给人的印象是守军早已望风而逃了。
但随后麻烦就来了，路边枪声不断，根本就不让你走安生了。等抬起头来找出处，那开枪的往山里一钻，无影无踪。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先头部队刚刚扎下营来，一场噩梦也随之开始了。
7月26日晚上，李品仙兵团突然从大别山上猛扑下来，发动了声势凌厉的大反击。这便是太湖之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太湖不是江苏那个知名的湖，而是安徽的一个县。
李品仙兵团以桂军为主体。后者有广西猴子之称，在大别山区作战，就跟在广西境内的十万大山一样熟悉，他们跳来跃去，与日军争夺每一座山头和每一处村庄。
广西桂军敢与“日本第一师团”进行较量
原本翠绿的山林在燃烧后变得一片焦黄，双方反复拉锯过的村庄则是房屋倾塌，弹痕遍布，其战斗的激烈程度让久经战阵的熊本师团看了也不禁为之咋舌。
桂军不光打得狠，频率还高，一共打了三天三夜，发动了近三百次大大小小的反击，平均每天一百次，别说吃饭睡觉，日本侵略军连解个手都没有时间。
熊本师团被打得号叫不已，等到后续大部队赶上来，李品仙兵团却已撤离战场，重新钻进深山去了。
人走了，可是仍然在不远处盯着你，随时准备再到你身上挠回痒痒。
补过之难
依山为战虽然打得漂亮，但毕竟只能从侧面袭击，要阻遏熊本师团向武汉前进，还得依靠正面阻击。
7月下旬，熊本师团跨过省，从安徽进入湖北，到了鄂东的黄梅县境内。
熊本师团是从合肥出发的，两个月内徒步行军才走了一千里，这要在平时，属于慢得不能再慢了。可你得看他们走的是什么路，天上不是烈日就是暴雨，地下则不是泥泞便是丛林，野外拉练，没有比这种更损耗体力的了。
光走路不行，还得打仗，前面的对手尚觉得不强，容易摆平，而后难度不断增强，刚刚摆脱李品仙在太湖的强力出击，在黄梅又碰上了刘汝明。
“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一共出了两个“罪人”，除了张自忠，就是刘汝明。
刘汝明是在徐州会战后期加入淮北兵团的。他打仗也格外卖力，可是他的运气不好，等到他上场的时候，正是第五战区整体进入低潮的时候，他再怎么拼命，也没有办法单独挡住日军坦克的集团式冲锋了。
徐州大撤退，人们都只知道一个张自忠，其实刘汝明也曾舍身作过掩护。
当时萧县被金泽第九师团攻破，那是大军撤退走廊上的一根柱子，倒下来的话后果很严重，白崇禧赶快让张自忠和刘汝明前去救急。
依靠两个前“罪人”的奋力一顶，五战区长官部及后续部队才得以安然通过萧县。
可让刘汝明气愤的是，张自忠之后基本洗脱了汉奸的罪名，自己却没能将功折罪，一直到武汉会战开始，“汉奸”阴影仍然不离左右。
本来刘汝明犯错的性质和得到的处分要比张自忠轻得多，然而一转眼，自己却成了垫底的，换谁心里都不好受。
陈诚曾专门派人到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任职。按理说，刘汝明属第五战区，陈诚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双方风马牛不相及，就算派人，也不用陈诚派，应该是由李宗仁或白崇禧派才对。玄妙在哪里，看到下面你就清楚了。
陈诚所派去的人，除了一个作战参谋，还有军统电台组！
在送那位参谋出发时，陈诚明确告诉对方：你此行的主要任务，不光是帮着刘汝明打仗，还要“建立政治上的联系”。
参谋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要让他监视刘汝明，一有异常情况马上通过军统电台向上报告。
说到底，陈诚还是怕刘汝明当汉奸。因为陈诚除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外，同时兼任武汉卫戍区司令，有协调全局的责任，万一刘汝明真的跟着鬼子反戈一击，就可能影响整个防线的稳定，两个战区到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刘汝明并不呆，他很快发现了其中用意，不由得大受刺激。
敢情张家口那事还没完啊！
因为新参谋与刘汝明实际也是旧相识，所以在他到任之后，刘汝明当着对方的面就大发牢骚，说我丢掉张家口没错，可是也不能说我一枪未放，是汉奸。
告诉你，我在张家口总共伤亡了一个师长、两个旅长、一个团长，阵亡了七个营长，这些人都不是自杀的，他们总不可能自己打伤自己吧？
可是刘汝明抗战不力，丢掉张家口，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处分令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他也知道一味强调伤亡数字说服不了人，徐州会战后期的那个段子又没几个人注意，于是只好从抽屉里翻出了过往的功劳簿。
他跟作战参谋同行，后者看到一个师长走路一跛一跛的，样子有些滑稽，就笑了起来。
刘汝明立刻正色相告：你千万不能取笑他，别看他跛了，可他是在长城抗战时跟鬼子肉搏时致残的。
又指着另一位师长，瞧见没，他也是在长城抗战时受伤的，只不过受的是轻伤，你看不出来而已。
接下来，刘汝明就差没指自己了——我也是长城抗战的英雄啊，罗文峪之战，率领这些人拿大刀砍过鬼子，难道你们都不记得了吗？
罗文峪之战是刘汝明一生的光荣
刘汝明或许会觉得很委屈，我犯的过错没有张自忠严重，徐州会战也卖力了，又有长城抗战的功勋，怎么你们还把汉奸帽子往我头上套，恁地不冤死个人。
光讲没有用，得看表现。
呆子沉下心来一想，是了，我跟张自忠的情况有些不一样，得一个个解套。
首先是身边人容易被盯上。
刘汝明二儿子的岳父原来在其手下当顾问，可是全面抗战开始后，老头子却投了日本人，当了伪军。
这就免不了让人产生怀疑：如此亲密的关系，别是你那亲家负责当“明汉奸”，而你自己留下来充“暗汉奸”，然后对我们里应外合吧？
刘汝明的回应很绝。
他不仅让二儿子离婚，与那个汉奸亲家翁一刀两断，还将两个儿子都派上战场，用高射机枪去打日本飞机。
这还不算，他后来又以军长的身份，将大儿子送去美国，不是镀金，而是学习飞行技术。
在海陆空三大军种中，空军向被公认是最危险的军种，尤其是中国空军，基本都是有去无回。因此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肯送子弟去参军的不乏其人，但送去学空军的寥寥无几。刘汝明却是特例。
大儿子学成归国后服役于昆明机场，最后果真以身殉职。这事弄得与刘汝明素无私交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也感慨不已，亲自去电安慰，还逢人就夸刘汝明此举了不起。
可即使做到这一步，仍然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一句话
每个人掌握军队的手法和习惯都不一样。在原二十九军中，张自忠以严著称，相对而言，刘汝明对待部下就松，但他们都能控制得住各自的部属。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惯性，轻易还比较难改变，犹如墙上的螺钉，本来很紧，你硬要拧松一些，那它可能会掉下来，可是原来很松的，你偏要拧紧，也许短时间内豁口反而会越弄越大，在墙壁上同样立不住脚。
张军团军纪严明，士兵拉老百姓一头毛驴就得枪毙，刘汝明则军纪松弛，好些官兵甚至拖家带口，妻儿老小全随军从北方一路跟到了南方。
带着这么多累赘，走路是颇费劲的。北方尚有运输工具，火车、卡车、汽车，实在不行，还有马车，可是长江岸边尽为湖沼，连马腿都能陷进泥里去，所有衣物细软就只能靠手拉肩挑，弄得整支部队乱哄哄，看上去不像是野战部队，倒仿佛一支逃难大军。
正如从前春晚上一个小品所揭示的，你究竟是好是坏，有时人家会从外观上进行辨别。张军团一团正气，就算你把他们推到伪军堆里去，也会被人认为是“地下工作者”。刘汝明军乱七八糟，长官又有嫌疑在身，难怪容易被误认为“汉奸部队”了。
张发奎是北伐时代出道的正统军人，其人资格既老，性格也耿直不阿，本来刘汝明跟他分属两个战区，完全不搭界，可他就看不惯对方，曾经把状子递到武汉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控告刘汝明军纪败坏。
陈诚派作战参谋到刘汝明手下，一方面是监视，另一方面也是要帮他整顿军纪。
刘汝明意识到，他还是得依靠力战和军功才能改变自身处境。
包括刘汝明在内，他的部队都是北方人，不知道长江岸边的蚊虫有多么凶猛，南下时没有带蚊帐，到了鄂东后，到处都是湖沼丛林，又正值夏季，蚊声如雷，咬人甚烈。
李宗仁在湖北指挥作战时，有一次蒋介石亲临视察，为了表示与前方将士同甘共苦，便主动提出要在前线宿一个晚上。
统帅要作秀，但又不可能真的跟小兵们挤一个被窝，所以就得让老李挪挪地方，而前线条件又十分艰苦，即使是像李宗仁这样的战区司令长官，也只能待在一座破庙里。
统共一张床，蒋睡，李就不能睡，后者无可奈何之下，便在桌上放了块门板，自己躺上去，把床让给了老蒋。
由于没有蚊帐，李宗仁自然被叮得叫苦不迭，而蒋介石虽有蚊帐，却没有把蚊子全赶走，他那样的年纪，蚊子在耳边叫两声都受不了，哪里能忍受得下去。
喊侍从人员来帮他赶，结果却是黑灯瞎火，越赶越多，最后的结果是整整一夜，两人都没办法合眼。
蒋介石到前线作秀，也只用待一个晚上，第一线的官兵却天天都得待在这里，一个个被咬得苦不堪言，由此就得时时面临疟疾的致命威胁。
蚊子会带来疟疾，其他东西也会，包括生水。
有人在前线曾看到一个负伤的士兵，自己爬到池塘边喝水，一边喝还一边祷告。他念叨的内容是：上天保佑，我喝了生水，可别让我打摆子，要不我就活不成啦。
这个士兵清楚地知道，喝生水很容易被染上疟疾。可是他有什么办法，不喝水会渴死，喝了至少不是必死吧。
疟疾当然不是不治之症，有特效药就能治得好，白崇禧后来在湖北前线也得过疟疾，就是靠吃奎宁痊愈的。问题是，在退守武汉后，一般市镇的药品早被抢购一空，奎宁如同灵芝仙草一般难觅，根本没法配备到一线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得了疟疾就如同被判死刑。刘汝明的北方子弟兵光病死的就有几千人，跟鬼子打仗都死不了这么多。尽管如此难熬，但刘汝明始终固守黄梅，上面不让撤，他就坚决不撤。
熊本师团在发动地面侵占的同时，还有飞机进行轰炸扫射。这玩意儿最是考验人的意志，先前跟作战参谋同来的，还有一个军委会的少将，这厮一听飞机响声就腿软，不久就告退撤回后方去了。
刘汝明跟作战参谋同在指挥部内进行指挥。所谓指挥部，其实不过是一间小草屋。这时有人前来报告：日本飞机来了！
参谋便再三劝刘汝明躲避一下，可是后者镇静自若，说不要紧，用不着躲。
直到日机飞临草屋上空，连参谋都怕了，刘汝明却仍然十分镇定。再催离开，他便回答：日机来，未必就会轰炸我们这里，轰炸我们这里，也未必就会轰炸这间小屋，就算是正好炸中了这间小屋，那也未必就炸中我们两人。
终不肯离开指挥现场。
刘汝明最后是接到上级命令才撤出黄梅的，奉命撤退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
附近的友军竟然提前七个小时后撤，从而暴露了刘汝明军的侧翼，刘汝明还没来得及组织撤退，指挥所周围就响起了日军的枪声。
刘汝明气得破口大骂，不过他没有掉头就跑，而是亲自率卫队占领小山头，以挡日军之锋。
他没走，是放不下八百个伤兵。他对自己的副官说，我在山头上顶着，你负责运伤兵，若是有一个没运走，我就杀你的头。
作战参谋通过军统电台，将这一情况直接报告给了蒋介石，后者闻之马上复电询问刘汝明的下落：要不要紧，有没有撤下来？
刘汝明撤出后，参谋把蒋介石的回电拿给他看，看到那句话，刘汝明的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
事到如今，他还能奢望什么别的呢？一句话，也就足够了。
狂人师团
虽然侵占了黄梅，可是熊本师团伤亡不小，沿途又没有什么老百姓可给他们撒气，于是竟把一股无名之火撒到了顶头上司那里。
冈村在九江意外地收到一封发自黄梅的信函。
信是熊本师团的一个作战参谋写的，打开一看，不是请示，也不是汇报，而是赤裸裸的责骂！
上面说，我们“历尽艰辛，不惜牺牲”，这才占领了黄梅，可是为什么第十一军司令部对此毫无反应，究竟是何道理？
是何道理，冈村自己也蒙了。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收到熊本师团占领黄梅的消息后，第一时间用急电的方式给稻叶师团长拍去了贺电。
他把报务官找来一问，才知道事情的缘由。原来前一段时间战事激烈，无线电报应接不暇。译电员晚上都不能睡觉，但还是处理不完，现在桌上还积压着一大堆待译电文，给熊本师团的那份贺电也在里面，按顺序排，还得等上好几天。
冈村问：那我不是用的急电吗？
报务官苦笑着把双手一摊：您这个的确是“急电”，可积压的好多还是“特急电”哩。
其实不过是祝贺一下，说两句好话，怎么着，也不能比作战协调、武器调度这些事更急吧？
整个过程最让人感到奇怪的地方，就在于冈村收到信后的态度。
无非就是贺电晚发了几天，多大的事啊，一个作战参谋就敢用如此尖锐的语句，对第十一军司令官大光其火，说出去，还真没几个人相信。
无论薛岳还是张发奎，就算他们本人对陈诚有意见，也只会放在心里面，除非脑子烧坏了，否则绝不会在这么芝麻绿豆的事上对顶头上司公开大放厥词，何况是身边的一个小小参谋。
可是冈村似乎完全被吓坏了，拿着参谋写给他的信，好像一个冒冒失失不知大体的小新兵，对自己“初临战场就犯如此大错”，深感“惭愧”。
冈村可不是真的初临战场，他年轻时参加过日俄战争，调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前，还在东北跟义勇军和抗联干过仗。
他这么诚惶诚恐，不是真的犯了什么大错，而是不敢得罪熊本师团这个牛哄哄的绝对主力。
对熊本师团，他得烧炷高香供着，要知道，人家一个师团就干了江南几个师团才能干成的活。
冈村很快就急急忙忙复函，就自己的“过失”再三向稻叶师团长和他那一众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参谋们道歉。
当初，冈村之所以要打出“讨蒋爱民”的旗号，口口声声要整顿部队的“军纪风纪”，其实其主要指向就是熊本师团。
熊本师团在南京杀得中国老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军队人头滚滚，不法行为犹如家常便饭，这些事冈村都十分清楚，他也经常害怕这支“犯有暴行罪”的师团会影响日军的整体形象，从而招致中国军民猛烈抵抗。
说是要采取措施，可是看看冈村的举动，熊本师团声音一高，他还直哆嗦呢，管教，从何谈起？
老大管不了，其他小弟都看在眼里，个个不买账，所以在“军纪风纪”方面，冈村除了难得地作回秀外，就只剩下了四处张贴“讨蒋爱民”的标语骗骗人。
性情中人
刘汝明撤退后，守住黄梅之后的广济便成了第五战区的当务之急。白崇禧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广济，连日召开秘密会议，并将广济划为固守区。
固守区也就是死守区，当然不能轻言弃守，而白崇禧所依赖的生力军，则是刚刚从广西调来的一支新编部队：第八十四军。
与第一次出师广西时的三支桂军不同，第八十四军实际上是由桂南民团组成的。编组的时候非常简单，原有民团都不用动，只需在外面另加一个番号，戴顶新帽子即可。
显然，这样一支新编部队，如果将配不好，打仗时是很成问题的。白崇禧经过反复思量，才决定任命覃连芳为军长。
新桂系将领，以覃连芳与廖磊两人为最勇，但与廖磊“领导叫咱干啥就干啥”相比，覃连芳的个性极为鲜明，属于大大咧咧、没遮没拦的那种人。
作为李宗仁的老部下，覃连芳曾为创建和发展新桂系立下过汗马功劳，但他的官职一直都升不上去。不是李宗仁不想提拔，而是他得罪的人太多，可以说除了李宗仁之外，没有讨过一个上司的喜欢。
廖磊曾是覃连芳的直接领导，与覃连芳始终在广西打天下不同，廖磊不是起家于新桂系，而是从湘军转投到广西来的。
覃连芳对此一肚子不满，可是再不高兴你不能放在脸上，得窝在肚子里。他却不是这样，什么都写在脸上，当着部下的面就大发牢骚，说廖磊是夹着皮包到广西来做官的。
某次廖磊召开军事会议，规定不许抽烟，覃连芳却大大方方地猛吸香烟。
廖磊就算再能克制，当着众人的面也忍不住了，便指责他脾气太坏。没想到覃连芳并不买账，立刻顶嘴：没有我这样的坏脾气，会有今天的广西吗？
得，就冲这句话，你本事再高，功劳再多，领导也不会待见你了，所以覃连芳混了很多年，还是只能在下面做一个小小的师长。
白崇禧素闻覃连芳善战之名，在视察军队时便有意夸了他一句，说你真不愧是桂军的佼佼者啊。
你猜覃连芳回了句什么。
在桂军中，除了德邻（李宗仁字）总司令外，我谁都不恭维！
白崇禧听后虽然表面强作笑脸，但肯定异常尴尬。
“小诸葛”是个心机很重的人，他跟李宗仁之间尽管以李、白并称，然而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也不是一点隔阂没有。覃连芳出言不逊，不仅是驳了面子，也等于触动了他的心病。
于是，覃连芳连师长都做不下去了，被另调闲职。
要不是桂军扩编，前方急需用人，这家伙还不知道在哪个旮旯里发他的牢骚呢。
覃连芳率第八十四军到达广济防线后，果然一鸣惊人。他用迫击炮和重机枪组织起来的交叉火力网，那叫一个给力，日军步兵成批被射倒在工事前沿，乃至熊本师团轻易都不敢在白天发动贸然攻击。
性情中人覃连芳
广济离黄梅有六十里路，熊本师团一共花了八天八夜，平均每天往前推进八里不到，且部队伤亡惨重。
直到9月6日，熊本师团才占领广济，但是自侵华以来，这个师团第一次失去了再战能力，不光是休整，还要补充兵员。
第八十四军损失也不小，只得撤后整理，不过在覃连芳的率领和指挥下，这个由民团组成的新军在广济战场上已经一举成名，当地至今还流传着民谣，谓之：军队要学一八九、一八八（组成第八十四军的两个师），到处有人夸！
不打仗，覃连芳却又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了。
他这个人向来不屑上司，对部下却很宠爱，有时还发展到有些溺爱的程度。这就被他的新上司李品仙抓到了把柄。
李品仙跟廖磊都起自于原来的湘军，覃连芳也一样不把他放在眼里，背地里还把李品仙称做“二五仔”，也就是吃里爬外的意思。
李品仙由此对覃连芳恨之入骨，尽管第八十四军在抗战中功勋卓著，可他每次训话不仅不表扬，还要一个劲儿挑第八十四军的刺儿，不是指责军纪不好，就是说他们不听管束。
覃连芳是个直肠子，自然不买账，正好被李品仙找到借口，一个恶状便告到了李宗仁那里。
李宗仁有心袒护覃连芳，可是他也不能因此激怒李品仙等其他桂系将领。于是便想了一个折中办法，明着撤掉覃连芳军长一职，暗里却还准备以后再找机会让他带兵。
不料这次覃连芳却彻底崩溃了。
在新桂系中，覃连芳原来只服李宗仁一个人，甚至缺了钱都会像小孩子一样去向李宗仁要。廖磊不升他，白崇禧要压制他，乃至李品仙要暗算他，他都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因为他认定李宗仁这个老上司是了解他、相信他的。现在连李宗仁都要“抛弃”他了，他就觉得什么都完了。
在被免职后，覃连芳离开了桂系，不是暂时，而是永远。纵然李宗仁再怎么派人劝解都没用，他认为自己的心已经被伤过了，而伤过了的心是再也不能复原的。
他留给李宗仁的是一张纸条：随公数十年，公待我如家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覃连芳养过一头猎犬，从前每次从李宗仁那里拿到钱，他就会去买好吃的喂狗。有人奇怪他为什么待这条狗这么好，他就说，我这条狗不是普通的狗，它不会弯腰低头去钻狗洞，所以理应得到美食。
说到底，这是一个适合于战场而不适合于官场的人，但作为朋友，他绝对是可交之人。
武秀才
在与覃连芳对阵的过程中，熊本师团伤得很惨。在广济休整期间，足足补充了三千两百名新兵，才得以恢复元气。
9月15日，熊本师团自广济出发，距田家镇要塞仅三十里路。
田家镇要塞是继马当要塞之后，长江上的第二大要塞。冈村曾经对长江沿岸的必经关隘进行过仔细研究，他认为，要入武汉，就必攻田家镇，而对能否攻下田家镇，连冈村自己心里都不是特别有底。
大家的眼光都差不多，冈村看重田家镇，蒋介石亦如是，后者特派位列“山东三李”的李延年前去镇守。
要塞的防守可分两块，一块是要塞正面，另一块则是要塞外围。对照马当失守的教训，外围的重要性又绝不亚于正面，如果外围能够守住，要塞通常就能守得长一些，否则就算要塞本身打造得再牢固，最后还是得遭遇被攻破的命运。
李延年作为军事主官，自然要坐镇正面，但是外围亦需战将扼守，而在田家镇外围，以其北面的松山阵地最为紧要，李延年把这一防守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参谋长赵家骧。
参谋长在古代的角色就是军师，出场时的打扮不是手拿鹅毛扇，就是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
比较特别的是《水浒传》里的智多星吴用，大概是为了要与其他好汉一律会使拳棒相匹配，他刚亮相时手里也曾挥舞两条铜链。只不过智多星的武功在众好汉中基本只能排于末位，就算跟山寨中的小头领对打，恐怕也占不了上风。
赵家骧文才一流。据说在国民党少壮派“儒将”中，于右任最喜欢的就两个人，一个是能写一手漂亮书法的张灵甫，另外一个就是诗词出彩的赵家骧，所谓“望断燕云十六州，万方多难强登楼”，这样的意境，就算在专业诗人中亦不多见，说他是现代秀才当不为过。然而赵秀才在战场上出现的形象却是赳赳武夫，还是比较猛的那一种。
赵家骧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说开去，甚至可以演绎成一部长篇评书。
他出生于河南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小熟读诗书，然而他学的文，却一心要从武。十三岁那年，赵家骧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启事，上面说吴佩孚要招收幼年兵，便立刻吵吵着要去。
安安静静在家念书不行，非要使枪弄棒，家里人当然一百个不赞成。赵家骧大闹了几次，父母都不放行。眼看招兵日期快到，似乎武将梦也要就此夭折了，然而这个人可能天生就要到战场上去，一个偶然的机会成全了他。
小孩调皮，自己把自己脑袋给撞破了，老爸看到后一顿暴打，竟然把赵家骧给打得遍体鳞伤——可见旧社会的家长制真是要不得啊，幸亏我们没生在那个时代。
兄弟姐妹只好把他送到佃户家去养伤。趁着这个机会，小赵家骧背着一袋子书逃了出去，跑到洛阳考入了幼年兵团。
那时的吴佩孚颇有一匡天下之志，他建立幼年兵团，就是想培养一批少年勇士，依靠他们统一全国，然后再去收复被外国人侵占的中华失地。
他的这个理想当然是失败了，幼年兵团也被张作霖收容过去，但赵家骧就在这种教育中，逐步成长为一名文武兼备的名将。
此后便是很多年的刀光剑影，赵家骧曾随东北军征战于中苏同江之战，单骑突出苏军重围去报信，当时就被誉为军事奇才。
接着是长城抗战，转投晋军门下的赵家骧先在冷口拿大刀砍鬼子，然后又驰援古北口，可谓血染征袍。
赵家骧能够担任李延年的参谋长，则是因为他持有中国陆军大学的毕业证书。当时规定，凡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才能担任军参谋长。
中国陆军大学的要求很严格，有意将自己打造成黄埔之上的全国最高军事学府。按照规定，凡报考这所军校的学员都必须是正规军校的优秀生，赵家骧有东北讲武堂的文凭，但就算这样，也还得再过五关斩六将，其中光笔试项目就多达十四种，什么数学、物理、化学、外语都有，少一样你都过不了关，其难度要远远超过东北讲武堂，甚至是黄埔、保定。
杨杰长期担任中国陆大的校长。他在指挥古北口战役时或许表现不佳，但在军事教育上绝对无人能与之匹敌，赵家骧算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高足。
经过中国陆大教育，身为军参谋长的赵家骧虽然装了一肚子的战略战术，且有相当丰富的从军经历，然而他以前所指挥的兵马都超不过一营一连，现在一下子要指挥师以上规模的部队，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飞得更高
9月15日当天，松山警戒阵地被熊本师团先头部队一击即破，对于刚刚被赋予重任的赵家骧来说，这无疑是当头一棒。
李延年急忙向第五战区发出求援电，请求派援兵南下夹击熊本师团，但在援兵到达之前，赵家骧仍然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显而易见，这个初出茅庐的幕僚长正面临着极大困难。
蒋介石曾密电李延年，说田家镇有许多工事和火炮，称得上最强的要塞，听上去，似乎比马当要塞还牛，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若以要塞经营及坚固程度而论，田家镇远不及马当，其结构相对陈旧落后，而且即使修好的工事，也主要着眼于江上防御，在松山阵地，仅有少数临时构筑的简易阵地，野战工事则全未动工。
赵家骧奉命扼守松山后，就赶紧划出工段，督促部队日夜赶工，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加上缺乏施工材料，计划中的野战工事还没完工，熊本师团就上来了，这应该是首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多兵书战策不是白学的，再继续分析，赵家骧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向松山进攻的日军很多很强，是主力而不是侧翼。
按照战场的一般规律，正面总是双方攻守焦点所在，松山再怎么重要，也只是外围侧面阵地，在此处投入进攻的理应是敌军牵制兵力才对，但是田家镇战场的情形正好相反。
这与当地独特的地貌有很大关联。田家镇正面遍布湖沼，形成了一道道天然屏障。意识到从正面进攻困难太大，熊本师团就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他对要塞正面只是分兵佯攻，真正的主力全集中在松山一侧！
原来如此，赵家骧立即调整部署，将用于正面的后备部队全部拉到了松山，以兵力的增强来弥补野战工事的不足。
这个世上，几乎没有人不会遇到挫折，成功与否的区别只在于，有的人骤遇重压，可能会立马垮掉，而有的人却会在暴风雨中越飞越高。要做到后面这一点，看上去很难，其实也不难，只要你拥有一颗勇敢而坚定的心。
9月16日，松山战斗更加激烈，但是由于防守加固，日军的侵略进攻反而不像第一天那么轻松。
为了夺取松山，熊本师团特地联络了航空队来协助攻击。飞机这东西，对地面部队的杀伤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但对士气的打击不小。想想看，天上只有膏药旗嗡嗡叫，却看不到一面青天白日旗，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
赵家骧没有高射炮，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轻重机枪和步枪狙击手进行对空射击。这个法子一般来说能打中飞机的概率并不高，不过能将那只讨厌的苍蝇尽量赶得远一些罢了。
看到这么热闹，迫击炮手也来了兴趣：我来试试。
众人大笑，迫击炮弹道是弯曲的，怎能打中飞机？
不管，凑个趣而已。
咚，一炮上去。人们的笑容都凝固在了脸上，天啊，飞机竟然真的被打中了。
中国军队用高射机枪来驱赶日机
其实那就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日机由于在空中遇不见对手，以至于飞得过低，结果俯冲时碰到了下落的炮弹，换句话说，这是中了大奖的结果。
管它是不是中奖，你就当那是天赐的好了。前沿阵地因此欢声雷动，官兵们十分振奋。
一直打到下午，赵家骧发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战局又转入了被动。再一看，熊本师团已经发起了全线侵占行动，整条防线处处缺人，处处危险。
参与松山之战的部队共有四个团，三个都投入了第一线，另外一个再投进去的话，手里就没有预备队了。
赵家骧决定换一种方式，缩短防线，以便将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继续苦撑。
连着三天，人越打越少，情况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而这时赵家骧也已使出了浑身解数，余下的只能看运气如何了。
运气应该说不错。
9月17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武穴，守军不支撤退，但在撤退前他们破坏了武穴以东下游的江堤。
江水破堤而入，与内湖合流，顿成泛滥之势。正在侵占松山的熊本师团主力乱成一团，因为他们身后就是内湖，江水湖水一漫上来，除了退后，再没有别的招。
赵家骧立刻抓住这一转瞬即逝的战机，与第一批到达的援军共同发起反击，双方各据一高地，将熊本师团夹起来，使其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困境。
随着援军的陆续到达，赵家骧逐渐由被动一步步转入主动，他不停地采用突袭方式对日军进行打击，至9月23日，陷于包围圈中的熊本师团伤亡总计达到了六百八十人。
这个师团从广济出发时，仅带了预计一周的作战物资。一周之后，不仅没能攻克田家镇，还像兰封会战中的土肥原师团一样，把弹药粮食和药品（这个在长江沿岸非常重要）都快用尽了，为此只得向航空队申请紧急援助。
那几天天气情况还不好，低云密布，对飞机来说很是危险。可是你们不去，围在里面的人岂不是更危险，所以航空队只得硬着头皮，派飞机前去助战，同时向地面空投物资救急。
直到9月29日，在大批地面增援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帮助下，脱困之后的熊本师团才最终侵占了田家镇，但经过长达十五天的苦战，该师团伤亡总计已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人，因伤亡太大，再次失去侵略性进攻的能力，连田家镇要塞都无力驻防。
田家镇，从此记住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儒将的名字。
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绝对需要机会，但更需努力。可以说，没有李延年的善于放权，就没有赵家骧的脱颖而出，而没有他本身的知难而进，即使再好的机会，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在指缝间悄然流走，所以早在用兵田家镇时，这位诗人将军就发出了与岳飞当年类似的浩叹：等闲莫使鬓毛斑！
作为少壮派的后起之秀，赵家骧在海峡那边的名气要远远超过大陆。他后来曾担任过金门防卫副司令官，若不是和吉星文等人同死于金卫炮战，其在台湾军界的前程真不可限量。
第四章 龙战于野
虽然江北的熊本师团表现得有些让人失望，但短时间内侵占九江，还是让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感觉甚好。
当他还在湖口的时候，光听听鄱阳湖对岸的枪声，就知道部队推进顺利，这一切是不是都在预示着他的第二次中国之旅将一帆风顺？
有一种要升腾起来的欲望。
中国《易经》上起头的四个字就是元、亨、利、贞，没有一个字不吉利，没有一个字不通达，而这四个字也正好可以拿来概括此时冈村的心境。
在即将离开湖口的那一天，冈村登上了著名的石钟山顶。
石钟山，就是苏东坡曾经考证过的那座名山。当年大文豪乘一叶小舟，夜泊绝壁之下，终于发现了乱石如钟磬般鸣响的秘密，而今冈村似乎也找到了在华中战场上一战而胜的感觉。
隔着鄱阳湖，可以远眺庐山，冈村心旷神怡。
给我纸笔，某要写生。
也许在冈村心里，庐山、武汉，甚至包括整个中国，都只不过是他的囊中之物，只是迟拿早取的问题。
一众部下见此情景，全都争着上前拍屁股：戎马倥偬之时，司令官阁下仍有如此雅兴，真乃大将风范。
冈村算是一个“中国通”，但不知道他有没有读过《易经》中的另一句话，那就是：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你正直吗？你方正吗？你宏大吗？如果这些都不具备，迟早还是要倒霉。
日本对中国是不义之战，冈村理所当然就是不义之将！既如此，就不要痴心妄想会有一个美妙的结局了。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冈村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尴尬。
秘密武器
从湖口到九江，都实行了坚壁清野，大多数中国居民都撤走了，房屋遭到破坏，连冈村自己都住在一座破房子里。
住的差倒也罢了，关键是缺乏粮食。本来以为九江城里可以找到吃的东西，进去后才发现仓库里全部空空如也。
部队打仗不能没有军粮，前线搜罗不到，就只能从后方征集。当时占领区还一片乱糟糟，形不成供给能力，所有给养都必须从日本本土千里迢迢运来，这就极大限制了日本侵略军的出击距离和本身作战能力。
更让冈村感到无语的是，他进入九江后，发布的第一项命令，不是如何作战和追击，而是“消灭霍乱”。
九江发现了霍乱的苗头。这种流行病的可怕程度，冈村岂会不知，他如临大敌。
以往类似命令均由负责后勤的幕僚起草并发布，但这次冈村亲自起草，并在命令编号上冠以“作战命令”的字样，以示重视。
刚刚把“消灭霍乱”的命令发布下去，海军又来凑热闹了。
确切地说，是海军航空队，这帮人还不知道九江被陆军完全占领。不是要配合吗？他们在后者登陆成功的第二天，也跟着扔下几颗炸弹，结果台湾旅团为此死伤了七十多人。
日本海陆军真称得上是一对犯冲的冤家。这海军不现身便罢，一出现简直没有哪一次不会坏陆军的事。想到侵占九江都没一下子死过这么多人，要照以前的状况，陆军非得跟海军打起来不可。可是状告到冈村那里，他却只好选择自认晦气——海军舰队司令官是他昔日的救命恩人，再怒也不能咋地，结果对方一句“误炸”就算把事情给了结了。
纰漏像涌出来的水，没完没了。
中国守军撤退时，有两门山炮未及带走。台湾旅团的运输队看到了，上前胡乱摆弄，一不小心，拉动了炮身上的绳子，炮弹穿膛而出，径直向日军阵地飞了过去。
陆军还没反应过来，正在上空巡视的海军航空队飞机却率先俯冲下来，把运输队当成中国守军一通乱炸。
眼瞅着“误炸事件”欠了你们陆军人情，这不正好还吗？
运输队免不了被炸死炸伤，冈村知道后哭笑不得，除了自抽嘴巴外，还得“感谢航空战士的英勇行动”。
开门红变成了一桩又一桩倒霉事，实在不够吉利。不过冈村相信，这些都是暂时的，前景仍将一片光明。
按照常规打法，占领九江后，第十一军应该继续沿江而上，全力直扑武汉，但冈村在派台湾旅团西进的同时，又另外布了一个更大的局。
他要从九江南下，沿着南浔铁路（南昌至九江），一路打过去，对武汉形成战略包围。如果进展顺利，兵力充足，第十一军就可以直攻长沙，封锁湘北，这叫大包围。即使遇到障碍，兵力不足，亦可以拿下南昌，封锁鄂南，这叫小包围。
无论哪一种包围，都可能使武汉周边的几十万中国守军不寒而栗，乃至意志动摇和不战而溃。
抄击，抄击，抄击，从淞沪会战到徐州会战，擅长进攻的日军将领一次次复制这一模式，也一次次获得成功，冈村认为此次也不会例外。
第一个感受到这种威胁的是蒋介石。
过往的教训刻骨铭心，武汉绝不能变成第二个南京。他一边发布文告，劝导民众疏散和撤离，一边开始紧张地琢磨起攻守之策。
冈村出手老辣，却也并非无懈可击，其问题就在于下手还不够坚决彻底。
假如换位思考，第十一军应把主力全部集中到长江以南，因为就算不进行大包围、小包围的话，只要后路一断，武汉就守不住了。
冈村偏偏还把熊本师团这样的老师团留在北岸，这就导致了兵力分散，结果手中实力最强的部队被缠在了那里，进退不得。
一方面是要实行迂回包围，另一方面力量却又用得如此不彻底不集中，这就给了他的中国对手机会。
武汉会战以来，战况始终不佳，倘若此时有人可以帮蒋介石算算卦的话，他的卦相应该是一塌糊涂，从头到脚几乎全是“阴”，没有“阳”。
该来点阳刚之气振奋一下精神了。按照古书上的理论，阴盛到极点，“盛则必争，故有战象”。蒋介石要战，但不是像以往那样战于内线和核心区，而是要到外线去打。
蒋介石必须拿出新的攻守之策
这在《易经》中也有一讲，名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铁军”军长因九江一战失了威风，蒋介石就把希望寄托在了薛岳身上。
薛岳在华中作战有他的天然优势。说起来，这还得感谢中央红军，要不是当年跟在红军屁股后面“长征”，也绝不会有如此大的收获。
薛岳常常自称，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则穷追了三万里。这三万里路，他都舍马不骑，而是赤脚穿草鞋，且走在士兵前面，官兵见状没有一个敢叫苦。
走完长征路，老虎仔也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西南通”。在一干高级将领中，对于湘赣地理和人物形势，没有比他更熟悉的了。这一点，张发奎的确比不了。
白崇禧在长江以北找到了大别山这个秘密武器，薛岳看中的则是另外一座山——庐山。对于此山，凡是有点资历的将官几乎没有不熟悉的，因为蒋介石和陈诚曾多次在山中举办过各种形式的军官培训班。
庐山要发飙了。
一点点长处
起先，冈村在九江一共就两支部队，除西进的台湾旅团外，就只有第一〇六师团，后者自然就成了执行迂回包围战术的不二人选。
第一〇六师团虽是新编师团，但在九江一战中并没让冈村失望，只是进入庐山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到一个叫金官桥（现名金桥）的地方，霉运终于开始了。
给第一〇六师团带来霉运的人，叫李觉。
如果我们相信人有投胎一说，那李觉投的这个胎就不是差，而是非常差。
他出生于湖南长沙，两岁父亲就客死异乡，只剩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在这种情况下，寡母总是希望孤儿有出息，有朝一日跳出龙门，重振家业。令人悲哀的是，李觉还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孩子，虽说天天在课堂里坐得端端正正，认认真真，学习却还是一塌糊涂，成绩单发下来，全是触目惊心的红灯笼。
环境恶劣，天分低微，上苍何其不公，该剥夺的都给剥夺得一干二净，仿佛不让你落一个泯然众人的结局就绝不甘心。
可是这个湖南人的经历却告诉人们，只要你有一点点长处，并把它坚持下去，就具备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
李觉的长处，在很多人心目中，或许还是缺陷：忠厚老实。
正经学校没长进，李觉就去读了军校，然后跟一班同学去投奔唐生智这个湖南老乡，被分下去做了排长。这些人年纪轻轻，当兵的都要比他们大很多，开始自然难以服众。
唐生智便对他们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你们的毛病还是出在没胡子上，要像我，看，唇间两撇八字胡，有哪个兵敢不服气？
可是胡子这东西岂是短时间内就能长出来的，大家为此仍然十分苦恼。
唐生智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便忠告眼前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官：想做带兵官，还是要到士兵中磨炼，不怕吃苦，不摆架子。
如同现在学校里老师苦口婆心的大道理，话是好话，然而没人听得进去。
唐生智摇摇头，又随口扔下一句：实在不行，教你们一个法子，把烧熟的老生姜拿去烫嘴唇，可以烫出胡子来。
这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学生兵听后大多一笑置之，只有李觉一个人信以为真，此后果然如法炮制，当然除了把自己烫得哇哇乱叫，什么都没能弄出来。
关键是李觉对唐生智的那句忠告也深信不疑，照做不误，而这使他很快得到了士兵的拥护和支持。
有形的胡子没烫出来，无形的胡子却长出来了。在那些学生官中，后来也就混出了李觉一个人物。
忠厚老实，其实是个宝。
李觉的第十九师是湘军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支部队，虽说仅属乙种师编制，但在淞沪会战中，却名列成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
如果说这支部队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除他们继承了历史上湘军子弟都特别能战的优点外，肯老老实实打仗，从不耍滑使刁也应该算上一个。
在九江之战中，第十九师除奉命阻击登陆之敌外，还担负掩护张发奎兵团主力撤退的任务，可以说苦活累活全是他们干，而这些湖南人也并无一点怨言。
7月31日，第一〇六师团自九江南下，向金官桥阵地发起进攻。
防守金官桥的原来是李汉魂的粤军第一五五师，而李觉的第十九师不过是李汉魂军团的预备队，但粤军在连战两天后，伤亡很大，渐渐就有些支持不住了。见此情景，李汉魂便以军团长的身份，临时命令李觉接防金官桥，将粤军调作了预备队。
放在其他人身上，不满是很正常的——哦，你就知道保你的嫡系，把我们推上去送死？
李觉二话不说，就率领第十九师进入了阵地。
山地战专家
到了阵地后，李觉一看，终于明白粤军吃亏在什么地方了：不会打山地战。
李汉魂的感觉似乎还停留在豫东平原，他把兵力全部部署在一个主阵地里，这样排兵布阵，即使对方只落进来一颗炮弹，也不知道要伤亡多少人，时间长了，当然撑不下去。
打山地战，恰是湘军的长处。
李觉马上做了修改，他将原来的主阵地改为前进阵地，另外在高处又建立了新的主阵地，这样除了可以散开兵力，减少损失外，还使主阵地和前进阵地互为犄角，构成了一个可以相互支援的交叉火力网。
8月3日，在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的指挥下，第一〇六师团再次向金官桥发起侵略进攻。
被蒙在鼓里的松浦并不知道守军换了人，阵地也发生了变动，他还像以前那样糊里糊涂地往所认为的“主阵地”上撞，结果旁边真正的主阵地发作起来，把冲锋的日军打了个半死。
发现李觉除了“主阵地”外，另外还有一个隐秘阵地，松浦便用小部队佯攻的方式，侦察出了主阵地的位置。
这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敌变我亦变，而且得快变，慢了或晚了一步就要中他的招了。
李觉平时为人忠厚，打仗却也是一个机灵。他马上进行调整，又在侧面一个叫鸡窝岭的地方建立了第三个阵地——迫击炮阵地。
松浦前面三令五申，要求部下们千万注意一高一低，一隐一显的那两个正面阵地，却完全没想到侧面还有令他们更加不寒而栗的火力密集点。
往往就在日本侵略军聚精会神朝前冲的时候，旁边山地上的迫击炮弹便如雨点般从天而降，打得这些鬼子兵措手不及，进攻部队的死伤因此到了可怕的程度。
山上陈尸遍野，为了抢夺这些尸体和随身武器，双方再拼再杀，最后尸体叠尸体，残酷之状让这个来自熊本的新编师团亦惊骇不已。
我们在老家也算是恶人了，可从来没有听人说起，在“支那”还有如此恶仗在等着我们啊。
李觉曾袭击过第一〇六师团的一个兵站，那个地方与其说是兵站，不如说是太平间才更合适，里面不光堆满日军死尸，还有装满手掌的一个个麻袋——山上的尸体实在抢不回来，就一刀剁下去，把手掌带回，以代全尸。
想想这些鬼子也真是，那要人家还没死透，或者装死算怎么回事，你还能再把手掌给人接上不成？
由于连连受挫，松浦便又想到了特种战术。虽然山地不比平原，特种部队使用起来比较困难，但他还是想尽办法，调用了山炮和飞机对前进阵地进行轰击，以图扫除障碍。
在平原的阵地战中，如果你没有特种部队与之对抗，这种一边倒的打法对守军的震撼是很大的。
然而这次松浦却失望了，山地上的特种战术不是说完全没有效果，但所取得的效果离他的预计差得实在太远。
特种部队在山地作战中效果一般
战后，李觉被称为山地战专家，但他的山地工事构筑，实际亦得力于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当时苏联人已逐渐取代德国人，从军团开始一般就设有苏联顾问，李汉魂军团当然也有。
在老外的指点下，李觉没有像在平原上那样把阵地工事做成一线式，而是挖成大量如雨点般分布的“单人陶罐式掩体”。
无论是山炮还是飞机，要寻找这些分散各处的“陶罐”都很困难，更别说直接命中了。
你很难一一打着它们，可是“陶罐”的威力绝不比三道阵地来得差。
这些单人掩体全都用交通壕相连接，它们之间可以很容易地自由来去，以至于相互斜射和侧射，实际也是无数个小型的交叉火力网。
即使第一〇六师团的突击部队侥幸避开了主阵地和侧面阵地的打击，只要他们靠近前进阵地，十之八九也得被罩进那些密密麻麻的网里。
进了网可就惨了，在没有工事可用于掩护的情况下，这些倒霉蛋们要想找一个可以躲避枪弹的死角都比较难，几乎成了对方的活靶子。
战后，冈村专门派工兵专家对金官桥阵地进行了细致调查。面对复杂而机巧的阵地建构，这位工兵专家也惊叹不已，认为第一〇六师团始终无法实现突破其实并不偶然。
一直打到8月下旬，第一〇六师团仍然占领不了金官桥。该师团共有九个步兵大队约一万六千人参战，仅金官桥一战就被打死八千人，等于官兵的一半被削掉了。
九个大队长，死伤五人，三个联队长，死伤两人。其他那些中队长、小队长，伤亡数字也达到了一半多。
新编师团跟常备老师团不一样，只有大队长和联队长才是现役军官，大队长以下的军官则全是退伍兵，这样每逢作战，大队长和联队长都必须亲临前线直接指挥，否则就带不了底下的退伍兵和新兵。这也是第一〇六师团会战死这么多中高级军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队长死了，当然还可以拿退伍兵上去顶缺，但退伍兵指挥作战的能力毕竟与现役军官不能相提并论。按照冈村自己的说法，一个新编师团的步兵大队，如果大队长翘掉了，其战斗力起码得降到一半以下。
有点文化的日本兵都喜欢写日记，某个专科毕业的家伙如此记述：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难见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皇军”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第十九师的坚强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长、小队长死亡的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是渺茫的。
这家伙当然也已经死翘翘了，日记是从他的口袋里搜出来的。
二年级学生
金官桥之战，简直就像是日军在淞沪战场前期的翻版故事。
冈村游山玩水的好心情荡然无存，他眼中的庐山，也从未来的囊中之物开始演变成一个难以名状的超级强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欢快的调子被沉郁的节奏所取代，抬头一看，天空已经阴暗下来。
都是让这些南方山地给搅的，怎么十几年前没注意到呢？
这种愁闷的心情也被冈村带入了他的日记中：江南地区山连山的地形，使人烦恼。
烦恼的冈村意识到，李觉已成了他大迂回计划的绊脚石，而单靠第一〇六师团，又搬不动这块大石头。
对于第一〇六师团，冈村一度曾寄予希望。
都是熊本出来的，就算没第六师团那么猛，身上也会有点后者的影子吧，没想到，这个师团就在登陆九江时闪亮了那么一下，接着便越来越难看，甚至都不如第一次淞沪会战时的久留米混成旅团了。
冈村不可能认为自己的军事指挥有错，他总结的原因，还是第一〇六师团太差劲。
可是究竟为什么差，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比之于中国的新兵部队，这些预备役士兵可都是经过军事训练的。
实在找不到替罪羊，把“社会”这个虚无缥缈的名词拿出来顶缸，通常是最好的法子。冈村断定，第一〇六师团的官兵是因为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甚至十几年，有的已经拖家带口，所以才把杀气都给磨掉了。
冈村埋怨第十一军组织得太过仓促，要是动员后，再让第一〇六师团进行一个月的野营训练，预习一下怎么杀人，找找感觉，是不是效果会更好呢？
现在后悔也晚了，要找感觉，战场上找吧。
第一〇六师团败了兴，冈村只好招来第一〇一师团。
与第一〇六师团这个小嫩生不同，第一〇一师团已经可以算二年级学生了。这个师团在淞沪会战期间就出了名，出名的原因是死的人特别多，当然也可以解释为打仗特别卖力，到淞沪会战结束时，已经差不多被打废了。
日本虽然国小，但它有一个完备的战斗兵员储备体系，通过“输血”，第一〇一师团又渐渐恢复了元气，在到达九江之前，曾担任过上海和苏北的防务。
第一〇一师团经历过淞沪会战的锤炼，已经有一段可以用于自我吹嘘的“建军光荣史”了，他们当然用不着去搞什么一个月的野营训练。
日本军队侵略中国
冈村告诉第一〇一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来了以后什么地方也不要去，我会让海军载着你们到鄱阳湖上兜一圈。
伊东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战事如此激烈，不去山上帮第一〇一师团搬石头，而是去游湖，这也太那个了吧。
莫非是为了搞艺术的需要，你画庐山，我画湖？
冈村笑了笑。
我不是让你们去游湖的，你们在湖岸边登陆后，便可以沿着公路直取德安。德安是薛岳兵团的后方，在退路被截的情况下，挡住第一〇六师团的那块石头将会不移自去！
这无疑是一次迂回战术在小范围内的灵活运用。伊东不由听得心悦诚服，果然是名将啊，招招出人意料，没有一招不称得上犀利精妙。
伊东的这次“游湖”果然十分顺利，在抢滩登陆的过程中几乎没花什么力气。
公路就在脚下，这条公路才六十里路，一个强行军，徒步就可以到达德安。那时的薛岳将会是一种什么表情，一定是眼珠子都惊得要掉出来了吧。
但是当伊东再重新打量这条公路时，他自己的脸色却渐渐变了。
以猛对猛
不是因为这条公路，而是因为公路两旁连绵起伏的山地。
让第一〇六师团望而生畏的庐山，已经延伸到了这里。不过金官桥阵地处于庐山北麓，而第一〇一师团将要通过的，是庐山南麓。
仰头看去，山上可以看到影影绰绰的守军阵地，这些阵地远离鄱阳湖日舰的火炮射程，如果派飞机来炸，又很难寻找到准确的目标。
偏偏它们就俯瞰着公路，你要打这里过，就必须交出买路钱。
伊东倒吸一口冷气。
他和他的上司冈村都太小看对手了，老虎仔能轻轻松松放尔等上岸，是他尝到了傍着庐山的甜头，打仗已经离不开这座名山了。
在金官桥之战中，第一〇六师团固然惨兮，但李觉的第十九师损失也不小，不光来自于战场死伤，还缘于山中之病。
在名山大川中，庐山素有美人之资。大凡长得有点颜色的，便有些“拿乔”，庐山的小脾气就古怪得很，特别是夏天，时阴时晴，时雨时风，民谚所谓：晚穿棉袄午穿纱，风雨来时伞难遮。
湘军官兵仅能靠地洞和树枝遮风挡雨，饿了以随身携带的大米果腹，连下饭的咸菜都没有，加上林中潮湿多蚊，生病的人因此越来越多，就算没生病的也体力大减。
在第十九师战史中，这是他们经历过的时间最久、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湘军被重新替换下来后，经点验，原来生龙活虎的几千湘乡子弟，健壮者仅剩八百不到，战时及战后病亡人数十分惊人，几乎超过了战斗中的实际死伤数。
日军用迫击炮轰击东孤岭，可仍然攻不上山头
正是由于庐山作战条件极其艰苦，所以当时就有人对此抱有异议，认为“死守庐山”等于“庐山守死”。
这些话也传到薛岳耳朵里，但老虎仔丝毫不为所动。
我一定要死守庐山到底，只有靠着山，我才是一只虎。
鄱阳湖畔无险可守，我脑子烧坏了，跟你们耗什么耗，咱们山里见。
薛岳都不用下山，他只需牢牢控制着公路两侧的东西孤岭，第一〇一师团要想自此通过，就得先乖乖地到山里去烧高香拜菩萨。
第一〇一师团的主力部队是第一〇一联队，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大佐据说曾被畑俊六亲自赠予“猛将”称号，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很像那么回事。
在伊东的授意下，饭塚到东孤岭来“递帖子”了。
不过“猛将”的运气不好，因为山里面也有一位叫冷欣的猛将，正在密林深处等着他。
冷欣是江苏兴化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东征北伐无役不与，且很早就以骁勇善战而获得何应钦、顾祝同等人的赏识。后来由于他到江南敌后时，与苏南新四军多有摩擦，个人形象也因此一落千丈，甚至被描写成一个不学无术的愚陋之辈。其实此君向有过目不忘之才，生平没别的嗜好，就爱买书读书，称得上是个军人中的知识分子。直到在台湾以中将身份退役，冷欣仍潜心从事史学研究，竟然蔚成名家，曾被多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有点书卷气的人如果拿起枪杆，往往比不读书的人还要猛，他成了饭塚在庐山遇到的劲敌。饭塚从正面难以击破冷欣，叶肇的粤军又从背后掩杀过来，结果第一〇一联队刚刚进入东孤岭，就被两股中国军队围在了山里面。
这下，不是猛将给主帅打前锋，而是主帅要伸出手来捞前锋了。
师团长伊东吃惊不小，捞是肯定要捞的，可是由于不知山里面的虚实，他担心后续援军也会马上遭到被围困的命运。
经过仔细观察，伊东决定派出一个大队从东孤岭的山背后进行增援。此处有一个叫牛粪墩的小山包，三面都伸入鄱阳湖中，假如从这里登陆的话，不仅可以救出饭塚，还能对中国军队形成反包围。
日军登上牛粪墩后，果然使战局获得改变，冷欣为防侧背之患，不得不抽调兵力进行反击，从而让第一〇一联队趁着空隙，从包围圈内溜了出去。
伊东的这次用兵，可谓有得也有失，第一〇一联队虽然得救，但那个救人的大队自己却陷了进去：牛粪墩三面临水，一面对敌，若无后续大军源源接济，实为死地！
牛粪墩本来也许就是个牧童放牛的无名所在，如今却炙手可热，大家都要以性命相争了。经两轮搏杀，五百人的步兵大队仅剩三百人，已是弹尽粮绝。
援兵，快来援兵啊。
来了，不过不是援兵，而是端着刺刀、呀呀怪叫的敢死队。
冷欣不愧是黄埔猛将，他亲率敢死队与日军进行白刃战，三百鬼子被捅掉一百，余下的人既无勇气继续拼杀，又无路可走，全都扑通扑通地跳了鄱阳湖。
鄱阳湖可不是家里的游泳池，进去后基本是九死一生。
伊东拿一个大队换了一个主力联队，看上去似乎很划算，但此后霉运似乎牢牢地跟上了第一〇一联队，饭塚也开始有从“猛将”滑入“饭桶”的嫌疑。
从包围圈里跑出来后，他再次向东孤岭发动进攻，可是没几天工夫，竟然又被叶肇打了一次伏击。
不是中国军队突然变得神勇无比，实在是庐山太过变幻莫测之故。
借助于山势之险，冷欣从正面狠打，叶肇从背后设伏，这真是够第一〇一师团受的。别说饭塚孬了，其他联队也大多好不到哪儿去。
第一〇一师团被困于东孤岭，第十一军司令部却仍然会不停地打电话来催问：怎么回事？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到德安？那里难道很远吗？
伊东十分委屈，你们到现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情况恶劣得难以想象啊。
可是伊东的困难和苦衷，却不是那些坐在司令部里看看地图和书面报告，然后再听听电话的参谋们所能理解的。
伊东犹如被放进了一个高压锅，他只能来个压力下移，让饭塚在限期内无论如何要攻克东孤岭。
师团长的限令成了饭塚的催命符。
9月2日，第一〇一联队仰攻东孤岭山头，但是进到山腰就遇到瓶颈，再也上不去了。
你这里受罪，他那里偏偏还不放过，伊东一个劲儿来电话，问是不是已经登上山头了。
登，登，登，登你个啊。
饭塚恼火不已，索性抓起指挥刀，也去玩冲锋了。
子弹不长眼，不认识你是联队长还是小兵，结果“饭桶联队长”就这样被打死在了冲锋路上。饭塚的前任联队长是在淞沪战役时战死的，没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他的继任者也同样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看来这个联队长的位置还真是挺倒霉的，让人不迷信都不行。
唯一能够让伊东有点笑脸的，就是当天第一〇一师团终于接近了东孤岭山顶一线。
伊东逼死了部下，他的日子却并没有因此变得好过。
第一〇一师团不仅要侵占公路两边的山岭，还得时时提防山头的炮兵阵地。中国军队的迫击炮每天进行射击，在前线采访的记者够靠后了吧，可是也不能幸免，在被弹片击伤后，连衣服上都浸透了红黑色的血。
伊东师团长还没顾得上安抚记者，几天之后，他自己的下巴也挨了弹片，受伤被抬进位于九江的兵站医院。
第一〇一师团的苦难史并没有因此结束，冈村下令旅团长佐藤正三郎接替师团长一职，指挥部队继续侵略进攻。
占领东孤岭，用了十多天，又经过十天，才攻取了西孤岭。自登陆以来，第一〇一师团连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就是这么连着打，战线也仅仅向前推进了两里半。
那条公路有六十里哩，你还别以为侵占东西孤岭后就没事做了，一眼望过去，前面仍是连绵的群山，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守军藏在里面，准备暗袭你、伏击你、包围你。
第一〇一师团伤亡惨重，仿佛也进入了淞沪会战后期，只不过那时候他们还能看到一点成果，现在则是连苦战的价值在哪里都找不到了。
在第一〇六师团之后，冈村才发现第一〇一师团原来亦不堪用。
打得不好，当然还得找原因。
这回冈村来了个挖老底，查三代。第一〇一师团来自于东京，东京什么地方？工商业繁华区啊，第一〇一师团的补充兵先前多是做小商小贩和商社职员的，拖家带口，整天想的都是如何赚钱谋利，蝇营狗苟，让他们打仗，除了怕死，还是怕死。
让冈村气恼不已的是，这个“商贩师团”打仗不咋地，“军纪风纪”却也像熊本师团一样糟糕透顶，乃至于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
一个退伍的东京第一师团师团长兴致勃勃地跑到九江来慰问同乡部队，看完之后扔下一句话：那不是日本的军队！
第五章 十面埋伏
冈村真的是愁死了。鉴于两个新编师团都如此窝囊，他只能招来金泽第九师团。
按照冈村的定位，在他的第十一军里，熊本师团排第一没有异议，排第二名的就是金泽师团。
在淞沪会战中，金泽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称得上一对难兄难弟，二者差点儿被打成废物，最后也是通过“输血”的方式才缓过了劲儿。
虽然同样有致残经历，但金泽师团又绝非第一〇一师团可比。
冈村后来被奉为日本陆军将领中的名将典范，自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比如他的眼光就很毒，即使从来没有指挥过的部队，一眼看过去，马上便能分辨出对方是否有真材实料。
台湾旅团的士兵连背包都没有，出发时手忙脚乱，全扔在原驻营地了。没有背包，他们便用随身携带的野营帐篷代替，以至于帐篷被弄得破烂不堪，起不到遮风挡雨的作用。
在冈村的打分栏中，台湾旅团和那两个新编师团差不了多少，都是低分。
相反，金泽师团就是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每个士兵都肩负背包，纵队行进，到临时宿营地时，便支起帐篷露营，而且营中秩序井然而肃静，绝无台湾旅团那种乱七八糟的状况出现。
冈村在九江一见到金泽师团，就频频点头，认为继两个不中用的新编师团之后，自己在江南总算拥有了一把绝杀利器。
反八字阵
8月21日，金泽师团向瑞昌发起进攻。
瑞昌守军为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这是一支由四川地方保安团改编成的新编部队。由于仓促编组，很多士兵都未经过基本训练，扛把枪，穿着草鞋就跑到前线来了。
没怎么打过仗的草鞋兵，碰到金泽师团这样的日军精锐部队，就算人多也没用，因为悬殊实在太大了，所以很快就败下阵来。
王陵基在指挥所内急得大吵大骂，可是这种情况下，喉咙再大也代替不了部队的软弱无力和战场的颓势。
在川军败退后，金泽师团不仅侵占了瑞昌，还推进至岷山，这里的纬度低于金官桥，正是实施穿插的好机会。
三招之后，必有妙招，冈村终于看到了前方亮出的一线曙光，他马上传令金泽师团：改变原计划，不用到德安了，赶快往金官桥插，以包抄守军的后路。
假如金泽师团穿插成功，庐山防线就不是动摇的问题，而是将全线崩溃。薛岳急调俞济时第七十四军前去岷山堵截金泽师团，以掩护金官桥守军左侧背。
小到薛岳兵团，大到整个第九战区，要论真本事，没几个能及得上第七十四军。好钢用在刀刃上，此时不上，更待何时。
可是日军的老师团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俞济时派兵前往岷山，与金泽师团碰个正着，未经一个回合，便败下阵来，只得往后撤退。
再派，仍然挡不住。
薛岳这才发现情况比自己原来预料的还要严重。看来，金官桥不撤不行了。可即使这样，左侧背还是得有人给兜住，要不然部队连撤都撤不下来。
薛岳给俞济时打电话，直接告诉他：你要再向后退，军法处置！
第七十四军今天派一点，明天派一点，你以为你是谁，你前面站着的是日军主力，得用全力啊。
俞济时领到生死状，率全军压上力战，这才保得大小平安，中线守军得以安然撤出。
趁这工夫，薛岳迅速将金官桥防线收缩至马回岭，使岷山的位置由左后方变成了左前方，金泽师团失去穿插角度，再也无隙可钻。
别人来打，你把脑袋缩回去，这顶多叫做反应快。薛岳的变招却不是这么简单，他利用一撤一收的机会，形成了一个两边高、中间低的“反八字”袋状阵形（简称乌石门线）。
这个阵形既可守，也可攻，如张袋捕鼠，如飞钳剪物，大者把你装进去，小者剪掉你身上几个小零碎，乃老虎仔平生极为得意的一种阵法。
中国军队的火力网令日本侵略军无法前进
马回岭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小盆地，薛岳在盆沿设置了重机枪和炮兵阵地，整个马回岭实际就被罩在这样一个严密的火力网内。第一〇六师团虽然沾金泽师团的光，继占领金官桥后，又进入了马回岭，可是此后却犹如一脚踩进陷阱，变得毫无作为。
由于害怕遭到火力的延伸攻击，这个师团甚至于白天都只好躲在工事里混日子，偶尔出去一趟还得左顾右盼，战战兢兢。
北守西攻
冈村本来以为击破庐山防线已是三个指头捏田螺，板上钉钉的事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都称得上是一次高段位的用兵，你看，多么华丽的穿插，多么爽利的迂回，对着镜子，冈村都不相信那是自己，太帅了。
可是不知谁捡起一块石头，砰的一声砸过去，镜子四分五裂，里面的冈村立刻又恢复到了哭丧着脸的小丑模样。
这位跳出来大煞风景的人当然是薛岳。
冈村认识到，如此强劲的敌人处于侧背，不管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成为日军的心腹大患，不除是肯定不行的，可问题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按照日本统帅部原先下达的指令，最迟必须于8月27日对武汉展开总攻，但实际上，由于迂回穿插金官桥遭遇失败，这个时间也早就过了。
如果这时畑俊六还要坚持“8月27日”，冈村就真的只好去跳长江了，所幸冈村在“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心目中的位置，就如同当年板垣之于香月一样重要，所以优待和宽容便成为必须的了。
既然8月27日不行，那就推迟到9月中旬吧。
知道冈村在南下战略中吃了瘪，畑俊六还非常通情达理地表示，假使占领南昌很困难的话，也不要占领了，攻陷德安就算完成任务，只要到时候能西进武汉，就算你大功一件。
在畑俊六面前，冈村倒颇有梗一梗脖子的冲动，可骄傲这东西是要有底气的，没了底气，连说话都虚。
几天之后，随着第二十七师团登陆九江，第十一军的人马终于全部到位。
按照冈村个人的判断（实际情况也差不多），日军一个步兵大队就可以轻松击败中国地方军一个师，攻击嫡系军要困难一些，但一个联队也足抵一个嫡系师。
据此推算，一个师团对阵中方几个军，哪怕是集团军或兵团、军团，都不在话下，依靠四师一旅团，这么多部队全力一扑，冈村并不认为他占领不了武汉。
最让冈村放心不下的还是侧背的薛岳，然而从薛岳依山而战的坚韧和前期作战的艰苦程度来看，即使把第二十七师团都投入南战场，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到10月上中旬才能结束战事，那样的话，西进武汉的计划肯定要泡汤。
望着滴答转动的钟表，冈村真有钝刀割肉的感觉，要是时间能停滞下来该多好。
也罢，只有暂时放弃南战场了。
9月10日，第二十七师团奉命西进，准备沿瑞武公路（瑞昌至武宁）发动进攻。
第二十七师团有较强的攻击能力
第二十七师团不在常备师团之列，但它其实又不能算是纯粹的新编师团，追根溯源，这是一支老部队，即挑起“七七事变”的“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
步兵旅团在“七七事变”的平津作战中损失并不是很大，倒是在太原会战中让陈长捷给打得够惨，萱岛联队一半人被打光了，要不然这样一支颇有点历史的驻华部队也不会进入新编阵营，窝窝囊囊地跟第一〇六师团等小兄弟挤一块儿。
第二十七师团的侵占目标是武宁，假如武宁被破，则日本侵略军就可以轻松迂回至武汉以南，率先斩断粤汉铁路，所以蒋介石的统帅部立刻感到了紧张。
武宁守军仍然是王陵基川军，而通过上次的险情，已经没有人认为王陵基能够守得住武宁了。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急电薛岳，要求他赶紧从南昌赶到武宁，以便代替王陵基进行指挥。
电报内容很急很简单，可是对于薛岳来说，却是一个十分棘手实际也难以完成的任务。
你们信任我，这是好事，可是我并非肋生双翅，一时半会儿飞不过去啊。
自开战以来，为阻止日本侵略军凭借机械化优势大步突进，薛岳早已将南昌以北的交通全部予以破坏，如此一来，敌困难我亦不便，有一段时间甚至连军粮都运不上去，前线官兵只能靠吃庐山脚下老百姓种的南瓜度日。
从南昌到武宁，不是一点点路，不坐汽车徒步行进的话，说不定还没走到武宁，第二十七师团倒已经在跷着二郎腿等你了。
薛岳捏着电报愣了一会儿，忽然一拍脑袋。
太搞笑了，孤家寡人我去武宁干什么，空手两拳头能干得过第二十七师团？
武宁需要的不是我薛岳，需要的是能打仗的生力军。
可是生力军从哪里来呢？要知道薛岳兵团正面也一直被两支新编师团所牵制，如果按照一般指挥官的思维逻辑，此时能够保住自己这块地的收成就要谢天谢地了。
老虎仔就是老虎仔，电光闪过，继“反八字”阵形之后，他又推出了一个堪称精妙的战术构想，这就是“北守西攻”。
具体来说，就是在庐山取守势，背南面北，能监视住对面之敌就行，此为“关门战术”。在武宁则要取攻势，背东面西，重要的是拖住企图从这里迂回进击武汉的日军，此为“拉腿战术”。
依据这条思路，薛岳得以陆续将南战场的部队调入武宁，其中最厉害的是黄维第十八军。
第十八军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在罗店的“血肉磨坊”磨过血豆腐，功夫自然了得。军长黄维更被称为军界的“书呆子”，素来爱跟人死磕到底，待其披挂整齐之后，犹如《水浒传》中的霹雳火秦明，但见一把狼牙棒挥过，避者生，挡者亡。
前面川军太弱，第二十七师团对强敌提防不够，一个不小心，第一〇三联队联队长谷川幸造大佐便被砸碎了天灵盖。
第一〇三联队不是第二十七师团的原班人马，实际上是冈村从第一〇一师团中借调过来的，看来不经打的不管被派往哪里，还是一样的虚。
黄老师狼牙棒的寒光一下子就把第二十七师团给镇住了。眼看形势不妙，后者只得拨转马头，缩往一边，再不敢对武宁轻举妄动。
整容手术
冈村得报吃惊非小。
第二十七师团并非新编师团，实际上是和熊本师团、金泽师团一样的老部队，能够杀伤并吓退这个师团，岂是等闲之辈。
原先武宁的川军没有这么厉害啊，一定是从附近其他地方抽调过去的。
冈村不愧为老狐狸，随后航空侦察机送来的情报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庐山上的部分中国军队确实已经西调。同时，情报还带给冈村另一个让他心跳不止的发现，那就是在薛岳抽兵之后，在乌石门线左翼露出了一个豁口。
没有高空侦察，这样的豁口其实非常隐蔽，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于此也可见技术手段在战场上的不可替代性。
根据地图上比对的结果，豁口位于白云山区，犹如在海洋中闻到了血腥味的大鲨鱼，冈村立刻兴奋起来。
这又是一次施行穿插迂回战术的绝佳机会！
现在假如派一支部队从白云山穿插过去，定能收到与当初金泽师团出兵岷山一样的效果，那样的话，不仅可以为第二十七师团扫除障碍，而且有可能一举击破乌石门线。
在内心深处，冈村其实从没放弃过南下计划，现在可以一举两得，这样的美事到哪里去找？
问题是派谁去搞定这个活儿呢？第十一军用到了底儿朝天，冈村手中已没有可掌握的其他成建制机动部队了。
有人主动上门揽活了。
第一〇六师团被薛岳“反八字”阵困在马回岭二十多天，师团长松浦自己也感到十分丢脸，听说还有这样可以立功的好机会，马上向冈村请战。
冈村一开始却很犹豫，积极性值得肯定，可你干得了吗？
他的顾虑不无道理。自全面抗战以来，中日双方各出奇招。一般来说，日方将领善用迂回术，中方将领则喜用口袋阵。不管迂回，还是口袋，都是好战术，但是越好的战术，对时机把握的要求就越高，所要面临的风险也越大。
口袋怕的是还没扎好，袋底就破了，迂回惧的是正面尚没个动静，迂回的反而一头撞进对方的网里，成了送到人家嘴边的猎物。
第一〇六师团在金官桥之战中的表现，实在让冈村对这个师团不敢有过高期待，可是再想想，你不用它，还能用谁？
用是要用，但是得客串美容师，给第一〇六师团好好打扮一下。
几战下来，第一〇六师团伤亡很大，缺员甚多，这次冈村就给一次性补充了两千七百多名新兵，帮助松浦把门面又重新张罗起来。
处于庐山那样的地势，特种作战很难充分发挥作用，平时威力极大的野炮和重炮连运都运不上去。为此，冈村调来了一个山炮兵联队，专门配属给第一〇六师团，并将这个师团改造成了适应山地作战的驮马师团。
鉴于沿途地形复杂，特别是在金官桥之战中，由于不识中国军队的工事结构而吃了大亏，冈村又将第十一军司令部的情报参谋樱井中佐派到第一〇六师团，后者不干别的，就是沿途收集战地情报，给松浦当耳目使唤。
第一〇六师团坯子就那样，再怎么整也变不成美人，但让冈村这么画眉搽粉的一弄，小样儿看着倒也有些带劲了。
冈村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煞费苦心的结果，却是把新编师团送进了鬼门关。
索命地图
9月25日，第一〇六师团悄悄绕出马回岭，轻装进入白云山区。
这个情况薛岳起初并未察觉。
中方不同于日方，缺乏侦察飞机等技术手段，对日军的一举一动，全得依靠地面侦察和指挥官的个人判断。第一〇六师团在马回岭里面守着不动，也不是一天两天，而且山高林密，即使万人以上的大部队行动，有时也难以发现对方的准确行踪。
可是两天之后，一切便全部得到改变。
他们被欧震第四军给发现了。
在金官桥之战中，除了第十九师居中外，一左一右，还各有欧震第四军和李玉堂第八军护驾。
让欧震最为惊心的一幕，是金泽师团即将从岷山穿插过来的那一瞬间。当时第四军居于金官桥左翼，前沿部队遭到金泽师团的突然袭击，真是要打打不过，想撤撤不了，若不是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挺身上前，舍命一搏，大家都得玩儿完。
在山地中行进的日军轻装部队
自从有了这段经历后，欧震格外警醒。他在营地附近设置了许多警戒部队，远的是搜索队，近的是掩护队，时刻防备遭到类似突袭或包围。
在发现第一〇六师团突然出现于白云山后，欧震赶紧向薛岳报告，而这时薛岳刚好又得到了一份新的情报。
进入西战场的中国军队在公路上抓到了一个骑摩托车的日军军官。经过搜查，在他的公文包里找到了一份日军的作战计划，而这份计划书明确载明了第一〇六师团的此次穿插意图。
两相对照，薛岳马上明白过来，他立即命令欧震就地对第一〇六师团进行袭击和拦阻。
这时的第一〇六师团自身也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因为要出奇制胜，所以他们选择的道路全是最难走的山路，不仅极其狭窄，而且坡度很大，有些地段，别说马，连人都很难过得去。
白云山区已属幕阜山系，但它跟庐山一样，脾气也十分古怪，很不好适应。一早一晚，山里到处弥漫着的浓雾，更使官兵们在行军中叫苦不迭。
这些还不算最困扰人的，毕竟你要搞奇袭搞穿插，就没法走寻常路，最伤脑筋的是他们走着走着，已渐渐失去了方向感。
松浦所使用的地图，还是冈村当初偷来的那张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的复制品，但是他越看越疑惑。
图上标注和实地位置对不上号啊，怎么回事呢？我这究竟是在哪里？
就在他彷徨四顾的时候，周围山地突然响起枪声，第一〇六师团没有穿隐身衣，那子弹又分明是奔着自己来的，所以只好匆匆忙忙地上前应付。
被欧震这么一逗，处于混乱之中的第一〇六师团在山区里彻底迷了路，只能糊里糊涂地跟着第四军的枪声走。
9月30日，第一〇六师团先头部队接近万家岭。
死到临头，松浦仍然弄不清状况。他通过无线电报，向冈村报告了自己所处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他通过地图对比得出的结论。
冈村派飞机一侦察，发现松浦说的完全不对，他真正站的地方，跟报告中的描述竟然相差了二十里！
这是在山区，如此大的误差绝对能要了人命。
太惊魂了，松浦身上的每个毛孔都直竖起来：要不是有飞机在山区上空进行观察，冈村你会知道我在哪里吗？
这破地图，恨不得一把将它撕个粉碎。
说起此事，冈村颇感无奈。为了这套地图，他当年可是冒了九死一生的危险，从江上逃命时把所有行李都给扔了，唯独舍不得丢弃地图。
没有地图，面对这么多山，大家就都得做睁眼瞎，你们真不晓得珍惜啊。
然而冈村也知道，来自前线的批评之声不是没有依据的，这套地图确实存在不少错误。尤其是在距离主要道路较远的偏僻山区，与实际情况相比，更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出入。
要怪，只能怪山区太过偏远，那些投身北洋的中国学生兵们恐怕也吃不了这许多苦，没有亲自钻到山窝窝里来搞过精确测量。
不管怎样，现在说这些都已经太晚了。
一个不能少
薛岳在获知第一〇六师团企图穿插后，第一反应是点点头，冈村这老东西果然豁得出去，这种钻隙冒险的精神还是值得佩服的。
随后便是把桌子一拍。说来说去，还是没把我薛某人放在眼里，我的防线是你一声招呼不打，随便想穿就能穿的吗？看来非得让你长点记性不可了。
传我将令，马上调整攻击方向，附近不管哪条线上的人马，能抽的全部抽到万家岭，集体给第一〇六师团举办一次篝火晚会兼生日派对。
薛岳到处抽调可用之兵
万家岭这个原本沉寂的山沟由此开始热闹非凡。
几个月前的兰封会战，是薛岳参加抗战后发动的第一次大围攻，但那次围攻功败垂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时间上来不及，还没等生擒活捉土肥原，对方的援军就上来了。
万家岭虽比不得兰封，但山外的第二十七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也都不是吃素的。他们一旦发现第一〇六师团被围，一定会上来援救，到时一个从东，一个从西，两边防线都会吃紧，有可能没解决第一〇六师团，自己倒反而陷于被动。
一定不能重蹈兰封会战的覆辙，得放一只闹钟在桌上，读秒计时。
可是要把一个万人以上的师团迅速包围起来，并非那么简单的事，需要的也不是一点点人手。不是说“十则围之”吗？薛岳至少要调动十倍于第一〇六师团的兵力，才能达到他围攻的目的。可是试问，仗打到现在，哪来这么多人呢？
答案是：有！
原因之一是薛岳此前把能抓的部队都抓在了手上，而且死也不放。
在金官桥之战结束后，除允许湘军第十九师撤后整补外，薛岳要求其他部队一律就地待命，不得溜号。
要走也可以，我点头才行。
岷山一战，第七十四军拼得很凶，按理也应该换下去，但薛岳坚决不让。
虽说曾对俞济时吹胡子瞪眼睛，但他心里恐怕比谁都清楚，如果没有第七十四军力敌金泽师团，金官桥正面的部队没有一支能完整地撤下来，即使勉强退后，也得成溃散之势。
第七十四军就如同台儿庄战役中的汤恩伯军团，或许你老是觉得它不上进，可只要它一发狠就能起化学反应，这就叫本事，换成其他部队，别说骂了，任你怎么捶怎么打，该不行的还是不行。
薛岳打定主意，谁的话都不听，连顶头上司陈诚也不行，第七十四军就是不能走。
陈诚不行，换成了蒋介石，后者亲自来电，要求将第七十四军撤到长沙去休整。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写道，颜良文丑皆为河北名将，乃袁绍手下第一勇士，连徐晃、张辽都战之不下，可是关公上去只一个照面就将两人给斩了。
并不是云长的水平真的高出这些人很多档次，而是因为他胯下有曹操赠送的赤兔，这匹世间难得的宝马在速度上远远超过它的同类，以至于颜良文丑在被杀之前都没能完全反应过来。
某种程度上，第七十四军就如同蒋介石的千里赤兔，老头子虽然送给薛岳使用，可是回头想想，嫡系军里好不容易出这么一个特别能打的，别两下三下就被老虎仔给折腾死，还是得留着点本儿。
“委员长”亲自来电，薛岳却并不买账，回复就四个字：撤不下来！
别人或许会惧蒋介石，薛岳可不会。实际上，包括张发奎在内，能让这些当年的“大内侍卫”打心眼儿里服气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孙大总统。
在薛岳眼中，蒋介石跟他们一样，开始也是跟在革命先行者屁股后面混的，只是运气不错，风云际会，正好坐上金銮殿而已。
以薛岳后来在抗战中的作为来论，堪称军事奇才，既然是奇才，又有几个是好脾气的？
何应钦脾气倒是很好，涵养深厚，实际也具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但是他总也打不了出奇制胜的仗，还被人私下叫做“何婆婆”，这就是奇才和人才的区别。
就算蒋介石对薛岳再好，再怎么重用他，也改变不了老虎仔那种固有的性格，一句话，说不鸟你就是不鸟你。
那是蒋介石了，好歹回了你四个字，要换别人，没准理都不理。
蒋介石深知薛岳的脾气，只好厚着脸皮再次来电，并说明理由：第七十四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
薛岳铁了心不想还赤兔，在给蒋介石的第二次回复中仍然毫不客气：赣北各军作战时间都比七十四军长，伤亡都比七十四军大，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七十四军也请“缓予调下整补”。
眼下正是打仗的节骨眼，不是我不想让它整补，而是得缓缓。
薛岳说的当然不完全是实情，李觉的第十九师不也调下去了吗？然而话讲到这个份儿上，蒋介石也不好意思再发第三通电了。
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既然薛岳如此执拗，也只得由他，不然打了败仗，责任算谁的？毕竟战场之上，打赢才是硬道理。
此时广东形势已十分紧张，日本对广东进行海空封锁，大战一触即发。余汉谋连日急电国民党统帅部，请求将粤军调回用于防守。
这次不同以往，薛岳本身也是广仔，岂能坐视不救。在接到命令后，他终于咬咬牙，同意部分粤军可以南调，但也必须“暂缓”。
余长官，以后你那里缺牛，我给你当牛，缺马，我给你当马，就现在不行，马上要干真仗了，手上多把腰刀都是好的，等我这边打完一个回合，再让他们回广东参战不迟。
把七七八八的部队都强留下来后，薛岳便不再肯随便往一线添置兵力，而是全控制在二线，以便随时能够作为重拳打出去。
有时候适当的自私于公于己都有利，万家岭之战，这些预备部队都派上了用场，其中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更是派上了大用场。
除了坚决不放人，薛岳还拼命抽人，能抽该抽的抽，不能抽不该抽的也尽可能抽。
当时万家岭的东西南三面都已部署兵马，唯独北面尚为一片空白。薛岳为此盯上了东西孤岭的叶肇第六十六军，而后者就属于“不能抽不该抽的”。
不该抽，是因为此举很是冒险，第六十六军进入万家岭，势必削弱原防区的防御力量，第一〇一师团可能会乘虚而入。
不能抽，则是蒋介石早就亲自指示，即使在放弃赣北之后，第六十六军也必须留在庐山打游击，更不用说战时擅离阵地了。
薛岳却认为，第一〇一师团并不可能马上判明并确定第六十六军调离，正如中方发现第一〇一师团离开马回岭，同样也有一个时间差一样，这中间至少得有两天间隔。
等到第一〇一师团回过味来，那里毕竟还有其他守军进行牵制，纵使日军打得顺手，攻到德安城下也非一日之功。到时候，第六十六军已参与万家岭之战多日，没准第一〇六师团早被吃掉了。
薛岳先斩后奏，一面向统帅部报告，一面向叶肇发出调令。
现在就看叶肇的态度如何了。
叶肇要留在庐山，奉的是蒋介石的“御令”。薛岳要他下庐山，他完全可以予以拒绝，所以薛岳本人对第六十六军会不会，或者说愿不愿意来，心中也不是很有底。
可是叶肇和他的六十六军官兵在接到命令后，却是喜出望外，十分高兴。
终于可以找到机会离开庐山了。
第六十六军是广东部队，江西话也不会说，要留在庐山当游击队，起码生活上就不习惯、不适应，而且一直打正规战的人，想象中的敌后游击战场肯定苦得不得了，若非上级硬性命令，谁也不愿意留下来。
武汉会战后期，为了打造大别山游击基地，李宗仁曾召集紧急军事会议，讨论把谁留在大别山打游击。座中诸将，大多默不做声，只有廖磊慨然应命。
大家都以为廖磊要倒霉了，未料到他在敌后战场过得比正面还滋润，反正用不着死扛，想打就打，不想打往大别山里一钻即可。
在大别山里面，仗还出奇好打。一个伏击战下来，进山扫荡的日军都要死伤几百，躲在山林中的桂军却损失低微，而且步机枪和呢大衣、望远镜等军用品可以缴上一大堆。
尝到游击战甜头的桂军从此盛行一句话，那就是“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一点都不可怕”。廖磊更是把游击区治理得风风火火，弟兄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像梁山好汉一样快活，把仍在指挥正面战场的李宗仁都看得目瞪口呆。
不过这种事谁能料得到呢？当时当地，叶肇第六十六军想离开庐山的心情很是迫切，所以下山参加万家岭作战的积极性也非常高，可以用“踊跃”来形容。
叶肇到达万家岭后，即迅速占领山头阵地，封死了第一〇六师团北归之路。
第六章 沧海一声笑
十几万人在一个狭小山区运动，不可能完全瞒过日军侦察机的眼睛。
九江的第十一军司令部一片忙乱，当参谋们把一个个轨迹和箭头在地图上逐一标示出来时，冈村的心已经被提到了九霄云外的半空之中。
点连成了线，不过不是第一〇六师团的占领线，而是中国军队在万家岭越来越清晰的包围线。
赶快通知第一〇六师团迅速突围！
事实上，第一〇六师团已提前进入山穷水尽的境地。从马回岭出发时，他们只带了六天的口粮。六天过去，粮弹皆缺，只能像兰封会战时的土肥原师团那样，依靠空投来维持有限的补给。
飞机能运多少东西，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很多官兵被迫自力更生，四处寻找食物。可是万家岭内不过寥寥几座小村庄，在坚壁清野之后，老百姓都撤走了，村庄里根本找不到任何能吃的东西。
村庄外面倒是有不多的几亩稻田，但显然也被收拾过了，只是偶尔能看到一些未来得及收割的稻穗，且稀稀落落，少得很。
这些饿极了的家伙也管不了许多，找到后全都如获至宝，把稻穗拔下来放钢盔里搓一搓，搓去稻壳往嘴里一塞，聊以充饥。
至于运辎重大炮的东洋马，人还吃不饱呢，谁还管得了它们。
此时就算冈村不说，他们自己也知道必须马上突围，否则绝无生路。
沙场猎豹
可是师团长松浦却搞不清楚他到底应该往哪里突，在万家岭，到处都是杀声震震，到处都是旗幡烈烈。
冈村立刻给他指路，往西靠拢，第二十七师团可以接应你。
西面在哪里？不知道。
地图越看越糊涂，连那个第十一军司令部下派的樱井中佐都晕头转向。别的地方，或许还可以通过参照物来纠正地图的偏差，但这里除了山林还是山林，哪有什么明显的参照。
有人提了个醒，赶快把罗盘拿出来。
这个罗盘不是用来看风水的，其实就是指南针，在山里迷了路，可以依靠它来确定方位。
让人没想到的是，关键时候，罗盘也失灵了，指针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同样六神无主，不知南北西东。
显然山区周围有强大磁场，是它干扰了罗盘。
松浦傻了，他的部下们也如同一群乱糟糟的苍蝇，在山里嗡嗡乱叫，却不知道往哪里去好。
10月7日，薛岳看到第一〇六师团已全部进入万家岭，而他的口袋阵也基本就绪，遂下达了总攻令。
这是一次战场上的大围猎，它将比兰封会战时的那一次更加精彩，也更加彻底。
据研究元史的专家介绍，曾经用铁蹄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队，其军事攻略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他们的围猎经验。
草原上的野兽通常感觉极其灵敏，行动也异常快捷，猎人如果单枪匹马，是很难捕捉到的，但是蒙古人的集体围猎不同。
他们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追杀，而是慢慢驱赶，然后一点点缩小范围，直至把所有野兽驱赶到一个固定的猎杀场。用这种方式，可以做到不让任何一头猎物逃脱，哪怕它是一只目标很小的兔子。
薛岳的总攻与此类似，他也在不断缩小包围圈，把第一〇六师团往预设的猎杀场赶。
但是在此之前，他还需要拔除一个障碍，那是一座山，叫张古山（又称张古峰）。
整个万家岭，遍布矮山丛林，这些矮山一般都不高，张古山属于矮子里面拔将军，比最高的矮一点，比最低的高一些——一共才三十米。
别看其貌不扬，但是它的位置很重要，从这里可居高临下，直逼第一〇六师团的核心阵地，且地势陡峭，易守难攻。
松浦师团长尽管已完全搞不清方向，却也熟谙攻守要诀，他在进入万家岭后不久，就抢先控制了这一要地。
对于万家岭一役来说，张古山的得失十分关键。失之，会被第一〇六师团屏于户外，得之，则可将其驱入死路。
薛岳依旧把这块最硬的骨头交给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来啃。
俞济时虽是七十四军的老军长，但七十四军之所以出名，却与另外两个人有关。第一个人是时任第五十一师师长的王耀武，另一个是他的部下张灵甫。
国民党陆军将领，要评帅哥，张灵甫位列第一。要命的是，他在其他方面也很出众。
张灵甫生活中也很爱漂亮，右额垂下的那一缕头发据说是为了遮掩枪伤伤疤
有一段相声，逗哏的说：我是北大的。
北大者，北京大学也。
捧哏的浑身上下打量了他一遍：说清楚，你是哪个大学的？
逗哏的起初顾左右而言他，被逼急了，冒出一句：我是北大的，怎么了，又没杀头的罪过。
不过他最后还是承认：我是北京大兴县的，简称“北大”。
这段相声告诉我们，北大是个很牛的单位。其实就是他不说，我们也知道，考大学难，考重点更难，考北大则难上加难。
上溯八十年，整个中国一共也没多少北大学生。张灵甫一不小心就考入北大，而且还是历史系。
上溯八十年，凡是识文断字的，一手字大抵都能看得过去。张灵甫的字却不是看得过去这么简单，他研习魏碑已到一定水平，连书法大家于右任都推崇不已。
上溯八十年，书生论政十分流行，秀才们雄辩滔滔乃至上街游行。张灵甫在北大不但是学运健将，而且慷慨热血到半途休学，像比尔·盖茨那样，只读了一年就直奔自己重新选定的目标——只不过不是开公司，而是报考黄埔，实现“匡济时艰之志”去了。
从儒雅书生到剽悍战将，看似距离很远，但民国时代的很多人都是轻轻一脚跨过。不打仗时这个人会闲居书房，读书挥毫，有时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然而一拿起枪便杀气腾腾，宛如虎豹，完全是一副“醉卧沙场君莫笑”的职业军人本色。
其实在淞沪会战前的好几年，张灵甫已经是胡宗南第一师第一团的团长了。胡宗南手下，黄埔一期、二期的一大堆，能够把四期的张灵甫提拔上来并放到这个显要位置，除了眼光，当然与他自身的表现分不开。
可惜，这么好的前程，却差点让他自个儿给毁了。
这位老兄回去探个亲，竟然把老婆给杀了，这就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团长古城杀妻案”。
杀人的过程十分简单，杀人的原因却很复杂。张灵甫自己提供的说法是，老婆偷了他带回的军事文件，又拒不交出，一怒之下，便失手将对方给打死了。
不管什么原因，自古欠债还钱，杀人偿命，都是应有之义。前程远大的张帅哥转眼间便沦为死囚，等着秋后问斩了。
然后不知道是张灵甫在狱中递交的申诉起了作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吃了一年牢饭后又被放了出来。
毕竟是民国，要是现在，既杀了人，再怎么减刑，也得在牢里待个十几年。不过这段经历对张灵甫倒是一个不错的提醒，原本他勇则勇矣，却往往伴随着易于冲动的一面，经过牢中面壁思过，渐渐开始冷静起来，后来在抗日战场上屡次上演险中求胜的好戏，不能说与此全无关系。
出了监狱，重见阳光，张灵甫却又再次傻了眼，老长官胡宗南不要他了。
天下第一师，那是多牛的部队，怎么还能容纳一个刑满释放的杀人犯呢。
我从此洗心革面，改过自新还不成吗？
不成。
绝望之际，张灵甫转投王耀武，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
不过第七十四军刚上淞沪战场时，张灵甫还只是王耀武师部的一个高参，并不是说王耀武不想重用他，而是因为团营长位置都满了，不得已就授了这么一个官。
高参高参，有什么可参的，哪有上阵冲杀过瘾。
张灵甫的苦闷，王耀武也看出来了。
陕西有个保安团已改编为补充团，马上要开来淞沪归七十四军指挥，到时老弟你就充任团长吧。
天下第一师的团长，如今只能到小小补充团当个团长了，真是掉价，但张灵甫不在乎，他只要有仗可打就行了。
于是朝也盼来暮也想，就等着那个补充团到上海。
终于来了。
保安团是什么成色，大家都清楚，平时维持维持地方治安，也就比警察稍好一些。
可是这个保安团上阵后的作战能力却让人大跌眼镜。他们不仅在防区内挡住了日军进攻，还多次向对方发起夜袭。
主力部队干得漂亮合情合理，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兵团也能如此，这是最让人惊异的地方。
之前王耀武肯收留张灵甫，无非是因为后者拥有在“天下第一师”当团长的经历，究竟是否名副其实，他也心中无数。
张灵甫在七十四军的初次亮相，顿时让王耀武对这个主动要求下基层的高参刮目相看。
上了战场之后，能写一手好书法的张灵甫马上就成了一头目露凶光、见仗则喜的猎豹，战事紧张时，甚至每每跃出战壕，带头冲锋，在他的带动下，就算新兵团原本是一群羊，慢慢也蜕变成了一群狼。
到七十四军参加南京外围保卫战，王耀武的原有主力已几乎打得精光，前线整团整团地报销，看到团长都被抬着担架送回来，王耀武知道撑不住了，赶紧命令从防御线上全线后撤。
但这时候不是你想撤就马上撤得了的，日军在屁股后面紧跟不放。
正当大队日军穿过已空无一人的防御主阵地时，斜刺里突然杀出一支小部队。
起初，日军指挥官并没太把他们放在眼里：就凭你们，给我填牙缝还不够哩。
但一咬到嘴里，才发现不对劲，不仅填不了牙缝，还差点崩了自己的大门牙。
来者，正是张灵甫的新兵团。
跟着张灵甫从上海一路打过来，新兵团早就不是新兵团了，那是一头狮子带着的一群狼。
张灵甫对他的“狼兵”们说，只有打仗的时候想着时时可死，最后才能步步求生，这就叫绝处逢生。
前面是穷途末路也罢，是火海悬崖也好，都已没有选择，倒不如干个沸腾，打个痛快，哪怕是一同毁灭，也不枉好汉世上走一遭。
新兵团的官兵疯了一样，你咬他一下，他立刻还你一口，真是要多疯狂就有多疯狂。
日军不是说完全拿他们没办法，而是心急着要奔南京去，冷不丁地被抱住大腿，怎么踢和捶都没用，一步动弹不得，也真是恼火到了极点。
顾不上再追赶王耀武的大部队，日军就把新兵团给盯上了。
张灵甫在后面看得真切，霍地跳起，甩掉上身军服，端起手提机枪，带着敢死队一个猛冲便杀了上来。
前面枪林弹雨，不会说你是大帅哥就不招呼你，张灵甫也挨了子弹，左臂受重创。
部下要把他抬下去，随伤兵北渡长江，张灵甫不肯，并且大怒。
昔日项羽兵败垓下，犹至死不愿渡过乌江，张某何人哉，敢因区区一伤而渡江乎？
我说过，时时可死，才能步步求生，今当率诸君与倭夷决一生死！
张灵甫把伤口一扎，裹伤再战，在他的带头力拼下，新兵团终将日军堵在东南方向，并在完成阻击任务后才退入城内。
当军长俞济时在南京城里见到张灵甫时，后者已经脸色苍白，全身绵软无力。俞济时立即卸了他的团长职务，强令其随轮船过江，才救下张灵甫一条性命。
坐在满载伤员的江轮之上，当眼看着古城渐行渐远时，这位职业军人心里的悲凄可想而知。打了那么多年仗，南京究竟能不能守住，他岂能心中无数。
那么多朝夕相处的兄弟，从此再也看不到了。复仇，是张灵甫即使躺在医院病床上也一直念叨着的两个字，臂伤还未痊愈，他便提前赶回部队。
张古山之役，成了复仇之旅的重要一站。
什么叫惊悚
在第七十四军，王耀武第五十一师是绝对主力，夺取张古山自非其莫属，可是即便勇如王耀武，对此战也颇费踌躇。
张古山这样的地势，必须仰攻才行。但如果没有足够的重炮配合，仅靠轻武器攻坚，则伤亡一定小不了，有可能参与进攻的部队还会大半报销。这份苦差事，究竟派给谁好？
张灵甫立即从一众旅团长中站了起来：我去！
对张灵甫的主动请缨，王耀武并不意外，假如这个时候他不站出来，倒是个意外。
这时的张帅哥已升为旅长。在黄埔生云集的七十四军，这种晋升速度算是相当之快，甚至有些超常了。有的人是黄埔三期的，跟王耀武都是同学，但也只能在张灵甫手下当团长。
不过你们谁也不要嫉妒，王耀武手下战将素以悍勇著称，可是谁悍也悍不过张灵甫。一到战场之上，这人简直就如同拼命三郎下凡，而且越苦越难打的仗，他反而表现得越兴奋。他的军功和官衔，真是用身上的累累枪伤堆积起来的。
接下来张旅长的话，却让王耀武深感意外。
去归去，可我不想仰着脸挨子弹，那等于送死。
王耀武有些摸不着头脑了，照你这么说，张古山该如何打法呢？总不能因为你帅，松浦就拱手相让吧。
张灵甫没跟他说打法，他说的是三国。
三国末期，蜀将姜维据守剑阁，十万魏兵被其阻于险关之外，无可奈何。然而魏将邓艾却偷越阴平险道，翻越摩天岭，下江油直取成都，从而一举灭蜀。
想想看，当邓艾冷不丁出现在蜀国君臣面前的时候，那感觉是不是特别惊悚？这就叫出敌之不意。
王耀武有些听明白了，你是不是准备扮一下现代版邓艾？
张灵甫一笑，然也。
我已经到张古山附近观察过多次，正面警备森严，攻击的确比较费劲，不过我已经发现了那条“阴平险道”。
这条道就在张古山的后山绝壁，此为日军不备之处。
王耀武越听越有兴趣，说说看，具体怎么打。
张灵甫早已胸有成竹，遂从容不迫，娓娓道来。
正面，我不会“仰攻”，而要“佯攻”，借日军被火力吸引的机会，组织突击队绕道后山，摸到山顶，从背后袭击它。等突击队得手，正面再从“佯攻”转入“真攻”，如此，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好小子，瞧这机灵劲儿。王耀武大为称赞，并当场另拨一团，以助张灵甫马到功成。第七十四军为一旅两团制，也就是说王耀武已把他大半个师都交到了自己部下手里。
按照薛岳的总攻令，是预定10月7日下午4点开始总攻，但张灵甫并没有如期行动。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攻击行动，日军有海陆航空队的飞机助阵，中国军队又缺乏防空设备，白天冲杀，一定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同时你还得顾及绕到后山的突击队，一旦被山上日军发觉，则前功尽弃。
不能白天，得在晚上。
张灵甫的第一个目标，不是张古山。
撑杆选手无论多么优秀，他都必须为自己的杆子找到一个合适的支撑点，只有借助这个支撑点，方能一跃而过。
张灵甫也要选一个支撑点，这个点就是张古山侧旁的长岭。
这里据有六百多日军，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想到对手会发动突然夜袭，劳神了一天，吃过晚饭之后，便进入宿营地睡觉，外面只留了少数警卫。
长岭不高，所以不需要玩绕攻这些花活，从正面完成致命一击即可。
当日军清醒过来时，长岭之上已布满中国军队。
按照冈村的战力比较法则，日军一个联队可敌中央军嫡系一个师，往下推，则一个大队能顶一个旅。
可冈村说的那个联队，其实指的是熊本师团、金泽师团等像样一些的，并不包括第一〇六师团这样的“弱兵师团”。张灵甫以最强对最弱，又是在对方无特种部队和日机助力的情况下发起突袭，结果可想而知。
六百名日军给灭个精光，张灵甫在前半夜就顺利拿下长岭。
后半夜，就得专心对付张古山了。
长岭激烈的枪声，早就把张古山的日军给弄得心惊胆战。继占领长岭后，张灵甫最得意的主力团杀到山下，做强势登山状，更把山上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来。
张古山的日军多过长岭，计有八百多人，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料到，此时会有一支由精兵组成的突击队攀岩附葛，从后山爬上来。
突然觉得胸口一凉，怎么回事呢？低头一看，一把锋利的刺刀已经从后背透过前胸。
日军顿时乱成一团，不得不回过头来与之对拼。就在这一扭头的工夫，正面部队也趁势掩杀上来。两面夹攻之下，八百名日军很快就垮掉了。
此后，张灵甫牢牢控制了这座著名的山头，就像蒙古人组织的大围猎那样，第一〇六师团没有一兵一卒能从这里漏出，即使你想要趁月夜脱逃，也不过是枉费心机。
张古山区区不毛之地，战后却布满了日军遗留的弹药箱、刺刀、皮带等物品，甚至还有防毒面具及毒气弹，至于未能收敛的双方骨骸，更是俯拾皆是，由此可见当时攻击的突然性及肉搏厮杀的惨烈之状。
中国军队牢牢控制了张古山
经过万家岭一役，人送张灵甫外号：猛张飞。后来田汉到前线两次采访张灵甫，并以张古山之战为蓝本，写出了话剧《德安大捷》。在这部话剧中，张灵甫为实名实姓，公演之后，名扬天下。
张灵甫只是第七十四军的一面旗帜。事实上，这个军之所以特别能打，一个重要原因是军官人人都能舍生忘死，带头冲杀。仅王耀武第五十一师中，四个团共伤亡五名团长（包括代团长）和七名营长，而且大多受的是重伤。
战况进行到最激烈时，俞济时把军部警卫营都派到前线，而成了光杆军长的他也亲自到前线压阵，这才把第七十四军把守的南防线打造成了一道铁闸。
地狱之谷
总攻发起之后，包围圈越缩越小。
万家岭地方不是太大，整个战场区域不超过十平方公里。尽管每一天的进展都慢如蚕吃桑叶，但在这种流弹都能伤着人的区域，对第一〇六师团实力的损耗和士气的打击不言而喻。
10月8日，总攻发起的第二天。第一〇六师团给第十一军司令部发去了一份紧急电报。
电报不是以松浦师团长名义发的，发报的人是情报参谋樱井。毕竟这不是告捷的电报，还是由第十一军总部派来的人代劳为好。
这份电报其实就是一份求援电。可是都到这般境地了，樱井仍不肯照实说，在电报里吞吞吐吐，支支吾吾，让人乍一看去，仿佛第一〇六师团还很强大很安全似的。
到电报的末尾，遮不过去了，才来了一句“请求给师团以战斗指导”。
电报不啻给冈村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在此之前，他一直未伸援手，就是还对第一〇六师团独立突围抱有一丝幻想，看过电报之后，才知道情况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再不给予“指导”，整个师团都可能要完蛋了。
急忙查询地图，离万家岭战场最近的是第二十七师团，赶快让它去，帮助被围孤军打开一条求生通道要紧。
第二十七师团正急于西进立功，同时又被黄维第十八军缠住，主力一时抽不出来，派出的只能是从第一〇一师团借调过来的“弱兵”，而且很快就被薛岳的西路部队给打了回去。
冈村的第一次出手救援虽然胎死腹中，但仍给薛岳提了个醒：这支援兵是弱旅，不能代表后面全是弱的，所以下手得快。
10月9日，总攻发起的第三天。这一天，戏码陡然加重。
薛岳袭击了第一〇六师团的山炮兵联队，破坏了山炮。这些山炮称得上是第一〇六师团赖以冲破包围圈的最后一个心理依靠，师团长松浦得报后恍如跌入冰窖中。
之后，薛岳开始集中使用他在庐山上屡试不爽的特种武器：迫击炮。
迫击炮是山地战之宝
在平原或远战中，迫击炮或许不如其他火炮，在山地战中却能称雄，一方面是因其便于携带，机动性强，另一方面则是正好对了胃口——迫击炮的长处和短处都在于它适合近战，而且这种炮还特喜欢“翻墙”，即使你躲在丛林或岩石背后，一连串迫击炮弹甩过去，也照样能要了你的命。
迫击炮弹带着啸声不断向日军阵地飞去，在万家岭到处都能听到令人发憷的爆炸声。经过轮番轰击，第一〇六师团的防守体系变得七零八落。匆匆建立起来的工事，不是塌陷就是全毁，漫山遍野，到处是日军的尸体和呻吟着的伤兵。
他们甚至已完全顾不上掩埋尸体。死在沟渠里的日本兵，时间一长，皮肤便呈现出褐色，身体更被浸泡到肿胀起来，嘴巴鼻子里掉出来的，竟然全是白米一样的蛆虫！
从马回岭出发时，第一〇六师团专门配备了一千多匹战马，用于运载山炮和辎重，但在进入万家岭后，饥饿加上中弹伤亡，早已所剩无几。就这样，中国军队的迫击炮也没放过这些助纣为虐的畜生，拴系马匹的地方接连落下炮弹，马匹受惊的姿态在硝烟中看得一清二楚。
想起一年前“七七事变”的南苑血战，日机对二十九军骑兵师狂轰滥炸，南苑营房一千多匹乘马大半倒毙，骑兵师师长郑大章当场被吓得打马就逃。
现在不过是时候已到，一报还一报。
松浦认为自己够惨了，可是他还不知道，这仅仅是前奏曲，大的乐章尚未到来。
当天晚上，也就是10月9日夜，薛岳端上来一桌大餐，这算是整个万家岭战役中最丰盛的了，可称终极盛宴。
菜单倒也不算新鲜，不过是把张灵甫在张古山点的小菜原样照做一遍，但是薛岳把它推而广之，由独家特色菜变成了每个人都乐意尝上一口的家常菜。
所有进攻部队都成立了由精兵组成的突击队，在夜幕降临之后，突然一声呐喊，同时冲向第一〇六师团的防守阵地。
经过倾力一击，第一〇六师团终于被赶进了那个最后的猎杀场。
这是万家岭西北的一座村庄，名字叫雷鸣鼓刘，听上去很怪，所处地形则更怪，属于一个四面环山、中间狭小的盆地，第一〇六师团临时司令部就位于此处。被逼到这一带，说明松浦和他的师团真的无路可走了。
与此同时，第一〇六师团内部的情况也糟到了极点。
算起来，地面断粮已经八天了。即使是捡到的稻穗也极其有限，很快就被吃得一干二净，大家都只能靠天吃饭，指望飞机空投粮食救命。
第一〇六师团各基层部队，你占一个地盘，我占一个地盘，都仰着脖子在等。飞机空投没有那么准，粮食不一定就正好投在你的地盘中央，有时也会扔到中间去。这下子好看了，相邻部队相互争夺，竟然还发生了对射，结果两败俱伤，粮食谁都拿不着，也不敢再去拿。
作为新编师团，第一〇六师团官兵的身体素质和吃苦能力本就比不得那些常年野战的职业兵。到了这般光景，全都被煎熬得脸色苍白，连颧骨都变尖了，更差一些的，有的全身水肿，有的如痴若狂，有的弯下腰后就再也起不来了。
极度饥饿加上极度疲劳，使日军的反击能力都变得迟钝起来，连招架动作也要慢上好几拍。
见此情景，薛岳不仅没有停步，下手还越来越重，小小的雷鸣鼓刘顿时电闪雷鸣。
这是一个人喊马嘶、鬼哭狼嚎的夜晚。四周的山头全都被中国军队所控制，迫击炮弹像下雨一样，从四面八方倾泻而下，中弹致死或负伤的日军越来越多。
辎重部队原来还残存了几十匹战马，到这时已全部被打死，连一匹也没剩下。
第一〇六师团辎重一等兵那须良辅当时就待在这个恐怖的围猎场里，他和同伴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精神濒临崩溃状态，望着月亮禁不住哭出了声。
这通常就是大围猎最后的情景。元史专家对此的描述是：“各类野兽发出痛苦的悲鸣声，像山下的松涛一样滚过。”
战后，在万家岭发现了很多日本辎重兵的坟墓，马骨和马背上的铁质驮鞍更是丢得到处都是。这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一〇六师团已无前后方的区分，野战步兵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能保护得了辎重部队。
不过这个名叫那须良辅的辎重兵实在够幸运，他是万家岭一役中极少的幸存者之一。那次遭遇深深刺激了可怜的辎重兵，日本一宣布投降，他就迫不及待地扔下军装，改当了漫画家。
在那须良辅的笔下，雷鸣鼓刘是真正的“地狱之谷”。据他自己说，在晚年的几十年时间里，万家岭的那一幕惨景从未能从记忆中真正抹去。
豪情晚照
在10月9日这天晚上，第一〇六师团师团长松浦已无法有效地掌控自己的部队，司令部附近的所有联队更被分割得零零散散，仅能在各自的孤立阵地上苦苦挣扎。
可怕的还在后面。
10月10日凌晨，天还没有亮，一片漆黑之中，中国军队已几次攻至第一〇六师团司令部附近。
松浦师团长似乎也只能对着月亮大哭了，他把司令部端茶送水的勤务员都召集起来，派出去进行抵抗。
可是枪声仍然在慢慢接近。松浦绝望已极，下令将联队军旗集中到司令部，所有伤病员每人发一把枪，他自己也持枪在手，准备到最后时刻，领着这些伤病员焚旗决斗。
若排除作秀嫌疑，仅以战场表现而论，不能不说，日本军人的这种武士精神还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后来据日军俘虏供述，只要当时第六十六军再往前攻进一百米，松浦就得被俘——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就只能选择切腹了。
由于是夜战加混战，中国军队也不知道第一〇六师团司令部究竟在哪里，否则的话，松浦就要为日军师团长开创一个新纪录了。
第一〇六师团师团长哆嗦着身体，一直熬到天亮，才有人来救他。
救他的是航空队，看到下面惨成这个样子，日机拼着命往下扔炸弹，使中国军队的致命攻击被迫中止。
这一战，第一〇六师团折损大半。经过白天的收容归整，松浦发现，整个师团已陷于瘫痪，原因是联队长以下军官死伤过多，已不敷使用。
一个新编师团，没有军官撑着绝对不行，要不然，像那须良辅那样的预备役新兵会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第一〇六师团在万家岭深陷包围且损失惨重的事，广播上都播了，就算冈村想遮这个家丑都遮不住，日本朝野为之震惊不已。
从最早的“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日本老百姓司空见惯的消息就是“胜利捷报”，偶尔有一个台儿庄，都觉得丢了面子，现在一个师团被人家整到这种程度，无不骇然。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急得连冈村的面子也不顾，开始直接插手“救援行动”。
得知第一〇六师团缺乏军官，他立即调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直接空投万家岭。这一招犹如打鸡血，总算让这个倒霉透顶的师团又恢复了一点生气。
眼看纸已包不住火，这时的冈村也不能不在面上再做些动作。可即使到这种程度，这个利欲熏心的家伙还是不愿意因为搭救“弱兵师团”而影响自己的整个西进行动，踌躇了半天，才肯从第十一军直辖的特种部队中拨出一个战车大队前往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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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虽然威风，却上不了山。不过这倒是给薛岳又提了个醒，“弱”要慢慢变“强”了，看来还是得抓紧时间。他令旗一挥，指挥迫击炮兵继续前压，各部趁夜再次发动猛攻。
本来第一〇六师团还占着张古山以北一个叫哔叽街的小村庄，但经过整晚鏖战，哔叽街也得以收复。战后这里散落的日军遗骨最多，返回的村民中有图财的，曾从骷髅堆里起获三十多枚大金牙。这些金牙都是日本兵的，因为中国兵根本就镶不起。
从那之后，松浦师团长对凭自己的能力侥幸突围已经彻底死了心。他终于明白，在这个铁桶一般的包围圈里面，哪怕自己真的变成一只兔子，也别想乘月夜溜出去，唯一聪明的办法只能是固守待援。
10月11日，在松浦的指挥下，第一〇六师团残部收缩防线，像刺猬一样蜷到了更加狭小的区域。由于缩小了防御面，加上死了这么多人，粮弹也比较好分配，用不着你抢我夺，反而又能守上一守了。
第十一军光出坦克不出人，眼见得第一〇六师团极可能连编制都被对手给抹掉，畑俊六无奈之下，只能亲自组织第二次“救援行动”，将原驻苏州的第十七师团派去万家岭。
10月16日，薛岳巡视战场，此时他的对手早已是“遗尸塞谷，山林溪涧间，虏血洒遍”，谁胜谁负，一看便知。
庐山之上，苍天笑，江山笑，清风笑，壮士豪情，只为这世上又留下了一襟晚照。
鉴于日本侵略军援兵即将到达，进攻部队也已达到了体力极限，薛岳下令结束围攻，集结部队重新退守原防线。
万家岭之战，历时二十二天，第一〇六师团伤亡九千余人，虽然保存了编制，却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这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战争仍在继续，作战双方当时都未能对战场进行彻底清理。直到一年之后，第一〇六师团部分人员回国复员，该师团才派了三百名官兵进山祭吊。在他们走后，留在庐山打游击的一个叫唐永良的中国军人也来到万家岭。
这时的万家岭仍未完全脱去烟尘之气，尚无古战场折戟沉沙的韵味，只有大战后难以磨洗的残酷。唐永良缓缓走去，从矮山到村庄，从道路到溪流，触目所及，没有哪个地方没有人马骸骨，称得上是“五步一尸、十步一马”。
据唐永良判断，未得收捡的残骸，里面大多数是日本兵。他分辨的依据，是看脚上有没有穿着那种特制胶鞋。因为据说日本人常年穿着分叉木屐，导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分得很开，所以制造的胶鞋也得适应这一特点。
唐永良是商震第三十二军的一名师长，他本人虽然没有参加万家岭战役，但经历过的残酷战争场面也应该不少。可是在万家岭，他仍然惊骇于眼前的种种景象。
有的尸骨堆早已渐渐腐烂，蛆虫变成了蛹，蛹变成蝇飞走了，然而留下来的蛹壳却在骷髅上高达盈尺。
不需亲见，光听听这些描述，那感觉就比置身于《西游记》中白骨精居住的洞府还让人发憷。
当然一定要去看看“地狱之谷”。
这里日军坟墓最多。那三百名日军退伍兵在万家岭住了三天，也忙了三天，做的就是筑坟立碑的事。只是第一〇六师团的死人死马委实太多，他们根本捡都捡不过来，三天也仅来得及清理雷鸣鼓刘这一个地域。
当夜色凄清，如水月光倾泻在这一片山岭的时候，异国孤魂们亦有可怜可悲的一面。然而始作俑者，天必罚之，这是古往今来，所有利令智昏的侵略者必然要走过的道路。
获悉第一〇六师团近乎全军覆灭的消息后，原本对救援行动其实并不太积极的冈村也不由得害怕起来。
毕竟这个罪过实在太大，弄不好要被岛国民众指着鼻子骂娘的。事到如今，冈村已全无一点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的风度，他把所有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倒霉的第一〇六师团。
万家岭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还在于第一〇六师团本身孬，素质太差，要是换上熊本师团或者金泽师团，会是这个样子吗？
概而言之，我出的还是奇谋，只是你给我出了奇糗！
在冈村眼里，第一〇六师团原来的根正苗红此时也变了味，都是南九州出来的，当兵打仗的本事咋就相差这么大呢。他为此还专门向国内写信，要求转告包括熊本在内的南九州四县知事，称：第六师团已经成为日本第一的强大师团，第一〇六师团却成了日本第一的软弱师团。
冈村此举，无非是想向外界发出这么一个信息：带着“第一软弱师团”出来作战，就算我是天下第一的强大统帅，又有什么用呢？
这么一宣扬的结果，第一〇六师团的名声变得臭上加臭。其他那些表现差劲的师团因为有了这么一块垫脚石，则个个如释重负，因为有了最差，它们这些差的就有垫底的了。
第七章 像风一样自由
武汉会战前后，中日空战也始终在激烈进行当中。
由于前期优秀飞行员和战机的损失太大，重整后的中国空军仍不是日本航空队的对手，日机屡次空袭武汉，几入无人之境。
“大武汉”连连被炸，长此以往，地面军民的士气都要被炸没了，中国统帅部因此多次督促空军一定要打个翻身仗，幕后总教练陈纳德先生又得来给大家上新课了。
早在淞沪空战时，由于遭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伤亡，日本人便怀疑中国空军背后隐藏着异国高手。日本外务省因此发出强硬照会，要求凡在中国服务的美国飞行员，哪怕是在民用航空公司供职的，也必须一律离开。
美国政府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宗旨，照此办理。一些美国空军顾问和飞行员迫于压力，不得不先后返回美国，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勇敢的人选择了留下来，其中就有陈纳德。
自始至终，陈纳德的公开身份都是宋美龄的航空顾问，护照上登记的也还是“农民”，但就这样，美国领事馆仍不肯放过他，三番五次地发出书面警告，声称陈纳德如果再不走，就要立即予以逮捕，然后递解出境，甚至回国后还得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并因此失去美国公民的资格。
够吓人的了，但是陈纳德丝毫不放在心上，他在日记中写道：设想我是一个中国人！
只要陈纳德本人立场坚定，那就谁也抓他不走，中国政府派来保护他的警卫一层又一层，因为对中国空军来说，这个洋教头实在太重要了。
正在射击的中国空军机枪手
空中游戏
自96式出现在中国战场以后，陈纳德就铆上了这种日本战斗机。不管在哪里，只要听到有96式被击落的消息，就一定要想办法去现场亲眼见识一下。
不是看热闹，而是希望能找到它的软肋所在。
乍一看上去，96式似乎无懈可击。它最厉害之处，是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混战之时可以完成非常漂亮的掉头、回旋等高难动作。
灵活，灵活，陈纳德嘴里一边念叨着，一边下意识地用手试着去撕了撕飞机的铝皮，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犹如墙纸一样，铝皮竟然被撕开了，这让美国人大吃一惊，同时又喜上眉梢。
原来96式的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由于要照顾灵活性，所以就不得不一再瘦身，外壳材料因此既轻又薄。
陈纳德马上给中国飞行员开课，第一课的名字就叫：你得有胆量。
96式看似强大，其实十分脆弱，我们的战机比它要牢固得多，所以不要怕，双方对着开火，第一个中弹坠下去的，一定不是你们，而是对手。
下面马上就有小伙子插嘴：96式比我们灵活，要是它先把枪口对准了我，我却还没来得及对准它，那岂不还是完蛋？
众人大笑，陈老师也笑了：那我再教你一招防身之术。
假使你遇到这种倒霉的事情，记住，千万不要急于逃离，相反，你还可以尝试靠近，靠得足够近，直到可以用你的机翼死死钩住96式的机翼，然后开足马力离开。
你们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是的，它的确很有趣——等回过头来的时候，你将会发现，对手已经没有了翅膀！
年轻飞行员们的笑容全都僵住了。
中国空军飞行员在战前研究战术
多么奇异的战术，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听过，更别说尝试。
陈纳德并不是在对着中国学生信口开河。他做飞行员时就亲身试验过，曾经利用一个固定起落架，撞掉过对手的机翼甚至机尾。
下了课，飞行员们还不肯走，纷纷围着陈纳德问这问那，因为他们仍然不敢相信这种战术的实际使用效果。
尝试的机会很快到了。中日飞机在武汉之外的天空狭路相逢，要放在从前，也许中国飞行员只能落荒而逃，不过陈老师不是说了吗？日本飞机是个“脆脆”，不经打，揍它。
一勾枪机，坏了，机枪卡了壳，打不出去。
危急关头，飞行员想起了“陈氏防身术”，不仅没跑，反而直冲了过去，像陈纳德传授的那样，用自己的机翼搭住了对方的机翼。
一个回合结束，被撕破机翼的却不是日机，而是中国飞机，后者打着转落了下去。万幸的是，总算迫降成功，中国飞行员只是眼睛受了点轻伤。
第二天，这个飞行员气冲冲地找到陈纳德质问：我一点不差地照你说的办法做了，可怎么会是这样一种结果？
陈纳德也很奇怪，问过之后啼笑皆非。
原来当天与之对阵的不是96式战斗机，而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的轰炸机，那是机身最结实的一种飞机。
老大，我让你撞96式，你却去碰轰炸机，看来你的眼睛还真有点不好使，难怪会受伤了。
眼睛如此不好使的，当然只是少数，大部分飞行员使用冲撞战术都获得了成功，他们以很轻微的损失，就连根拔掉了日本战斗机的机翼。
胜利带来了胆量，也带来了自信。当日军轰炸机群在战斗机的护卫下，再次集体飞临武汉上空时，中国空军立即整队上前阻击。
1938年2月18日，爆发了第一次武汉大空战。一战下来，日机被击落十三架，仅四大队新任大队长李桂丹一人就击落三架。
可是对于陈纳德来说，除了胜利的喜悦，更多的还有悲伤和惋惜。因为这一战，中国空军又牺牲了五名优秀飞行员，李桂丹本人也在其中，至此，正选的空军“四大天王”无一幸存。
引蛇出洞
“2·18”空战后，苏联空军成为保卫武汉上空的主力军，因此有足足两个月时间，日本航空队都不敢再到武汉上空来捣乱，只能趁晚上搞一些偷袭的小把戏。
很明显，这帮家伙不会这么容易善罢甘休，一定还会找个时间来热闹一下。可究竟会是哪一天呢？
随着苏联军援的陆续到位，中国空军开始全面更换装备，能用于作战的飞机达到了两百一十七架，其中战斗机有一百五十九架，接近于“七七事变”以前的数量，至少在硬件上已重新具备与日机抗衡的水准。
一天，中国飞行员在试飞过程中，突然发现底下有一架日机通过，于是立即俯冲下去，一击即中。
这架不经揍的飞机原来是一架侦察机，检点残骸，发现里面有个死鬼竟然佩戴着金质领章。
什么样的人戴这个东西？当然不是一般人，而是日本航空队的高官。
搜出的日记显示，原来这个高官是到前线来视察的，却不料正好成为中国空军新机试飞的祭品。日记还透露，4月29日是天长节，航空队要用轰炸武汉来给天皇裕仁献礼。
由此陈纳德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但这还只是信息。在侦察机失事后，日本航空队还会不会照此计划执行，仍然得打上一个硕大的问号。
陈纳德在与苏联空军沟通后，很快就有了计策。
4月28日这一天，中国统帅部将中苏空军全部调到武汉，但来了没多长时间就集体起程前往南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飞机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先在武汉上空低飞，然后又绕城兜了一圈。
如此高调，当然是为了让地面上的人能看个一清二楚，包括那些隐伏的日本间谍和汉奸，后者在第一时间将情报传递了出去。
在离开武汉仅仅一个小时之后，中苏空军就开始了折返。
正是黄昏时候，光线本身就很昏暗，飞行员们还采用了超低空飞行的方式，连通常盘旋降落的程序都给免掉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密的需要。
在这一过程中，陈纳德亲自爬上汉口的最高建筑物观察效果。不过连他也没听见或看到飞机何时到达机场，美国人因此确信，他设下的陷阱万无一失，“蛇”是一定会出“洞”了。
预见一点不差。如果说在此之前，日本航空队对轰炸武汉或多或少还会产生一丝犹豫的话，那么在发现武汉上空出现“防御真空”后，再不趁机去炸武汉拍马屁，那就有被骂成傻瓜蛋的可能了。
4月29日，陈纳德从警报网中得知，日本飞机出动了。
比之于第一次大空战，日本人此次可谓有备而来，杀气腾腾，甚至不惜动用了木更津航空队的主力阵容。
这个航空队里云集着许多轰炸机和战斗机的一流好手，几个月前他们曾袭击周家口，不仅把首次援助中国的苏联飞机炸毁大半，还导致了“空军天神”高志航的罹难。
硬骨头交给你，你就要有啃的办法。
陈纳德观察到，由于木更津航空队的加油基地远在芜湖，所以日本战机能在武汉上空持续作战的时间很短，等到油料将尽，这些飞机将不得不返回芜湖。
于是他将中苏空军一分为二，首轮作战任务交给了中国空军，其目的不在于歼灭对方，而是尽可能拖延时间，耗它们的油。
作为主力的苏联空军，则被陈纳德隐藏起来。
当木更津航空队接近武汉时，中国空军早就在此恭候，双方立刻混战成一团。
这帮家伙是来乘隙轰炸的，压根没想过还要进行空战。当然，临时投入空战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来回的油料就不够用了，所以他们很着急，拼着命都想摆脱纠缠，到武汉去干“正事”。可是你越想摆脱就越是摆脱不了，为了打好这一仗，陈纳德把最后一批优秀飞行员都组织起来，后者在空中组成了一道难以攻破的防御线。
木更津航空队折腾来折腾去，不仅难以如愿，还被打掉了好几架飞机，眼看油料将尽，他们知道今天“礼”是献不成了，只得重组编队，怏怏退回芜湖。
这一轮，日机的损失并不是特别大，直到它们在路上遇到伏兵。
犹如等待猎物的秃鹫一般，苏联战斗机突然杀出，使木更津航空队遭受到了灭顶之灾。
苏联人空中围猎的动作既纯熟又老练，他们先用凌厉的穿刺，将对手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分隔开来，然后进行分组绞杀。
如果这时候96式的汽油仍然充足，未必会落于下风，偏偏它们的油不够了，没有办法停下来缠斗，要想保命只能埋着头往芜湖逃。
越想逃就越难逃，苏联战机不用使什么高招，只需追在屁股后面开火便一切搞定。中了招的日机拖着一缕缕黑烟，纷纷向山沟和田野坠去。
是役，中苏空军大获全胜，仅损失十一架飞机，但击落日机总数达到了二十一架，木更津航空队的96式战斗机全部有来无回。
更搞笑的是，当天日本广播中却传来了“皇军大胜”的消息，说是当天晚上击落了五十二架中国飞机——你把双方打掉的飞机全部加起来也没这么多，可见这帮家伙为了讨好他们的天皇已经把谎撒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每一次胜利，别人都在欢呼，在雀跃，可陈纳德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没有中国空军的舍命拦击和拖延，就没有伏击战的完美成功，但它的代价令人难以承受：四名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当场战死，而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苦战，陈纳德手中本已所剩不多的优秀飞行员已经丧失殆尽。
墓志铭
参加“4·29”空战的中国飞行员中，表现最突出的是陈怀民。
陈怀民，江苏镇江人，毕业于中央航校。在“四大天王”战死之后，他是当时仅存的优秀飞行员之一。
在一众空中骄子中，陈怀民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年轻、健康、有活力。
少年陈怀民白天在学校念书，晚上随父亲习武，而且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惊煞个人，他曾连续夺得全国少年武术比赛的冠军。这时候的陈怀民，如果不设时限，像极了20世纪80年代的功夫小子李连杰。
青年陈怀民在考入中央航校后，除学科成绩冒尖外，还是学校篮球队的绝对主力，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和佼佼者。这时候的陈怀民，如果不设距离，几乎就是“大灌篮”的代言人。
陈怀民，那个永远的追风少年
校园的单车岁月，到处盛开着青春之花。
陈怀民代表中央航校篮球队到浙江大学比赛，在那里邂逅了自己的爱情，但是好景不长，突然爆发的战争却使一对小恋人不得不凄然分离。
陈怀民是著名的“志航大队”，即四大队的骨干，曾跟着大队长高志航在淞沪前线浴血奋战，“八一四”、“八一五”打出了中国空军的威风。其间，他也是九死一生。
最严重的一次，飞机受伤后撞在大树上，陈怀民被当场撞昏过去，等他清醒过来时，竟然发现自己的眼珠子都不在眼眶里了，连忙用手把眼珠又硬按了进去。
等他伤愈归队之后，四大队已移师武汉，熟悉的鹰式也换成了“燕子”，但是战斗并没有变得更为轻松，而是愈加严峻和艰苦。
“2·18”空战，陈怀民不仅失去了新大队长李桂丹，还失去了队长吕基淳，后者绰号“夜猫”，以擅长夜袭著称，也是一位有名的空战英雄。陈怀民自己则两次跳伞脱险，等于两次从死神那里逃了出来。
如果可以不死，这个风华正茂的飞行员当然不愿轻掷生命，特别是看到或想到自己恋人的时候。
热恋中的女孩独自跋涉千里，使得两人在武汉得以见上了最后一面，临别时相拥而泣。
那个深夜，年轻人在纸上使劲儿刻画着这样的词语：发狂、成疯、相思……
本来“4·29”空战那天，陈怀民并不在班上，只是因为有个飞行员刚好要结婚，就向陈怀民提出能否顶一下班，虽然明知此次空战很危险，陈怀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就在空战发生的前一天晚上，陈怀民似乎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他在日记中提到了：
“死”——如果真的出现那种事情，你们不要悲伤，也不要难过，我为国家而死，死得有价值。
4月29日，木更津航空队因为急于要去武汉进行轰炸，所以开始冲得很猛，战况比后来遭遇苏联空军伏击时还要激烈和残酷得多。
陈怀民的“燕子”很快就中弹起火了，他本来可以跳伞逃生，却选择了向对手直撞过去，两机同归于尽。
一部青春日记，才刚开了个头，就结束了。
我去南京，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专程踏访了航空烈士陵园。
即使是南京本地人，知道那个地方的人也很少，所以它虽在紫金山风景区内，却几乎就是一个冷清所在。
陵园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很多衣冠冢，看上去，这些逝去的飞行英雄们似乎仍然在准备整队出发。
我们俯下身子，寻找着那些熟悉的名字，就像在探访一个个师友故旧：高志航、刘粹刚……
终于看到了他，陈怀民，那个追风的阳光少年，那个勇敢的阳光少年，那个始终眷恋着青春和爱情的阳光少年。
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首忧伤而美丽的曲调——
我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一次是遇见你。
我爱这世界，因为，我爱你。
这首曲调的名字，就叫：墓志铭。
外籍军团
两次武汉大空战，使中国空军失去了最后一批优秀飞行员。
空军不是陆军，每个飞行员都需要穷数年之功才能培养出来，不是谁戴上一副头盔就能坐进驾驶舱的。
宋美龄把陈纳德喊过去，指着桌上一堆信件让航空顾问看。
那都是一封封寄自国外的请战书，写信者来自五湖四海，各个国家的都有，而在信中他们也无一例外地表示，愿意为中国而战。
陈纳德马上明白了宋美龄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希望他从中组织出一个外籍空军兵团，以弥补国内飞行员之缺。
雇佣洋枪队来帮我们打仗，这无疑是个好主意，可是陈纳德却对此大泼冷水。
美国人对这些主动推销自己的冒险家的底细再清楚不过，他们都是看着钱的面子上来碰运气的，要想从中挑选出真正优秀的飞行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宋美龄那无奈的眼神也告诉陈纳德，到了这一步，只能姑且一试。
陈纳德决定亲自把关。
来应聘的各国志愿者果然是鱼龙混杂，什么鸟都有。最让陈纳德吃惊的是一个胡子拉碴的小伙子，按照他提供的飞行日志，此君已经飞了一万二千小时。
陈纳德本人有二十年高强度飞行的经历，可他的飞行时间全部加起来，也不过才一万小时。
这洋小伙不但履历惊人，志向和抱负听起来也十分远大：我要去轰炸东京！
陈纳德什么也没说，直接把他带到了飞机旁边。后者马上慌了，吞吞吐吐地告诉陈纳德，说他走的是野路子，属于民间高手，在正式考核上从没有通过考核。
陈纳德笑了笑：“你错了，我没必要考核你的飞行技术，你能一个人把飞机开上天就可以。”
年轻人脸色变得苍白，只得老实承认自己从没有开过任何飞机。
对于牛皮吹到豁边的人，的确用不着什么太复杂的检验手段，基本的ABC，就能让他们原形毕露。
经过陈纳德的逐一甄别，汰劣留良，终于将挑选出的相对优秀者组织起来，成立了“国际飞行中队”。
能留在“国际飞行中队”的成员个个经历丰富，有人还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同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打过仗。在空中，他们确实要比残余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强得多，部队组建后，也圆满完成了包括轰炸日军铁路枢纽和桥梁等任务。
宋美龄和陈纳德似乎可以松口气了，谁也不会想到还会再出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出在空中，而是来自地面。
陈纳德拟订了一项秘密作战计划，准备派“国际飞行中队”第二天凌晨去轰炸驻济南的日军指挥部。
可是当天下午，日机突然来袭，几秒钟内，跑道上准备好的所有轰炸机全部被毁，留下的只有烟火、尘埃和残骸。
执行轰炸任务的中国飞机
日机不会无缘无故发动偷袭，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陈纳德立刻着手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国际飞行中队”的流浪汉们原先都是全世界跑江湖的，他们为钱受雇，也就为钱打仗，根本就不接受什么纪律约束。没有作战任务时，这帮人就跑到武汉闹市区去泡吧，泡着泡着便胡说八道，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也一个字不漏地说给人听。
在那些地方，有的是日本间谍和汉奸，这使得中国空军几无秘密可言。
维持“国际飞行中队”需要花很多钱，无意中却成了军事情报的泄露和扩散地，并且造成了如此惨重的损失，这是连宋美龄也无法接受的，但由于受到合约限制，起码在合约期内，你是不能轻易辞退这些外籍飞行员的，否则光违约金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显然，“国际飞行中队”的存在，已经成了一块鸡肋。
神鹰部队
早在制订国防计划时，中国统帅部就有空袭日本一项，但空袭日本不是随口说说，特别是自退守武汉后，不仅中国的空军基地离日本越来越远，能承担这种远程作战任务的优秀飞行员也早就牺牲得差不多了。
“国际飞行中队”里倒是有合适人选，但是对方狮子大开口，一出价就是十万美元。
蒋介石得知后立刻予以拒绝，不是说凑不出这笔钱，而是事情太过窝囊：明明自己雇用的外籍员工，干点活还得付天价薪酬，这算是哪一出啊。
就在不知如何是好时，突然有人主动站出来，大声说道：我去！
此人身份非常特殊，因为他并不是现役空军。
徐焕升，上海崇明县人。他的早期经历跟刘粹刚颇有类似之处，即先考入黄埔军校，后在中央航校受训，因此身上既有黄埔的那种铁血精神，同时又具备飞行员特有的贵族气质。
从中央航校毕业后，徐焕升奉派出国，分别在德国航空学校、意大利空军专科学校深造达六年之久。这样复杂的求学生涯，当然不是为当普通飞行员而准备的。在此之前，徐焕升主要担任蒋介石专机的驾驶员。
能给蒋介石开飞机，光凭这一点，飞行技术就差不了，但军用毕竟不等于民用，能开专机也不等于就能开远程轰炸机。
包括那些正规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在内，一开始大多瞧不起徐焕升，甚至还有人暗中给徐焕升起了个绰号：运输机驾驶员。
开“运输机”的偏要开轰炸机，这不是一时冲动又是什么。老兄，你这样做是必然会失败的，到最后不要连专机驾驶员这个饭碗也保不住哦。
徐焕升很快用自己的行动解答了人们的疑问。
要远征日本本土，一般的轰炸机还不行，非得远程轰炸机才能胜任。中国空军里符合这一要求的只有美制马丁轰炸机，这种飞机原先共有九架，五架已经在空战中毁损，还剩四架，但是如今都掌握在“国际飞行中队”手里。
同样是受到合约限制，要想让“国际飞行中队”马上把飞机交出来也颇有难度，而且徐焕升需要得到的，不仅是飞机，还有马丁轰炸机的相关资料，因为在中国空军里面，现在已没有其他人熟悉这些了。
陈纳德决定派徐焕升出马，与这些老外飞行员进行接触。对方只知道徐焕升是给蒋介石开飞机的，而这位“天子御驾”平时又是一袭长袍，酷似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怎么着都不会让人感到威胁，所以徐焕升很快就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在拿到马丁轰炸机的资料后，中国空军拉响了一次空袭警报，并通知“国际飞行中队”的飞行员们迅速离开飞机。等他们一走，徐焕升马上让基地后勤人员把飞机上的油料全部卸除。
第二天，等老外们返回机场时，惊讶地发现，自己已被禁止接近飞机。徐焕升当场宣布，中国空军已成立了由他任队长的第十四队，代号“神鹰部队”，马丁轰炸机即日起将全部由神鹰部队接管。
直到此时，外籍飞行员才如梦初醒。气恼不已的老外们狂呼小叫，甚至揎拳舞袖，意欲大闹一番，徐焕升口头再怎么解释都没用，于是只好先行离开。
回去后，他便写了一封致全体外籍飞行员的公开信——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命而行。作为我本人，其实对你们相当敬佩，感谢你们曾帮助我国抗战。关于今天的事，我希望你们不要轻易掏枪动粗，否则只会违背你们善良的美意。你们必须心平气和下来，因为你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一封信，情真意切，义正词严，外籍飞行员见难以挽回，也只得作罢，一件本来最难搞定的事终于得以解决。
风行异域
神鹰部队成立了，接下来就是要完备细节。
按照原来的行动方案，神鹰部队将从武汉起飞，到宁波基地加油，然后轰炸日本八幡市——该市在日本中部，离东京也相对近一些，但是徐焕升亲自试飞并测算后，却认为不现实。
中间穿飞行服的皆为“神鹰部队”成员（右三为队长徐焕升）
马丁轰炸机的最大航程为九百公里，但从宁波到八幡接近二千公里，就算是把最大航程扩展一倍，也超出了马丁的能力范围。
在徐焕升的建议下，目标改为九州岛的长崎、福冈和北九州，那里离中国大陆最近，宁波到长崎的航程仅在一千多公里左右。
可是从一千公里到九百公里，这中间不还是存在差距吗？而且徐焕升还考虑到，返航时极可能遭到日机追击，到时不是在宁波沿海，而是得到南昌等机场去加油，这样又得预估几百公里航程进去。
如此一讲，似乎空袭日本的计划又成了不可能。
徐焕升告诉大家：我有一个办法。
我们这几架马丁本来就带不了几颗炸弹，倒不如将原有炸弹仓改装为一个大型油箱，这样航程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众人都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可是那样的话，你飞到人家上空去干什么，难道就兜一圈再跑回来？
徐焕升说，我们去发传单！
炸弹少起不到效果，传单多，撒出去的话，作用更大，并且可以借此告诉世界，我们是在从事“人道远征”，目的不在轰炸日本领土，而是为了告诉一般的日本人：“中国事变”远没有结束！
事实证明，徐焕升确实是空袭日本的最佳人选。
在此之前，谁也没有越洋长途飞行的经验，但徐焕升早在德国留学时便接受过严格的长途飞行训练，他知道对于这种长途飞行而言，无线电通信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专门集中一批电讯技术人员，设计出一套地空连锁电台网，而正是这套电台网，使神鹰部队在执行任务时又多出了“神耳”和“神嘴”。
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神鹰部队即将出发，但是他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远征日本，风轻月夜是最合适的，然而由于正值梅雨季节，这样的好天气一直都等不到。
徐焕升决定不再等待。
5月19日，他亲率两架马丁轰炸机东征日本。其中有很长一段航程，由于不见月光，两架飞机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着飞行的。
由于神鹰部队行动突然，日本人毫无戒备，当开始散发传单时，长崎全城竟然灯火通明，正好给撒传单照明。直到进入福冈以后，对方才发现上空的异常情况，并实行了灯光管制。
徐焕升遇到的最大险情，不是日机和防空炮弹，而是一包传单！
机组成员在搬运装传单的麻袋时，有一包滚到了徐焕升的驾驶舱里，正好卡在操纵杆和地板之间，马丁轰炸机由此一个劲儿往下俯冲，差点失去控制。千钧一发之际，徐焕升表现得十分镇定，他一边移开麻袋，一边抓紧操纵杆，终于重新控制住了飞机。
在完成任务返航时，他又发现有日机试图拦截，这让他意识到，日本航空队很可能会像自己原先推断的那样，对两架马丁轰炸机进行跟踪，并轰炸宁波机场。
不能在宁波加油，徐焕升临时决定直飞南昌，在南昌加油后再继续西飞武汉。他的预测极其精准，当天宁波机场果然遭到轰炸，但日本人一无所获。
徐焕升胜利归来
在这次“人道远征”的过程中，徐焕升率领的神鹰部队在日本上空盘旋达半个多小时，共撒下二百万份传单。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空袭，在此以前，日本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这个四面临海的岛国也可能遭遇打击。
徐焕升的卓越表现，不仅得到了中国空军飞行员们的承认，他本人也因此备受陈纳德的尊重和欣赏，后曾出任中美联合航空队，即飞虎队的中方指挥官。
在二战结束前，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十二名二战飞行员照片，其中就有徐焕升，照片下特地注明：徐焕升是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第八章 理想与现实
在薛岳发起万家岭围歼战时，冈村之所以像个后娘一样，对援救第一〇六师团的行动表现出一种近乎残酷的冷漠，说到底，还是为第十一军的西进行动着想。
原本指望第一〇六师团能顺势把他的南下计划执行下去，却不料鸡飞蛋打，自己陷进去不算，还得抽调其他重兵，而无论抽调金泽师团还是第二十七师团，都意味着西进行动可能搁浅。如此一来，哪边都没着没落，这怎么能行。
冈村当时的真实想法是，第一〇六师团完就完了，只要西进能够成功，舍小取大，我也情愿。
通过岷山之战，他发现薛岳兵团所在的南战场很强，而张发奎兵团所处的西战场相对较弱。
于是，冈村把长江南岸以金泽师团和第二十七师团为核心的第十一军主力，全都投到了西战场。最初的推进情况也让他惊喜莫名，金泽师团一马当先，越跑越快，在赛场上快要成为唯一主角了。
棋逢对手
第十一军司令部又热闹起来，不过参谋们的脸上不再是气急败坏的表情，冈村耳边充盈着各种各样的好消息，不是“进展顺利”，就是“锐不可当”。
一激动，冈村就连一招一式、你来我往的耐心都没了。他发布追击令，让冲击力最强的金泽师团闭着眼睛追，以最快速度赶到湖北咸宁。
咸宁是粤汉铁路上的一个重要站点，往北是北伐时著名的贺胜桥，再往上去即为武汉。
占领咸宁，就截断了粤汉铁路，也等于就近抄了武汉的后路。这条进军路线连冈村最初预想中的小包围都算不上，只能说是小小包围，可被时势所逼，看上去颇有远谋的冈村也不得不变得急功近利起来，他就盼金泽师团能跑得越快越好。
别管路上的什么障碍物，你就当那是浮云。
金泽师团快马加鞭，追着追着，追到了鄂赣两省交界处，过不去了。
迎面挡着一座大山，大山不是栏杆，不是你把马缰一拉，可着劲儿一跃就能跳过去的。
此山名曰幕阜山。与庐山相比，幕阜山的名气要小得多，可是打仗嘛，又不是画画写生。这座界山成了挡住金泽师团的一道天然屏障。
更不容小觑的是，山上还立着一位大将，手中兵刃冷森森让人胆寒，一看就非等闲之辈。
有时候，小看人是不好的习惯，冈村小看了张发奎，他就得为此付出代价。
从九江开始那一段，“铁军”军长确实表现不咋样，不管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都瞧不出北伐时代那种横扫千军的气势。不过张发奎自己的总结也不是没道理：给我的部队太差，做军长的就是再铁又能铁到哪里去？
所谓否极泰来，当初李宗仁的五战区够一穷二白了吧，可是撑到后面，汤恩伯来了，腰杆马上就跟着硬朗起来，一个台儿庄大捷惊煞个人也羡煞个人。
关键还是你得撑到那时候。
依靠薛岳这个小老弟在南战场又拖又拉，张发奎也撑了下来，而且真的迎来了汤恩伯。
汤恩伯原来被安排在南昌以南，属于机动部队。他属于那种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能放出点雷霆手段的战将。
早在金泽师团进至岷山时，身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已经发现张发奎兵团据守区域太过薄弱，一个金泽师团现身之后，竟然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谁也挡不住。
就位置而言，张发奎兵团的身后就是武汉，如果任由日军长驱直入，可想而知，战局发展下去会有多么被动。
再不调汤恩伯上来，很危险。
壮汤带部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别人都是越打越少，他却是越打越多，如今已由汤军团扩展成汤集团军（第三十一集团军）了，而且指挥起来得心应手。
莫非他会传说中的吸星大法？
汤恩伯自有一套，他是能者升之，劣者驱之。
编进他部队里的，只要你真正能干，就不怕没有升迁的机会。一般的军队将领都是自己升上去后，再回过头来提拔下属，汤恩伯却是自己还没换乌纱帽，就先想到了下属。其中，像王仲廉、张轸等人由于仗打得不错，升得尤其快，几乎就是半年一升，很快就由师长跳到了军长。
对于那些因功可以升官，而自己军中已经额满的人，汤恩伯也尽可能不让对方失望，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将其推荐到别的部队任职。这样一来，大家干活自然就分外起劲。
有能干的，必然有不能干的，而不能干的往往更是牢牢把持着手下那点军队不放，犹如自己的私家武装。汤恩伯的办法是首先尝试将军事主官调开，如果不行，就索性来个釜底抽薪，将原先的中下级军官撤掉一部分，另外换上一批人，结果造成不能干的那位被一下子架空，再也不敢恋栈。
汤恩伯扎营幕阜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自己刚刚编组而成的集团军灌输山地战意识——
第一，要占领制高点，这叫脑袋，可以用以完全控制整个阵地。
第二，要占领制高点两旁的山头，这叫左右手，可以起到侧击的效果。
金泽师团以为自己是传说中的铁甲连环马，没想到从山林里伸出来的，却是一支支钩镰枪，用《水浒传》里的语言，叫做“但见马到，一搅钩翻”。
中国军队用“钩镰枪”来对付日本人的“连环马”
一座又一座山头的苦斗，令金泽师团疲于奔命。所谓的追击令，渐渐已沦为一纸空文，从出发地到咸宁直线距离大概有一百多里，金泽师团平均每天“追击”不超过两里，这真是要了人命。
与此同时，第二十七师团在摆脱第十八军的“纠缠”后，又在公路上遭遇了“汤式运动战”，其后续辎重部队经常被伏击，一时间顾前难顾后，顾后难顾前，本就不高的进攻效率直线下滑。
第十一军负责西进的两支主力都因此变得蔫头巴脑，基本上一天才能占领一座山头。冈村坐在第十一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每天用彩色铅笔将山头标注下来。在地图上，幕阜山像一件衣服，而这些攻占的山头就像衣服上的碎点花纹，只是它们太细小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冈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尽早把点连成线，但汤恩伯作战的特点是，你攻击他一部，他必定会亲自率军进行反击，这样就把点连成线的机会降到了最低。
整个幕阜山战场处于一片混战之中，日军刚刚击退一股中国军队，另一股中国军队又很快会冒出来，或者日军虽然嵌入汤恩伯的正面防线，但其左右两侧仍然纹丝不动。
汤恩伯毕业于陆士第十八期，冈村宁次则毕业于陆士第十六期，一个学校教出来的，上下仅相差两届。冈村精通正面进攻，汤恩伯熟悉山地防守，冈村懂得迂回抄击，汤恩伯亦擅长运动歼敌。如此，双方就只能打到难分难解。
通过以前的南口之战和台儿庄大捷，冈村对汤恩伯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可是当真正交手，他才知道对方名不虚传。
当然，如果汤恩伯没有幕阜山为依凭，也不可能令冈村如此头疼。
老冈村不再有闲情逸致画画了，他写条幅，言道：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
你不爱山水，山水还不爱你呢，谁让你跑我们这里来杀人放火的？
一个更比一个强
除了进攻受阻外，冈村还面临着另外一道难题：酷暑来袭。
冈村年轻时在武汉待过。据他自己的体验，这一带并不是每年都很热，也有不热的年头，但让他头大的是，此次旧地重游，却正好碰上了一个好年份，华中地区特别热。
日军官兵在作战时不得不赤膊上阵，尤其是那些长满络腮胡子的老兵，脸上生出痱子，胡须之间的痱子化脓，满脸像开了花一样，真是又恶心又滑稽。
前线变得苦不堪言，在日军野战医院里，躺满了各式伤病员，几乎人满为患。当冈村看到那么多伤兵被用担架抬下来时，他的眼泪也忍不住要掉下来，巡视时几次都试图把目光挪开，以免被自己的部下看到。
老天，华中作战怎么会这么难呢？
此次受命向武汉发起总攻的部队，不仅有冈村的第十一军，还有原“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相对于第十一军，第二军重新集结和出发的时间都较晚，一直到8月中旬才从合肥起程，其进攻路线是跨越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从大别山北麓绕到武汉。
兜这么一大圈子，当然是因为花园口决堤，便捷途径被切断了。假如当初能横跨豫东大平原，从郑州南下，则不需大部队，光动用坦克战车和骑兵组成的“快速挺进队”即能达到目的。
由于沿途公路桥梁已遭到破坏，第二军原先准备的近两千辆汽车全都派不上用场，成了废物一堆，各师团不得不徒步行军。
走着走着，大家就开始咒骂起来，像第十一军一样，他们骂的也是“鬼天气”。
对天气因素，日本统帅部不是完全没考虑到。
先期出发的熊本师团两千多人患疟疾的事实，曾把参谋本部吓了一大跳。要都这么着，岂不是还没怎么打仗就得大量减员了？8月、9月正是南方最热的季节，就算不“打摆子”，官兵也可能中暑，因此陆军竭力主张将进攻武汉的时间推迟到10月。
可是海军不干。
长江又不是一年到头水都是满的，还就这两个月是丰水季节，江面又宽，浅滩又少，我们的军舰才能溯流而上，若是到10月进入枯水季节，船能不能开到武汉都难说。
海军成天坐在船上，养尊处优，陆军在山林稻田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们才不管，而这一回陆军还不得不听海军的：你没船，长江沿岸的第十一军总得靠人家接送啊。
事实上，参谋本部的担心不是多余的。8月的天气，对海军或许有利，对陆军而言却是一场灾难。
在大别山北麓，除第一天下了点雨外，接下来几天全是烈日炎炎当空照。气温一度高至四十三摄氏度以上，官兵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在地，中暑晕了过去，甚至还有打仗时热得受不了，被送去急救的。
此后熊本师团的厄运也毫不意外地袭击了第二军。除了疟疾，还又加上了霍乱，第二军前后因霍乱、疟疾和中暑而缺员的，达到两万五千人，超过了一个师团的规模，中间致死的接近九百，则已相当于一个大队。
更奇特的是，第二军连沿途的遭遇都和熊本师团差不多，对手变得越来越强，自己则越来越亏。
遇到的第一个强敌是宋希濂。宋希濂把德械师的残存人马都集中起来，一个富金山阻击战，阻击第十三师团达十天之久，使其折损过半，逼得第二军先后五次为该师团补充兵员。
第二军司令官稔彦眼见大道艰险，打算另走捷径，顺着小界岭翻过大别山，可是孙连仲又发起了小界岭守卫战。
小界岭战役被称为“第二个台儿庄战役”，或称“小台儿庄战役”，极言作战场面之激烈。当前线出现危急情况，已身为兵团司令长官的孙连仲竟然都拿起一支手提机枪，带着卫兵亲自冲了上去。
台儿庄大战时的敢死队队长仵德厚曾经说，小界岭战役是他从军生涯中所经历过的最激烈也最残酷的战役。一个近三千人的团打到后面，连炊事兵和抬担架的加一起，才剩下三百人不到。在仵德厚的记忆中，小界岭甚至比台儿庄更令他难忘。
经此一战，在南京屠城中野蛮凶残程度可与熊本师团并列的京都第十六师团被打得丢盔卸甲，第二军也始终没能够走捷径翻过大别山，一直到中国军队撤离武汉，这里都固若金汤，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
无奈之下，稔彦只能重走大路。
第三个对手也十分了得：张自忠。
张自忠如今几乎是第五战区的万金油，李宗仁和白崇禧觉得什么地方可能虚弱了，就把他部署到什么地方。
当时张自忠的部队也正饱受疟疾的困扰，到了后来，连张自忠本人都打起了“摆子”——他在治军方面素来以身作则，当兵的啃山薯喝生水，他也啃山薯喝生水，只要不是神仙，同样都有中招生疟疾的概率。
可是抱病之下，他仍然率部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前线，据潢川以阻姬路第十师团（即台儿庄大战时的矶谷师团）。
在潢川，张自忠连遇险境。先是在城外遭到日军骑兵联队的突袭，只差几分钟的工夫，东洋马就要冲进大帐了。接着，他又在姬路师团包围潢川城的情况下，冒死进入城内督战。
最险的就是日军用炮火轰塌城墙，蜂拥进来的时候，张自忠大呼而起，亲自组织敢死队发动反冲，将城墙上一度被撕开的缺口重新封了起来。
为了这么一座小小的县城，双方连战十二个昼夜，所谓“倭尸累积，濠水尽赤”，连旁边的淮河水都快被鲜血染红了。
整个姬路师团在潢川至少被打掉两千人马，主力联队从合肥出发时，尚有二千八百人，等潢川一战打完，已只剩八百，伤亡之重可以说丝毫不亚于台儿庄大捷，乃至于连第二军自己都不得不在广播上承认：皇军在潢川曾遭遇到从来没有的劲敌，致蒙受巨大之损失。
武汉会战的实际情形跟以前的淞沪、南京战役，甚至于徐州会战都有不同。以前中国军队很难俘虏到鬼子兵，即使有两个因受伤而被俘，起初也大多是“死了的鸭子嘴还硬”，脖子梗梗的，怎么骗都不说一句话。你非得等老长一段时间，还要好吃好喝招待着，他才肯吐两三句毫无价值的屁话出来。
可是由于战争中损耗了太多老兵，日本除不断地组建新编师团外，连主力师团的补充，也不得不大量使用新兵。这些新兵来自日本国内的各行各业，没像老兵那样被洗过脑，从内心上来讲，也根本不想跑到如此遥远的国度来打仗，因此作战能力和意志都很薄弱。比如抓到的姬路师团俘虏兵就有问有答，十分配合。其中还有一个大学生，哭哭啼啼地从怀里拿出一堆家信和相片来给审讯者看，并且凡是他知道的军事秘密，你需要什么，他答什么，唯一的要求就是留他一条性命。
第二军里面，说起来都是老牌主力师团，可是一路过来，无一不被打得东倒西歪，与其兵员组成已发生微妙变化有很大关系。
司令官稔彦急得没法子，只得拉出最后一个压轴师团——名古屋第三师团，同时频频使用特种武器中最神秘也最为人所不齿的毒气弹。
日军用于毒气战的毒气罐
你有压轴，别人也有压轴，而且也几乎是最强的。
胡宗南在信阳牵头组建豫南兵团，里面不仅包括各路步兵精锐，还有杜聿明第二〇〇师、独炮团等特种部队。双方就算单拼火力，也还有得一拼。
毒气弹这东西，属于一回生两回熟。第一次见它可怕，见得多了，知道了防御办法，不过那么回事。时间一长，中国军人甚至都学会了拿毒气弹开玩笑，一见阵地前沿烟雾缭绕，便相互打趣，这个说，要不你上去闻闻？试试看是不是毒气。另一个则答，去也可以，给个防毒面具先。
觉得毒气弹在眼前散来散去总是扎眼，胡宗南索性发动了一次短促反击，端掉了名古屋师团的毒气弹仓库，光缴到的毒气罐，就装了满满几大车。
汉谋无谋
9月中旬过去了，9月下旬也过去了，一转眼10月中旬都快到了……
可是一北一南，第二军司令官和第十一军司令官仍然只能大眼瞪小眼，伙计看老板，都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打破僵局。
稔彦是皇室成员，含着金汤匙呱呱坠地的，人家打仗打好了能往脸上贴金，打坏了也没人说他，没有功劳尚有苦劳。冈村就不同了，前线迟迟没有进展，等于要了他的老命。
能救他命的，看来只有“日本第一强大师团”了。
对熊本师团期待如此之高，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天的作战和对比，冈村发现了一个“三百米定律”。
如果地形低于三百米，特种部队尚有施展空间，日军的优势几与平地无异，但倘若地形高于三百米，则不但特种部队难有用武之地，步兵还得仰着脸往上冲，进攻难度就要大得多。
同样是山连着山，如果不算大别山腹地的话，长江以北大部分是三百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稻田，反之，长江以南的山地则一般都要高于三百米。
按照“三百米定律”，冈村认定熊本师团更有把握第一个杀奔武汉，因此他让人给熊本师团参谋长重田德松大佐带去一封信，信上明确要求该师团尽快组织新的进攻，时间为10月17日。
对冈村的这一“苛刻安排”，从师团长稻叶到重田本人，都感到难以接受。
前面虽然占领了田家镇，稻叶等人的心情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经过田家镇之战，熊本师团别说进攻能力，连防守能力都没有了，若无新兵补充是绝难再战的。
拿着冈村的信，重田又去催问了一下，说是已经有三千两百名补充兵赶来了，不过还在长江上的轮船里，需10月20日赶到——就算来了，你还不能让这些新兵即刻上阵，总得编组一下吧，这样即使最早，也得到10月23日才能开赴新的战场。
10月17日进攻，第十一军司令部那些猪头到底是怎么想的？
奉命制定作战计划的重田参谋长“悲愤地流下了眼泪”，心里面满满当当只有一个字，堵，三个字，堵得慌。
可是他又不敢不执行冈村的命令，平时在老家伙面前耍点态度，对方诚惶诚恐，不知道要怎么惯着你捧着你才好，说来说去，还是因为要用你。现在你说不肯去打仗，那张老脸可就要拉下来了。一不高兴，没准还会把“日本第一强大师团”的牌匾转手送给金泽师团。
做“第一”做惯了，后面这件事才是重田和他的师团长最不能接受的。
重田至此每天晚上爬到附近的丘陵上去，一边眺望对面李延年所设阵地，一边苦思冥想，那模样犹如孟姜女哭长城，哭丧着脸，就希望敌方阵地能自动倒掉才好。
一天，两天，什么办法都没想得出，阵地也没倒掉。该死的，这可如何是好？
还是侦察机给稻叶和重田带来了新的希望。
情报显示，中国军队已准备放弃武汉，各路人马正交替掩护，陆续从战线上撤离。
有飞机在上面看着就是好啊，胆子立刻壮了起来，熊本师团随即展开“迅猛追击”。
中国统帅部之所以决定这个时候弃守武汉，与广州失守有非常直接的关联。
负责保卫广州的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但前线军事由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实际主持。
当初发生两广事变，余汉谋是第一个揭竿而起造陈济棠反的。此后他虽然在名义上坐了陈济棠的交椅，然而陈老大的风光再也享受不到了，广东的党政军权基本被蒋介石一手掌控。
“老谋子”（余汉谋）没有陈济棠那样占山为王的野心，他情愿像小媳妇一样在广州蹲着，而他这个小媳妇的能力又是与野心成正比的。
粤军最辉煌的时期是东征北伐，那时候的广仔们都有一股子创基业打江山的劲头，因此张发奎、薛岳、吴奇伟、叶挺等一流战将才会不断涌现，也才能创出第四军“铁军”的名号。
不过从这之后，粤军就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基本上是一茬不如一茬，表现在当家人身上，就是陈济棠不如张发奎，余汉谋又不如陈济棠。
追究原因，毛病却是出在当官的越来越有钱了。
余汉谋的基本部队是第一军，按其流脉，也是从第四军里分流出来的，但这个军早在江西时就通过经营钨矿做生意赚钱。到了广州，余汉谋把赚的钱往下一撒，团长以上的军官都成了大富翁，几乎人手一套洋房汽车，生活十分奢靡。
知情者评论说，“老谋子”的军官一般都有三套衣服，一套部队里应场面的军装，一套白天逛街的洋装，一套喝花酒的丝绸长衫。此风一开，连以前形象正派的军官也近墨者黑，成天和商人混在一起经商走私，所以第一军几乎成了“广东商团”。
傅作义曾有句名言：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粤军在战略战术上并不比别人强到哪里去，当初之所以能够击败北洋军，完全靠的是一股不怕死的狠劲，现在天天躺在温柔乡里，骨头都酥了，如何还能打仗。
与之相比，桂军就不一样。李、白等人数十年如一日在清苦中生活，所以人家的“钢军”仍有寒光，广东“铁军”细看去却早已是锈迹斑斑。
虽然已经不能打仗，偏偏第一军还看不起其他粤军。他们自居为余汉谋的嫡系，认为“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变得一天比一天骄纵。
俗话说得好，骄兵悍将。“兵骄”并不一定是坏事，有志气才能干大事业，也才能成就“悍将”。遗憾的是，第一军骄归骄，打仗却并不“悍”。
从淞沪会战开始，蒋介石就陆续抽调部分粤军出省参战。余汉谋舍不得把自己的第一军主力派出去，只派出了一个叶肇，其他都是“非嫡系”的李汉魂、邓龙光。后面这些人属于张发奎的老部属，这也是李汉魂等人与叶肇素不相能的原因之一。
论武器装备，粤军在全国属第一流，德械、捷克造武器不少，有的甚至超过中央军德械师，加上调出去的部队风餐露宿，吃苦精神虽不能与“老四军”的前辈们相比，但比留下来的那些公子哥又要好上不少，因此之故，他们走出广东后还都干出了点名堂。
家里剩下的只是病猫，“老谋子”却还不知道去把家门口的篱笆扎扎紧。
10月4日，国民党统帅部发来情报，告知余汉谋，日本侵略军已在台湾集结了两个师团，还有大量海军舰艇，看样子是冲广州来的。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情报，然而“老谋子”仍然做若无其事状，未作任何防范。
老虎仔正在万家岭跟鬼子打得死去活来，这种时候，日本哪里抽得出兵来广州，再说了，小日本再猖狂，敢得罪“大英帝国”吗？
历史上，广州与香港联系紧密，后者是英国殖民地。日本侵占广州，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其与英国的关系，这就叫投鼠忌器。
日军大兵压境，“广东商团”的各级官佐还在广州甚至香港游玩，毫无要打仗的紧迫感。
直到10月10日，余汉谋得到报告，日本海军舰艇已云集于广东大亚湾海面。这下他才慌了，知道对方是要动真格的。
赶紧打电话。不是打到部队驻地，而是打给各地电影院老板，让他们赶快打出字幕，要求跷着二郎腿看电影的兄弟们尽快回防。
真正的“电影”马上开始，战争片，一边倒的那种。
10月12日，日本第二十一军在大亚湾登陆。
第二十一军包括三个师团，其中两个都是新编师团，只有一个广岛第五师团算老的常备师团。
正在登陆的日本侵略军坦克
广岛师团也就是从前在华北吆五喝六的板垣师团，这个师团曾经也带着“日本最强师团”的光环，不过那得追溯到南口之战或太原会战的时候了，到台儿庄大捷前后，它顶多能跟矶谷师团坐一条板凳，甚至还不如。就这样，它的主力还来不及参战，只能先送一个联队过来。
没办法，兵就这么多，武汉那里都不够用，能在广州凑出一个组合已属相当不易。这是考验余汉谋本事的时候了。无奈“老谋子”早已沦落为身后跟着一群病猫的老猫，其能力和魄力别说与薛岳相比，连李汉魂都及不上。
蒋介石远在武汉，广州这边怎么打仗，他还每一步都要请示老蒋。这样身上的责任是小了，战机却统统都贻误掉了。
日军从惠阳侵占到广州，所以广州战役又称惠广战役，对于余汉谋来说，当时当刻，最要紧的是赶紧把尽可能多的兵力集中到惠阳。可是“老谋子”犹犹豫豫，明明有两个旅七八千后备部队可调，却一直毫无动作。
等到惠阳失陷，余汉谋才真正着急起来，这时惠广战役却已接近尾声，第二十一军离广州不远了。
赶紧开会商讨，余汉谋的参谋长在会上献策，提出了一个“球状战术”。
所谓的球状战术，其实就是口袋阵：日军不是来了吗？正好入吾觳中。
参谋长说得头头是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口袋，是皮袋，等鬼子进来，你踢、我踢、他踢，四面八方踢，结果袋子踢破，小鬼子自然也完蛋了。
等他眉飞色舞地说完，差点笑场。
还“你踢、我踢、他踢”呢，用来扎口袋的那些部队都不知道在哪里。这位参谋长提到的几个部队番号，都在溃退中，就这种状态，你还踢人家，自己不被踢个大跟头就算不错了。
余汉谋脑子再糊涂，也知道这是在纸上谈兵。
商讨来商讨去，还是且战且退为好，因为当时日军距离广州还有二百多里路，估计守上三天没有什么问题。
说是还要守三天，结果第二天凌晨余汉谋自己就跑了路，连后勤机关都没通知。武将一失踪，剩下来的文官更慌了神，时任广东省主席的吴铁城、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全都跟着走了人。
从第二十一军登陆大亚湾到进入广州市区，满打满算，不过九天时间。广东百姓和侨眷对此十分不满，遂给三位封疆大吏集体编了一个顺口溜，曰“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没甫（通谱，不靠谱的意思）”，念来倒也朗朗上口。
整个广州战役，只有一个叫钟芳峻的旅长，在兵败之后拔枪自杀，不失为一条汉子，而他也为广东粤军这支曾名震全国，打响北伐第一枪的“铁军”翻开了悲凉的一页。
广州失陷，是10月21日的事，当时邓龙光第六十四军、叶肇第六十六军已奉令回调，可惜为时已晚。
广州一失，粤汉铁路就被切断了。蒋介石认为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连续苦战之后，充分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目的已经达到，再孤城困守已无必要，遂决定放弃武汉。
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中国统帅部此前已对武汉撤退做了充分动员。能走的都走了，凡军事政治机构也一律搬迁。
后来当冈村进入武汉，他所见到的情景是连大街上商店的门窗都被砖头堵得死死的，想翻点值钱的东西也翻不到。他的第十一军司令部设在湖北省政府大厅，去时里面空空如也，看上去，似乎搬家公司都没搬得这么干净彻底。
此谓“焦土抗战”。这玩意儿看上去激动人心，实际上很危险，一个不慎就容易烧到自己。
10月24日晚上，作为最后一批撤走的军政要员，蒋氏夫妇坐飞机离开武昌，不料中途仪器出现故障，飞机竟然迷失了方向。
给元首开飞机的飞行员都是优中选优的高手，他借助沿途地形标志，又摸了回来。到了武昌机场上空，低头一看，好家伙，下面正在搞“焦土作业”，破坏机场跑道哩。再过一会儿，座机想降也没得降了，岂不险哉。
此时耳边已能听到日军的隆隆炮声，座机就在这种气氛中，经过加油和检查修复才得以重新起飞。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中国军队的撤离也比南京保卫战时要轻松从容得多。
白崇禧是随第九战区撤的，他坐着一辆德制吉普，没承想走到半途，汽车还抛锚了。正在着急慌忙的时候，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坐着汽车赶到。周公手一扬，上我这边来吧。
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最融洽的时候，两人在车上还着实吹了一会儿老牛。白崇禧开玩笑说，内战的时候，幸好你们共产党没到广西来，算是放了我们一马，鄙人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呢。
周公也是很风趣的人，随即接话：你们广西发动民众，我们很赞成嘛，所以就不用去了。
10月26日，熊本师团率先进占武汉。
终于由自己拔得头筹，冈村心里的一块石头算落了地。
侵占武汉，等于熊本师团坐稳了“日本第一强大师团”的位置，而他冈村自然也是继板垣之后的“日本第一名将”。
各方贺电贺词雪片一般飞来。畑俊六吹嘘他有“疾风扫落叶”般的威风劲儿，国内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也不吝赞语，一再夸其“统帅有方”。
既然冈村“统帅有方”，那就没稔彦什么事了。后者返回国内，第二军司令部也予以撤销，归其指挥的师团全部编入第十一军。
表面上，冈村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其实他内心不仅不高兴，还很沮丧。
为了攻占武汉，日军劳师远征，死伤累累，但并没有能够消灭中国军队任何一支主力精锐，最后该跑能跑的全都跑了，在军事上等于是一次失败。
外交新星
对于占领武汉，要说不高兴，也就“第一名将”冈村有些不高兴，大部分日本人都还是很开心的。
10月28日，天皇裕仁在皇宫里召见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次长，表示“朕对此深感欣慰”。
其实自攻陷南京之后，裕仁已不只一次召见他的这些王公大臣，“欣慰”也不只一次，不过，他有理由认为这次应该是到头了。
四个多月前的御前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要是把武汉和广州都攻下来，中国政府便将无路可走。现在两个目标全部达成，就等对方自己摇白旗了。
可是那个政府从“南京政府”降到“武汉政府”，又从“武汉政府”降到“重庆政府”，怎么看，都没有一点要摇白旗的样子。
对此最交代不过去的就是首相近卫，当然他交代不了差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刚刚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的声明，马上就来了个台儿庄大捷，说明双方的角斗才刚刚开始。现在好，你想谈都抹不下这个脸了。
近卫怨天尤人，把外相、陆相都给恨上了。
这个没谱的广田弘毅，为什么不拉着我一把呢，弄得我覆水难收，处境如此尴尬。
那个挨刀的杉山元，当初打仗数你叫得最凶，说是要“一个月解决中国事件”，这都一年多了，仍然是什么都没解决。
于是早在武汉会战之前，近卫便一发狠，实行内阁改造，整整换下来四个阁员。其中，继任外相是宇垣一成，继任陆相为板垣征四郎。
宇垣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非外交官出身的外相。近卫起用这样一个军中老前辈，也无非是想压一压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军内少壮派。
当近卫找宇垣谈话，要他担任外相时，宇垣坚持说：我进班子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不能拿你那个“对手声明”套着我，否则这个外相没法干。
对于发“对手声明”，近卫自己都有些后悔莫及，当然是一个劲儿点头。
不过宇垣所称的“对手”却绝不是说的蒋介石，他是指孔祥熙等其他要员。
近卫把宇垣和板垣同时召进阁，其用意是双管齐下，即宇垣负责通过外务省诱降，板垣负责通过军部诱降，大家齐头并进，但最后的结果，就像是日本海、陆军一样，彼此互补谈不上，天天拆台扯后腿倒绰绰有余。
宇垣的重点是盯牢孔祥熙，可还没等他弄出什么眉目，板垣那边却已经把台子都搭好了。
军部计划成立一个“对支院”，用以对中国“开展工作”。这个机构摆明是要抢外务省的饭碗，宇垣自然要反对，由此导致两个部门的关系十分紧张。
近卫改来改去，把自己夹到了中间。军部是什么力道，给板垣和多田骏合起来一逼，他只好同意设立“对支院”，宇垣也以黯然辞职收场。
宇垣下了台，军部要独自搭台唱大戏，而军部的诱降跟外务省并无任何区别。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跟你进行什么正式谈判，而是要与军事进攻相辅，从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和分化。
日本人爱耍花招，蒋介石却也想借机打探一下虚实。因为那时武汉会战才刚刚开始，正面交涉的门窗又被关死，这种时候，了解对方在幕后到底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自然十分重要。
蒋介石决定派一名“外交新星”上场，此人名叫高宗武。
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虽然学的是政治外交，起初却根本进不了外交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嘛，他把次序弄错了），回国后只能在大学里教教书，写写文章。
晚年的高宗武（左）寄居美国，自言“从政七年如咯血”
这个时候的高宗武，相当于还未受过什么挫折的大学毕业生，刚刚进入人生的跑道，年轻力壮，精神抖擞，纵然一时未得机遇和垂青，可对美好未来始终抱着无限期望和充足信心。
高宗武有非常扎实的日语功底，据说留学东瀛八年，连日本人都以为他是正宗本国人。在此基础上，他开始进一步研究日本政坛动向，曾在《外交评论》上一连发表十四篇论文，篇篇内容不离日本问题，让一度对日本国情不甚了了的国人大开眼界。
人们开始悄悄议论，那位年轻的日本问题专家究竟是谁？
只有奋斗，才能收获好的结果，小高你快要有戏了。
到了1933年，由于日本退出国联，中国国内普遍对国联和英美外交感到了巨大的失望，“日本通”日益受到重视，高宗武身逢其时，接连受到国内军政两界的顶级人物蒋介石、汪精卫的接见。蒋介石甚至还亲自把小高老师请到家里，聆听他的见解。
1934年，高宗武被调到外交部，此后没多长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科员，升为亚洲司科长、副司长。第二年又一跃成为亚洲司司长，参与对日重大交涉。
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年他才三十岁。高宗武曾经说过，他年轻时从来没有缺过钱，要花那也是大把大把地花，花钱如同流水一般，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三十岁，我们没准儿连做房奴、车奴都还没有资格，可能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一个工厂的小工人，一个商店的小店员……反正大多脱不开一个“小”字，可人家却已是堂堂司长了。
高君固然有才，然而命运也实在是够厚待他了。
高宗武在外交界的得意之作，是1934年以外交部特派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参加通邮谈判。当时日本方面想通过实现关内外通邮，来迫使南京政府事实上承认伪满。高宗武在黄郛的帮助和指导下，一方面拖延了时间，另一方面又在解决通邮问题的同时，巧妙地绕过了政治障碍和陷阱。
在那次谈判中，年轻的高宗武表现出了一定的勇气和外交智慧，但他身上的毛病也就在这时慢慢显露出来。
谈判过程中，高宗武曾一度对日方代表直接说“不”，结果导致了谈判当场破裂。走出谈判会场后，他还认为自己当天的表现是成功的，黄郛会因此夸奖他，未曾料想后者摇了摇头，大有不以为然的意思。
在黄郛这样的外交老手看来，谈判场上，作为弱国代表，不能只图自己一时痛快，直接谈崩是很冒险的，因此高宗武之举，实属“小孩子”才有的冲动。
高宗武年轻气盛，一下子就来了性子，当即对黄郛说，如果产生后果，责任全由他一个人承担。
黄郛看着眼前这个愣头青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倒是他旁边的殷同嘀咕了一句：这种谈判是出不了英雄的。
我们不能因为殷同后来真的成了汉奸，就完全否认他当时代表中方立场且争取国家权益的努力。实际上，从他负责的谈判来看，此人称得上是精明无比，仅谈判技巧一项，就远非初出茅庐的高宗武所能及。
用黄郛的话来说，大家来进行这些谈判，就是为国家“唱戏”的，仅仅是戏唱得好不好，够不够水平的问题。
可是高宗武并不愿这样理解，自己勇敢地对日本人说出了“不”，不仅得不到上级和同僚的肯定，反而还挨了批评，心里面真是既委屈又窝火。黄郛老前辈的资历和身份在那里，他不能明顶，对殷同就不客气了：你不是笑我想当英雄吗？告诉你，我离开南京之前就没想过要做英雄，更不会靠日本人来当铁路管理局局长。
殷同当时担任北平市铁路管理局局长，这句话明着就是讽刺他的，亦可见高宗武之年轻和不顾场合的意气用事。实际上，若没有黄郛后来的及时补救，通邮谈判是难以继续进行下去的，高宗武亦不可能凭此取得成就和声名。
我们也许会希望，在人生旅途的每个时段，旁边都有这样一位仁厚而高明的长者相助，或者都有这样允许你改正的机会，那就好了，可惜不是。
走麦城
1936年，中日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政治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已升任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只是参加预备会议的配角，但由于担任主角的外交部部长张群表现强硬，因此日本人反过来大力吹捧和抬高这个年轻人，说是以后遇到事情只会找高宗武谈。
似乎任何时候都是如此，老外说谁行，大家都会侧目而视，认为这个人可能真的行，何况还是人人都见之发憷的谈判对手。
高宗武的自信心由此达到了爆棚的程度，他甚至觉得当亚洲司司长都算屈才了：我对事务性的工作没有兴趣，我的愿望是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实现东亚历史性的变革！
人就是这样，狂起来真个是没边没沿儿，你以为你是联合国秘书长呢？
“七七事变”后，高宗武加入了“低调俱乐部”，但是蒋介石坚决抵抗，日本人也铁了心要侵略，都是枪来枪往，刀来刀去，没卖嘴皮子的人什么事。自近卫内阁发表“对手声明”后，双方召回大使，搞外交的更是只能做看客了。
由一个成功者突然变成赋闲者，那种心里空荡荡的感觉真是太让人难受了。
不行，绝不能这样无所事事。
于是，高宗武便通过同为“低调俱乐部”成员的周佛海向蒋介石进言，表示愿意请缨去香港刺探日方情报。
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曾一度改变主意，想不让高宗武再去香港，主要就是考虑到对方还太年轻，容易出现闪失，但是经过周佛海的力保，高宗武最终还是成行了。
高宗武年少得志，多次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似乎中日交涉，舍己再无能人。可是外交场本来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江湖，在里面混的人肚里的肠子都要绕无数个圈，高宗武几次往返香港，均徒劳无功，而且找到的人无论在外务省还是军部都说不上话，更不可能让你掏到什么机密情报。
按照蒋介石的安排，秘密刺探和交涉的事关系重大，来不得半点差错，每一步都需其亲自授意，然而几次碰壁之后，这个“外交新星”开始浮躁起来，脑子一发热，做事也没了边。
在蒋介石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然在日本人的怂恿下独自去了东瀛，而后又非常出格地提出了一条打破僵局的危险思路：拥戴汪精卫，取代蒋介石，以向日方谋和。
外交实际上是个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作为外交官的高宗武身上却充满着太多的自由空气。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他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所以早就有倚汪谋和之心。正好这时的汪精卫由于自己的主张在政府内部受到排斥，也正准备通过高宗武发起“和平运动”。
日本军部由此发现，原来除了孔祥熙之外，还可以从汪精卫身上打开缺口。
蒋介石在对日秘密谈判上十分谨慎
蒋介石在得到报告后勃然大怒。
不经允许，擅自赴日，还主动向对方献出这么一条糟糕透顶的“计策”，这无异于在乞降。
本来派高宗武去摸一摸虚实，最后反而让人家钻了空子，一个外交新星转眼间变为外交蠢材，成了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玩具木偶。
高宗武是个浑蛋，谁叫他去日本的？
蒋介石命令停发高宗武的所有活动经费，而且自此以后再也不愿见这个自以为是的书呆子了。
高宗武本来自恃甚高，想当年连黄郛都不被他放在眼里，经此刺激，立刻咯血不止，导致结核病复发，一连几个月都无法见人。
一夜之间，过去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将离自己远去，这对高宗武来说，甚至比死亡还可怕。于是，他孤注一掷，越走越远，直至追随汪精卫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
故事的戏剧性就在于，当汪伪政权即将开张的前夜，高宗武突然猛醒，意识到自己上了日本人的当，于是逃离上海，并将“汪日密约”公诸报端，反过来对汪伪政权造成了沉重一击。
虽然是亡羊补牢，然而一个外交官的人生已经结束了。这个年轻人曾经爬得很快很高，却也跌得很快很惨。
老江湖
情报还是要继续刺探，可是再也不能找高宗武之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小青年了，这次被蒋介石赋予秘密使命的是能说会道的萧振瀛。
萧振瀛是一个文臣，当初蒋介石委任他为一战区总参议，也不是要他直接去疆场厮杀。
凡世间万物，均须尽其用才行。萧振瀛能在华北纵横捭阖，靠一张嘴斗败土肥原和板垣，这种才能若是浪费了岂不大为可惜。
蒋介石让萧振瀛以接眷属的名义，在香港与日方密谈。
奉命之后，萧振瀛也动身前去香港。他与高宗武不同，虽然不是什么衣着鲜亮的“日本通”，可却是老江湖了，鼻子轻轻一嗅，便能闻出对方的气味儿。几句闲话一聊，就发现一个叫和知鹰二的日本人大有讲究，身份很不一般，可能直通日本军部。
他猜得没错，和知正是军部派驻南方的秘密代表。
和知以前是在华北混的，而萧振瀛当年也是华北的熟面孔，朋友遍天下，当然认识和知。他随即向正在武汉的蒋介石报告了这条线索。
此时武汉会战已经进入中期阶段，蒋介石马上将萧振瀛召至汉口，当着面授以机宜。
话说和知在见到萧振瀛后，也认为自己找到了敲门砖，在向军部汇报时，后者同样郑重其事，将其命名为“萧振瀛工作”。
两人面对面坐下，和知放出了一个最大诱饵，那就是承诺“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消息传到武汉，不独孔祥熙等极少几个知晓内情的“主和派”激动不已，连蒋介石都感起了兴趣。
在此之前，他对“和谈”本来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派萧振瀛前去也主要是为了刺探日本人的内幕。
当时张季鸾名为《大公报》主笔，实际也是蒋介石帐下的重要智囊。蒋介石在私下对张季鸾明言，以他对日本人的了解，如果没有“重大变化与打击”，对于吃到嘴边的肉，对方是绝不肯轻易再吐出来的，所以对和知所谓的“和谈”不应乐观。
说是这么说，可当蒋介石听到和知竟然同意“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时，也不由得怦然心动。
处于眼前这种困境，倘若日方能这样做，中方就是得了便宜，通过这种方式双方达成停战，至少中国政府和军队都可以喘口气了。
原先蒋介石一再坚持，中日谈判，必须有第三国作为保证，否则没法相信日本人的话，但是一个突发的国际事件让他变得哑口无言——曾经向捷克提出“保证”的英法把对方给卖了，捷克被迫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这就是“慕尼黑协定”。
英国首相张伯伦不仅不为此感到羞愧，回国时还一边挥舞着协定，一边告诉自己的选民：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台下掌声雷动。
在一战的阴影之下，欧洲变成了“普遍绥靖”的乐园，欧洲人也全都变成了胆小鬼。他们害怕打仗，为了自己能够不上战场，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叫做“不仁不义”。
让这样的“第三国”给你做“保证人”，你能放心？
全面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坚持把中日之战与欧洲局势联系在一起，天天都要阅看和分析有关欧洲方面的情报。
按照德国那种嚣张的架势，欧战迟早是要爆发的。假使不能够马上打起来，只要中日谈判过程令人满意，能和则和，但若是欧战瞬间发作，那对小日本就不能客气了，不仅不能和，还要打得更狠更猛才行，否则就拿不到满意的谈判条件。
现在事情就摆在这里，眼看着欧洲人极度怕死，英法政府很不仗义，欧战一时半会儿还真打不起来。
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点意思，那就可以在没有第三国保证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秘密谈判。
谈判启动，但这时候蒋介石反而把绳子越勒越紧。
有了高宗武的前车之鉴，对暗中交涉这些事不能不格外谨慎。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提醒自己：敌国阴狠，讲和时更增危机也。
从性格上来说，萧振瀛也是一个主动性很强的人，就怕他一冲动，信口开河惹出祸来，因此蒋介石思虑再三，除亲自拟了一份谈判原则交给萧振瀛外，还让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对整个过程予以指导。
蒋介石要求萧振瀛，尽可能每天用长途电话与何应钦联络一次，以便根据武汉会战的实际走势决定策略，同时在谈判时不得迁就日方。
不迁就，是因为蒋介石深知自己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迁就不但无益，而且必受大害。
塞翁失马
香港谈判就此开始。
和知仍旧大谈日本人的“东亚主义”，说你们别再指望着欧美干涉了，他们不可能来救你们的，还是“东亚事东亚人自了之”，我们中日之间自己讲好就行了。
萧振瀛立刻接过话题：这个我赞成。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弱国，你是强国，我受你欺负呢，如果中间没个保人，咱们没法子面对面谈。
和知一愣，对此他确实没有办法反驳。
萧振瀛却又话锋一转。当然了，要是你们真的有谈和诚意，不要第三国介入也可以，此事若成，那就是“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大胜利及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
和知被吸引住了。那你说说，我们该如何表现诚意呢？
萧振瀛并不说日本人的诚意，他说中国人的诚意。
我们中国从不骗人，做敌人彻底，做朋友也彻底，将来一定会做到“中国人爱日本如爱中国，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
这是典型的萧振瀛风格。每一句都不是场面官话，都像是聊家常时，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体己话，但每一句又都切中要害，让你不跟着点头都不行。
别说和知了，就是土肥原坐在对面，恐怕也只有睁着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份儿。
最后终于归结到实质方面。萧振瀛所要的诚意是：你们正在进攻武汉，大战方酣，我们怎么可能作城下之盟呢。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枪，然后再“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和知从前也是个“地方上的强硬派”，后来以联队长的身份参加淞沪会战并吃足苦头，早就没了那种找机会就要跟你干上一架的劲头，变成了一个“稳健派”。
听了萧振瀛的话，他连连点头，可当着萧振瀛的面，他也说出了自己的苦衷：日本朝野各方，愿意作出较大让步的没有几个，主张硬干到底的人倒是不少。
和知决定回东京向军部进行汇报。他虽料知此行必然会遭遇困难，但还是向萧振瀛表态要尽全部努力，以获通过。
看上去，谈判进展似乎还比较顺利。在了解和知的态度后，连蒋介石都认为，这事恐怕还真的能成。
蒋介石开始为和谈成功作准备，关于停战和撤兵的要点都初步确实下来，甚至孔祥熙也在他的同意之下，着手起草“和平宣言”和“停战协定”有关草案。
然而，蒋介石原先的顾虑和猜测证明也是对的。不挨上重重一棒，日本人是绝不会轻易软下来的。
当和知返回香港时，“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没变，却在上面加了七项“谅解”。
这七项“谅解”里面，不仅包括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要你进行“政府改组”。
显然，“恢复”是假，“谅解”是真。
和知自己也知道这些要求很过分，所以一个劲儿跟萧振瀛解释，说我没骗你，上次的确可以“恢复”来着，不过当时只有参谋本部的多田骏次长同意，这一次的“恢复”加“谅解”，则是得到了近卫内阁全体成员的一致通过。
之后，他又说双方仍能就“谅解”进行协商，甚至他还将为此通知武汉前线的日军，不袭击夜间飞机，以便谈判代表可以在香港和汉口之间自由往来。
任你怎么瞎叨叨，说出花来，萧振瀛的回复也只有一句：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
性质变了，你再怎么分辩都是徒劳。
日本人出尔反尔，让蒋介石陷入矛盾之中。条件当然还可以再谈，关键是一旦答应了“和”，则覆水难收。
他对日方的真实用意再次产生了怀疑：板垣辈所谓的“求和”，说不准还是一个阴招吧？
蒋介石的怀疑随即得到印证，第二十一军从广东大亚湾登陆了。
再也不能相信日本人的那些“诚意”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有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才是唯一上计。
蒋介石在摸到对方底牌之后，立刻下定决心，将香港谈判一刀斩断，日本军部策动的“萧振瀛工作”随之寿终正寝。
这条线一断，板垣只好再去检查别的鱼钩。
外相宇垣在未下台之前，曾专门花力气主攻过孔祥熙，当时称之为“宇垣工作”，现在得捞上来看看鱼儿有没有上钩了。
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虽然不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但他代表着重庆临时政府的另一股主和潮流。尤其在武汉失守后，面临的一大堆困境差点没把“孔方兄”给逼死。
武汉广州都没了，海岸线全被封锁，争取国际援助已有如画饼充饥，实在看不出有多大可能性，而国内财政又极度困难，都快要到揭不开锅的程度了。
老孔是一直拨拉算盘珠子的，他最清楚，以前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海关税收，如今这些都成了浮云，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他劝蒋介石，如果外援方面仍然没有进展，而军事方面又无十分把握，那还是试着和日本人“谈和”吧。
蒋介石对此的答复一律是：想入非非、可笑之至。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日本占领广州，似乎挺得意，可实际上，此举不光使其战区扩大和战线拉长，而且势必损害英美利益，这样国际社会共同对日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这时的蒋介石已把争取外援的重点完全放在了美国身上。
虽然美国佬也和英法一样，怕把自己搅到中日之战这潭浑水里来，所以始终恪守中立，但他们那种大大咧咧的牛仔性格又决定了关键时候不会怕事，而且国际国内舆论每天都在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和加入，蒋介石不仅精心设计了“四行仓库保卫战”，还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之后，多次给罗斯福总统写亲笔信，并向美国报界频频喊话，就是希望美国拿出世纪初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的勇气，慷慨出手，以解决此次“远东大难”。
战事的节节失利，领土的一再沦丧，这是蒋介石再怎么遮也遮不住的，但他要表现的不是失利，而是勇气：日军一日不退出国土，“吾人决不终止吾人坚持之抗战”！
美国牛仔与英国绅士相比较，身上总有一股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蒋介石借此发挥，因势利导。
现在这个世界太过现实，最缺最贫乏的还是理想。现实当然不能漠视，可是理想也很重要，如果仅谋一时的安全，回避神圣之义务，那这个世界成什么了。
实际上，武汉会战前后，在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内，已有很多人建议打破坚冰，对中国采取积极援助政策。这些有识之士均认为，中国的抗战很重要，可以阻止日本向其他地方，甚至美国直接进攻。
处于这种内外声浪之下，罗斯福本人也渐渐认识到，一味向日本妥协要不得。过去给了“满洲”，它又要华北，现在不得到整个中国也绝不会罢休，到最后就有可能威胁到美国自己了。
蒋介石的策略就相当于国际版的“合纵连横”。中国要想赢，归根结底还是得搭老大们的顺风船。如果抗战坚持到现在，让美国人知道你们这两家又“和”了，谁肯帮你？谁会帮你？
孔祥熙虽说与汪精卫曾同为主和派，但在这种事上，他亦知轻重，蒋介石不让干，他就马上把手缩了回去。
近卫和板垣都失望地发现，孔祥熙这条线旁边虽然有些余波，可是鱼却根本不敢上钩，“宇垣工作”也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就在各项“对华工作”纷纷面临失败的时候，他们忽然想到了那个冒冒失失闯进东瀛的愣头青。
对，他说起过汪精卫，显见得后者与蒋介石分歧很大，当从此处入手。
近卫内阁随之确定，以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进攻的策略不能丢。既然蒋、孔都诱不得，那就转到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身上去。
日本军部顺藤摸瓜的“渡边工作”（渡边是高宗武代号）由此得以展开。
“党内圣人”
所谓“渡边工作”，由高宗武等人牵线，围绕核心则是汪精卫。
汪精卫，广东三水人，时任国民党副总裁。
如果抛开政治是非和在民族大义方面的失节，这其实是一个百里挑一，甚至千里、万里挑一的“好人”！
汪精卫曾和胡汉民一起被称为“党内圣人”
其一，长得帅。民国坊间流传的四大美男中，汪精卫是排第一位的，少年时同样风度翩翩的蒋介石甚至连榜单都没能上得去。可见当时汪精卫的粉丝阵容曾是何等强大。
其二，有勇气。他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那批革命党人，曾只身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后在狱中赋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年纪轻轻就敢刺王杀驾，关进局子还能诗兴大发。搞暗杀的革命党人不少，但当年的汪精卫绝对是独一份的。
其三，有才华。他善于演讲，那水平就是在一群靠嘴皮子混饭吃的政客们中间也绝对是麦霸级别。除了会讲，他还会写，笔杆子十分扎实，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可谓文采风流，字字珠玑，一个代笔的《总理遗嘱》写到连孙中山自己都点头称是。
其四，有品格。当时的国民党内，汪精卫被称为“党内圣人”，个人品质几乎无可挑剔，既不贪财，也不好色，“食色性也”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腾挪不开。
其五，有亲和力。高宗武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这么看，周围很多人都这么评价。这里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修养的问题。
蒋介石只要一不顺心，就拿卫士侍从出气，这时候不幸站在他身边的人就十分倒霉，不是挨耳光，就是要被臭骂一顿，常常需要宋美龄出来打圆场，而汪精卫无论何时何地，对周围的人都十分和善，从无打骂卫士的事情发生。
孙中山生前的四大助手，负责政治的胡汉民刚正不阿，可是他人缘太差；负责财政的廖仲恺能得左派好感，却又遭右派攻击；负责军事的蒋介石资历声望尚浅，还是个谈不上有多少竞争实力的小弟弟。
一轮淘汰下来，只有负责党务的汪精卫众望所归，成为当仁不让的“总理接班人”。
说到底，汪精卫跟胡汉民一样，缺的也许就是枪杆子，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随着时光推移，两个“圣人”最终都斗不过一个“军人”，只能屈居人下。
政治高层的权力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汪、蒋的关系更是微妙，造成他们形如冰炭而不能相容的则是西安事变的发生。
当时因蒋介石生死不明，何应钦怕自己左右不了国民党内的局面，就向此前正在国外养病的汪精卫发电报，催其回国主持政事。
汪精卫在回国的轮船上才得知，原来蒋介石已经获救，可那时已经没有办法退回去了。
作为蒋介石来说，政敌多矣，然而场面上争夺都无所谓，最让人痛恨的就是背后算计。那时他就认为汪精卫是趁他危难之际，想赶回国抢班夺权的，因此非常气愤，即使汪精卫亲到溪口来见，都对之极为冷淡。
两人私下关系很差，在他们合作共事期间，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时候是真正和谐相处过的，但如果说以前的不和，还主要表现在一山不容二虎的权斗因素的话，那么随着中日之战的愈见残酷，政见上的分歧则占据了上风。
“七七事变”刚刚爆发时，汪精卫也慷慨激昂过，也说过即使牺牲都不能做傀儡，可是战场上一个又一个的不断失利，逐渐改变了他的看法，使他变得格外悲观和失望起来，成为“低调俱乐部”的主心骨。
淞沪会战时，他一再问别人：你看这个仗，还能够打下去吗？然后不等对方回答，就不住地摇头叹息：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失去南京、上海，汪精卫唉声叹气，等到退守武汉，他更是不知如何是好。
岂独汪氏，前方战事的不断失利，让相当多的国人都陷入了失望和迷茫之中。
在早已成为沦陷区的天津，北洋老人曹锟曾通过其家人郑重声明：我就是每天喝粥，也绝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曹老乐得跟小孩子一般，连连对别人说，我就说嘛，我们怎么可能打不过那小日本呢。
可是也就高兴了几天，再看报纸，就翻不到什么好消息了，这让他顿时无语，加上这时家里又出了一些烦心事，正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伤心，曹锟的心情因此变得十分抑郁悲伤。
当年的民国总统终于躺在病床上一命归西，两天之后，徐州失陷。
蒋介石对身边这些人的想法并不是不清楚，他也曾多次将汪精卫、孔祥熙等人召集到住所谈话。
孔祥熙一直唠唠叨叨，说国际形势不知道怎样了，美英法到底会不会帮我们啊。
蒋介石立刻打断他：你别问国际形势如何，我已决定了，我们要独自扛到底。
汪精卫见到这种情形，赶紧把话从喉咙口又咽了下去。
陶德曼第二次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曾责备孔祥熙，说你是行政院院长，可以在“和谈条件”上自主签字的，假如我是你，我一定签字，反正开最高国防会议，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可你一定要得到“蒋先生”的允许，他是军事首脑，责任所系，自然不好表态，等你签了字，他不还是得承认吗？
对此，孔祥熙的答复是：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指汪氏被刺案）。
其实当真面对蒋介石时，汪精卫的胆子也大不起来。
回去之后，他翻来覆去，想想还是不甘心，决定再见一次蒋介石，把没说出来的话痛痛快快说清楚。
不巧，蒋介石得了重感冒，正在发高烧，不过听到汪精卫求见，仍躺在床上接待了对方。
问了问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汪精卫突然沉默起来，房间里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冷场。
蒋介石马上领悟过来，一个平时那么能言善辩的人主动做了闷葫芦，肯定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嘴里含着非常想说但一时又无法说出口的话。
这句话是什么，双方都心知肚明。
蒋介石从床边端起一杯白开水，喝了一口，然后对汪精卫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谈条件”，将来连喝口水都不会这么自由。
汪精卫旋即明白，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坚如铁石，你再怎么口若悬河，都不可能动摇他的意志。
原先汪精卫是希望让蒋介石来主持“和谈”的，但通过这番试探，他已明白，至少在国民党内，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接着他又发现，在政府内部，自己的做法同样行不通。
广州失守，令汪精卫震惊不已，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可以有条件接受日方的“议和条件”。
那时即使萧振瀛与和知的香港谈判，也都只能暗中进行，因此这样的论调立刻受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抨击。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更是以一份只有十一个字的电报直接下了评判：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
汪精卫脸色苍白，受到了极大刺激。
同一个你
广州陷落后，武汉也很快就没有了，只有重庆。
在这个季节，山城尚为美丽秋色所映，可是这个人却无心赏看窗外的风景。
“大武汉”的航海时代渐行渐远，这里将提前迎来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冬天以及从未经历过的寒冷。
山城颠簸，即使蜷缩在车里也是摇摇晃晃。他不知道，这种摇摇晃晃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前方等待着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命运和结果。
在不断的摇晃之中，国民党副总裁魂不守舍，精神恍惚。
据说在北伐时期，当汪精卫在广州街头演讲时，那些女学生听到激动处，都要向美男撒花，报端谓之“天女散花”。除此之外，在诗词歌赋方面，汪精卫也堪称名家，只是自武汉失守后，这位名家无论是演讲的内容，还是写出的句子，已全是“惆怅涛声枕畔闻”之类的悲调。
丢城失地该怎么办，汪精卫说，以前的古人们都是要跳井上吊以殉的，现在谁都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得想点别的法子。
这个所谓的法子，就是“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大家都不要去学文天祥唱《正气歌》《过零丁洋》了，还是现实一点吧。
在“渡边工作”中，汪精卫通过“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梅思平与近卫的私人代表进行了五轮密谈，最终确定日方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主持“和平运动”。
一切准备就绪后，近卫内阁于11月3日发表了自“七七事变”以来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与上一份声明关上大门不同，这次近卫要开门谈判了，不过他要求重庆政府必须“更变人事组织”，也就是让蒋介石下野，然后才有得谈。
这是一个信号。蒋介石或许不明白其中玄妙，所以无动于衷，汪精卫却是懂的。
一周之后发生的一件事，犹如火上浇油，令汪精卫一下子跳了起来：“焦土抗战”搞走了火，竟然把长沙给烧了！
悲哀之处在于，花园口决堤总算挡住了日军，长沙这把火却连鬼子的一根毛也没烧着，倒霉的全是老百姓。
长沙大火让汪精卫找到了另一个抗战打不下去的依据。
你们开口闭口“焦土抗战”，怎么样，像长沙那样化为焦土，则万事休矣！
在和蒋介石一起吃饭时，他便主动找机会聊起话题，说抗战打到这个样子，国家民族已濒于灭亡，这是国民党的责任，不如我们两人都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介石越听越不是滋味，这不是在“逼宫”吗？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那你说，如果我们都辞职了，谁来负起政治责任？
饭也不用吃了，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便争吵起来。
蒋介石在口舌之辩方面并非能手，而且也没什么耐心，吵了一会儿把胃口都给吵坏了。
好了好了，说什么都是一样，我决心已定，不必再争论。
说完，蒋介石扔下汪精卫，自顾自地回房睡觉去了。
这是两人之间为数极少的当面争吵，却也是最后一次争吵，之后他们便选择了分道扬镳。
汪精卫意识到，他如果继续待在重庆，是没有办法进行“和平运动”的，但离开不能随便这么一说，必须有内外双重保证。
他首先让自己的老婆陈璧君去找了龙云，在他看来，那是一个抓枪杆的地头蛇，如能将其招至麾下，手上就有说话的实力了。
作为“云南王”，龙云这时也在犯跟刘湘一样的毛病。
眼看着派出去的滇军越打越少，中央政府却一退再退，武汉立不住脚，就去了重庆，重庆要是再顶不住，那不还要来昆明吗？
当听陈璧君邀其“起事”时，他立即满口答应。
“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只要登高一呼，谁不会拥护。
言下之意，他龙云肯定会站过来。
找到内部支持，汪精卫再派梅思平、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条件。
双方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讨价还价，八天之后，才达成了“重光堂密约”，实际就把“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两不一撤”定了下来。
当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带回重庆时，汪精卫深知干系重大，也曾左右摇摆，犹豫不决。
可是他老婆的兴趣很大，一力怂恿，天天枕边风劲吹，最后就把自己老公吹上了不归路——妻管严历来有好有坏，就看往哪个方向吹了。
12月18日，趁着蒋介石到西安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的机会，汪精卫以出外演讲为名，偷偷飞往昆明。
结果一下飞机心就一凉，龙云托病压根就没来接机。
汪精卫久经宦场，当然猜得到这是怎么一回事。病者，不是身体有病，而是心里有病。
果然，代替前来的卢汉转达了龙云的意思，把汪精卫一行人气得够呛：您哪儿来的最好还回哪儿去！
龙云临时胆怯，不敢跟着“起事”了，汪精卫只得转去越南河内。
汪氏出走河内是一个大事件，整个重庆都被震动了。蒋介石获悉后十分吃惊，但家丑不可外扬，于是赶紧发布消息，称汪精卫是去河内治病的，不久就会回来。
汪精卫最大的危险，不仅因为他是副总裁，知道很多重大的军政机密，更因为怕他四处宣扬“这仗如何能打下去”，一经传播，可能人心崩溃。
蒋介石还担心，龙云和粤籍将领会不会受其拉拢。为巩固内部，他精心准备了一次演讲，给大家讲了一通历史——
民国以前，若论军事经济实力，宋、明两朝都不赖，足以抵抗外患而有余，可它们还是被元、清给灭了，原因在哪里？
蒋介石说，就在少数当国者精神委靡，有兵而不能用，用力而不能抗，假如当时给力一点，又何至于此。
“少数当国者”当然不是指的他本人，含沙射影，说的就是汪精卫。
蒋介石还说，宋、明亡归亡，但亡的是朝代，并非民族。元、清非我族类，然而入主中原后皆被汉族同化，这些都应当归功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皇帝也没有了，已无朝代可亡。一旦亡于日本，你别指望日本会汉化，那整个汉民族就真的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西南将领一般来说，在历史上都有过亲汪的经历，但这一槌子下去，许多人都被敲醒了。
蒋介石“治病”一说，给汪精卫预留了后路，重庆方面派往河内的说客也络绎不绝，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即使汪精卫本人不愿回转重庆，亦可同过往一样，去欧洲疗养。
就在此时，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这对汪氏来说，不啻当头一击。
在这份声明中，近卫竟然把“重光堂密约”中最为重要的撤兵条款赖得一干二净，连参与密约谈判的日方代表都认为不可思议，感叹“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
既然对方赖账，你也能毁约。可是汪精卫走到这一步早已是进退维谷，身不由己，以至于完全不知道何时该前进，何时该后退，何时又该放弃了。
他只能选择发表“艳电”，以响应近卫的声明。
很显然，缺少了撤兵一项，这份“艳电”已经相当不值钱了，与投降做汉奸无异。国内顿时响起一片谴责之声，龙云等见势不好，赶紧与其划清界限，再不敢与汪精卫有任何瓜葛。
蒋介石怒不可遏，老账新账一起算。他认为自己一直让着汪精卫，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好报。
一开始，你卖老资格，看不起我，排挤我，我没过多报复你，而是问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究竟是对你不仁了，还是待你无礼了。然后，你老兄内囊出来了，不但没什么本事，还无胆气，一出纰漏就跑就溜，把难题都留给我。怎么样，我也包容了，党内除了我，就是你。可这样还不行。现在，你不仅跑到越南，还公开跟我叫板，叫人看我笑话，看看你那不忠不义的样子，跟禽兽又有何区分。
蒋介石和汪精卫彻底分道扬镳
按照汪精卫的看法，以他那样的资历和水平，能低下身子来服侍蒋介石，已经够委屈自己了。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蒋介石觉得能容下对方，才是世间罕有的宽宏大量之举哩——你“无道”，我不但没让你滚蛋，还“宽柔以教”，这简直是古代圣哲才能做得到的。
蒋介石与圣哲们唯一不同的是，圣哲们想，你既然跟禽兽没区别，我怎么能和“非人类”计较呢（“于禽兽又何难焉”）？所以理他作甚。作为国民党领袖和实际元首的蒋介石可不会不计较，也不能不计较。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委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
汪精卫并无实际的政权，更无军权，依赖的不过是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和“党内圣人”的名声，随着这两块牌坊的完全倒掉，其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已鲜有支持者。
汪精卫打破头都想不到，就在他遭遇人生最沉重打击之时，日本人还会继续落井下石。
1月3日，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由平沼骐一郎组建新的内阁。
日本人的做法是，换一届内阁就换一套政策。“重光堂密约”和近卫声明都出自近卫内阁，他这么一隐身，汪精卫就真的成了里外不是人。
近卫内阁的辞职，除了其内部矛盾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无非是因为汪精卫没有起到分化中国内部的作用，想甩掉他了。
这一龌龊举动，连负责“渡边工作”的影佐帧昭都在背后骂了起来：近卫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自己却立即辞职，简直没有一点国际信义。
直到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想放汪精卫一马，让人带着护照和旅费去河内见汪，再次劝其到欧洲“散散心”。
有用吗？没用！
犹如杀了人，见了血，递了投名状，任你再怎么苦口婆心，软硬兼施，一脚踏出去的汪精卫都回转不来了。
他不断催促影佐去东京帮他联络，而平沼内阁在对汪精卫进行短暂“冷却”之后，忽然意识到这个人还有利用价值，如果把他放到南京组织傀儡政府，在影响力上肯定超过其他“非一流”的大汉奸。
基于这一考虑，日本内阁和军部逐步将“渡边工作”延伸为“梅工作”（以梅机关命名），汪精卫也终于被一步步牵引，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一世名节。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很多年以后，这个人还在，却已经面目全非。
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
人生，总是那么莫测难懂，我们的灵魂时时会失落，我们的内心经常被蛊惑。看着眼前一个又一个被黑夜吞没的轮廓，想想他们也曾高大，也曾无畏，也曾美丽，真有千般滋味在心头。
当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留给后人更多的却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政坛之外的汪精卫绝对具有一个优秀诗人才有的情感和灵性，在他日暮途穷之时，仍然能随口吟出“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这样的句子。倘不从政做官，或抗战前即已故去，其人其作留在史册上的就会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形象。
是耶！非耶？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汪精卫《自嘲》
第九章 哪一站
1938年年底，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宴请陈嘉庚。
当着这位海外华人财神的面，他直截了当：由于失去平津和上海，没有了关税，国民党财政实际已经破产，现在物价涨得连一个中校都养不起家人，得靠偷菜叶过活。
陈嘉庚不由得动容。
蒋介石又说，您捐的钱很多，我很感谢您，但还远远不够，以后你们能不能按时给我们捐款？
陈老听到这里，连眼泪都掉了下来。
堂堂元首说这样的话，那处境简直就跟叫花子差不多了。
不过眼泪还没干透，陈嘉庚忽然拍案大怒。
原因是蒋介石在宴请他的时候，上了很多菜。
政府已经这么穷了，为什么还如此浪费？
蒋介石当场给他认错，赔不是。
所谓“中校偷菜叶”确有其事，以至于发展到后来，还有偷剩饭的。
军政部办有专门食堂，当然是免费用餐，可是门卫发现一个军官吃完饭下班后，总会偷偷地把食堂里的剩饭收集起来带走，而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
此人见门卫要没收他的剩饭，忽然痛哭流涕。他说他老婆孩子都饿着肚子在等这些剩饭，如果不让带，妻儿老小就只能上街乞讨了。
偷剩饭的，竟然是挂着少将军衔的军政部高参！
“九一八”之后，军队发的是国难薪，即使是少将工资也得打六折。原先这六折养活一家人还绰绰有余，可是在退守重庆后，物价翻着跟头往上涨，法币贬值得厉害，有的人家里小孩多，又无积蓄，也因此没有办法生活下去。
那个时候，别说中下级军官了，就连蒋公子纬国都困顿得过不下去，为了照顾养母姚治诚，他还得向陈立果借钱才能度日。
当然，在这样的日子里，也还有利好。
重要的是先撑着
1939年2月，中美终于达成抗战期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这就是“桐油借款”。合作方式是，中国人卖桐油给美国，美国则向中国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其用途主要是购买汽车和改善滇缅公路运输。
毫无疑问，依靠着这几千万美元，重庆政府是可以暂时打发上一段日子了，同时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你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你，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
中立法的限制一旦被突破，在敬法律如神明的美利坚，此举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美国援华的大门自此打开，虽然尚不是敞开。
除了借钱，还有声援。
近卫在对华声明中，大言不惭地提出要建立“东亚新秩序”——以后东亚这一块，就要由我们日本来做霸主了。
你狂，找大个儿来修理你。
经过驻美大使胡适等人的穿梭运动，美国外交部坐不住了，当即向日本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本世纪初确定的华盛顿体系必须维护，“机会均等，门户开放”，如今的东亚，还由不得你们日本人来做老大。
一个贷款，一个照会，使国人精神为之一振，被汪精卫叛逃弄得灰蒙蒙的脸也有了点喜色。
这些变化，看似意外，其实并不意外，都是在一点点推动的结果。
就在“桐油借款”签订之前，日本又占领了海南岛，这本来应该对英国触动最大，但蒋介石也有意把它引到了美国人身上。
当初大家都以为广州被日军攻占，英国会发发威，没想到这位昔日的“日不落”窝囊得要命，根本就没怎么敢吱声，反而是美国老大站出来喊了几嗓子。
英国人现在完全成了银样镴枪头。半年之后，它跟日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在占领区的“特殊要求”，对其百般服软，被称为“东方慕尼黑协定”。
天下之大，数猛男者，也只有美国佬了。
蒋介石对海南岛的被占进行了重新包装，强调这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然后一个劲儿对美国吹风，希望其挟上英法等小弟（当然也包括中国），在远东采取抵御日本的统一行动。
美国是纯正的民主国家，什么东西都要放到程序上去一步步走，要它马上出来挥刀弄枪还为时尚早，在此之前，还是先得自己撑着。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衡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史称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会议把抗战分为两期，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在这一期里，蒋介石带头认错，承认自己在南京保卫战中所使用的战术有失误，“实在对不起国家”。
南京完了，检讨武汉。
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提出弹劾案，江北“弹”的是王缵绪集团军（实际指挥者为许绍宗），江南“弹”的是王陵基集团军，弹来弹去，都是弹的川军，而且还给坐在台下的王陵基来了个直接点名。
许绍宗和王陵基一时极为惊惶，如坐针毡，会场也因此变得气氛肃杀。
当天会议结束，大家就发现厕所和过道里贴满标语，上曰：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
蒋介石和陈诚马上发现，自己做得过头了点。
川军在武汉会战中诚然表现不佳，可人家已经把包括保安团在内的最后一点力量都拿了出来，穿草鞋提破枪，出川“保卫大武汉”，还要怎的？
既然你们不好伺候，那我们就只好回川“保卫大四川”了。
第二天，会议基调突变，陈诚上去作了检讨，把武汉失守的责任揽了大半。蒋介石不仅没处分王陵基，还口头对其进行了表扬。
晚上，提出弹劾案的那位陈调元更是大宴宾客，给各位压惊，一场风波由此结束。
检讨虎头蛇尾，草草过去，重要的是以后怎么办。
蒋介石告诉大家，今后算是抗战第二期，该轮到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了。
从现在开始，重整军队，着手征调一百万新兵，并对新旧军队进行整训，预定每四个月为一个训练周期，以便能够投入新的大战。
南岳会议是一个宣示，证明中国统帅部在继续抗战这条路上，不仅不会回头，还将更趋强硬。
这个时候，你要说完全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能够对日本战而胜之，恐怕蒋介石私底下都没这么足的信心，他再三强调的，也不过是“我打不过你，咬也要咬你一口”的观点。
这东西，只有中国人或者说东方人才明白，西方老外是没法理解的，当时在中国做武官的史迪威起初就觉得是一派胡言。
打不过就是输了，还咬对方一口，很爽吗？
对。
因为目的，已不是将对手彻底打败，而是死死拖住。
史迪威对中国本土军队的战斗力最为不屑，但随着战事的发展，他对中国人的勇敢坚韧精神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在江西时，史迪威曾亲眼看到一个步兵团，只有四挺轻机枪。这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老美认定一个团少说也应该有一百挺机枪。
就这么点武器，这么点子弹，几分钟就打光了，打光了怎么办？
史迪威到这个步兵团考察的时候，团里的人已经被打掉了一半，子弹也所剩无几，可是剩下的那一半人还在向日军发起夜袭——用刺刀，而冲在最前面的就是该团团长。
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中国士兵
后下手遭殃
就在中国统帅部谋划“转守为攻”的时候，“华中派遣军”也向第十一军下达了指令：来年阳春之际，攻占南昌。
早在武汉会战时，中苏空军就以南昌机场为基地，频频对长江江面上的日本海军军舰发动突袭，从那时候起，“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就深感南昌的重要性，在给冈村的作战任务上，开始也有“攻占南昌”这一条。
可是由于第十一军的两个新编师团不争气，当时为了不耽误进军武汉的时间，无论畑俊六还是冈村都只能先把原计划搁置一旁。
现在好了，赶快进行作战准备吧。
“七七事变”之后，中日双方除真枪实弹的军事战外，你来我往的情报战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很快就被中国统帅部侦知。
1939年3月8日，蒋介石致电薛岳：为确保南昌，需先发制人，现在命令你于3月10日前完成攻击准备，从3月15日对日军发起进攻。
由于在武汉会战，特别是万家岭大捷中建立奇功，薛岳声名鹊起，荣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名义上虽仍是陈诚，但实际上已由他全权负责。
薛岳当时人不在南昌，而在长沙，被他派驻南昌的是前敌总司令罗卓英，后者认为来不及准备。
按照南岳军事会议的部署，第一期整训从1938年11月底开始，到1939年3月底才能结束，此时南昌前线的部队都还在处于整训当中，只给两天时间，确实过于仓促。
薛岳打仗素来极有主见，很少能听得进别人的话，但对罗卓英不一样。
罗卓英是陈诚的手下，而薛岳又系陈诚一手推荐和提拔，因此薛岳爱屋及乌，罗卓英说什么，他几乎是言听计从。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薛岳是极少敢对蒋介石说“不”的人。有蒋介石署名的电报或电文，别人都诚惶诚恐，奉若神明，他则不管这一套，凡是跟自己意见不合的，一律要进行争论，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
能跟你争，那还算态度好的，有时老虎仔索性采取了更省力，当然也可以说更“无礼”的办法，他在电令上直接写上“存”“待办”——所谓“存”，就是存在抽屉里，束之高阁；所谓“待办”，实际上就是永远不办。
3月9日，薛岳致电蒋介石：部队尚在整训，补给困难，准备不及，必须延至3月24日才能实施主动进攻。
见蒋介石那边没理睬，薛岳第二天又发来一封电报，还是一样的内容。
见此情景，蒋介石也没办法，只好复电：延迟就延迟吧，可是无论如何不能推到3月24日以后了。
薛岳和罗卓英都没料到，就相差那么九天时间，主动马上变成了被动，对方反而先发制人了。
3月20日，第十一军强渡修水河，南昌会战由此开始。
让人深感意外的是，冈村此次遣出的进攻主力，并非熊本、金泽这样的老牌师团，而是两个“弱弱组合”——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
冈村如此将将，并不是出于什么高深的用兵方略，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挣面子。
占领武汉，虽然收获了一大把鲜花和赞誉，但冈村其实并不是很爽。尤其万家岭大捷，本来想出奇制胜的，没想到会栽在薛岳手上，一个师团几乎全都送进了对方嘴里。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是冈村做第十一军司令官，你换一个，武汉也未必就拿不下来，何况那几乎也是人家主动让出来的。
作为“日本第一名将”，就这点料水，岂不惹人笑话。
两个“弱弱”没准都抵不上一个“强”，这道理冈村也懂，可你要是派熊本和金泽这样的“强强组合”去进攻南昌，即使赢了，又能怎样，别人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冈村要出彩，就必须用“弱弱”。
在备战期内，听说将要派这两个活宝去攻南昌，大家都震惊了。
经过冈村此前的使劲儿埋汰，第一〇六师团在日本已变得臭不可闻。许多补充兵听说自己加入的是“日本最弱师团”，都面如死灰，痛哭不已，宛如一只脚提前踏进了棺材板。
第一〇一师团好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商贩师团”与“最弱师团”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距离。
冈村的作战计划传到日本国内后，连参谋总长载仁亲王都吃惊不小。
打仗非同儿戏，冈村这小子别是被我一通胡吹给吹晕乎了吧，靠两个垫底的就能成事，以为自己是天神？
他派一名大佐到第十一军做副参谋长，用意就是劝阻冈村，找机会把那两个衰货调到后面去担任警备。
可是这名大佐到任后，两个师团已在进行渡河训练，他连嘴都插不进去。
冈村派的是“弱弱”，罗卓英在修水防线组合出来的却至少是“强弱”。
罗卓英，广东大埔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他在“土木系”中的地位仅次于陈诚。
民国由于去清末不远，所以古风犹存，很多人的国学功底很深，军队中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儒将不在少数。比如黄绍竑就善于写词，而且据内行评判，已具有相当水准。老记者曹聚仁在采访淞沪战役时，曾碰到过一位参谋长，后者侃起宋明理学来竟然也头头是道，连一般读书人都知之不详的“鹅湖之会”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
罗卓英从小喜读古文，并专攻古诗。即使在征战沙场，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都手不释卷，一边听着炮弹落地的声音，一边就能吟出“战尘扬处马蹄轻”之类的绝句。
罗卓英对古诗情有独钟
罗卓英与陈诚既是保定同期同学，也是莫逆之交，更有趣的是，两人性格还能形成互补。陈诚为人严厉，主观性强，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一手拍板，别人无从置喙，属于善“断”之人。罗卓英却宽厚儒雅，最喜欢和部下攀谈交心，同时也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属于善“谋”之人，因此他常能帮助陈诚起到一个上下沟通的桥梁作用，在“土木系”里面，陈、罗二人的关系，几乎就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
然而有时候，人的优点也往往就是他的缺点。罗卓英多谋，却有些偏于寡断，听听这个意见对，听听那个建议亦有道理，往往就会动摇决心。他对薛岳说准备不足，无法立即投入进攻，实际上也是听取了下面各部队的意见。
作为基层部队来讲，你说准备两天，他可能会认为起码需要两周，你说准备两周，他也许会要求两个月，因为责任不同，和决策层的想法就不可能完全一致，而战场形势又是瞬息万变的，某种程度上，抓住战机就等于抓住了胜利，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将领看似苛刻，但往往能取得成功的道理所在。
罗卓英吃亏就吃亏在他太民主上，这个结论也许会令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却又是个事实。
来不及攻，那就只有守。冈村以弱兵师团为主力，但熊本第六师团、第一一六师团等部队也不是坐着不动，它们同样从两侧不断进行策应和佯攻，所以罗卓英不可能把重兵全都汇集于修水南岸正面。
所谓强弱组合，是一左一右，左为李觉第七十军，右为刘多荃第四十九军。
但在安排好这一组合后，罗卓英又犹豫起来。
李觉的湘军在金官桥经受过考验，属于挺得住的。最可能挺不住的，是刘多荃的东北军，后者武器还行，但战斗意志一向薄弱，跟湘军相比，恰恰是一个相反面，要是垮下来怎么办？
思前想后，罗卓英决定再把作为后续机动兵团的夏楚中第七十九军调上去。第七十九军是一支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土木系”劲旅，死守宝山的姚子青即出自其麾下。
夏楚中到修水后，被置于刘多荃右侧，这样“两强”夹一“弱”，组成了一个防守三角，从而加固了修水防线。
重甲包装
一方是“弱弱组合”，另一方却至少是“强弱组合”，谁的赢面更大一些，一看便知。
冈村的决策，就连被抬举的“弱弱”自己心里也在打鼓。最弱的第一〇六师团一烂到底，不敢言语，第一〇一师团却憋不住了，他们自恃参加过淞沪会战，可以卖卖老资格，便一再向第十一军司令部诉说困难。
一直到强渡开始的前两三天，这个师团还在嚷嚷，说是按照“上海经验”，南昌没有一个月拿不下来，到时伤亡必然不小，得给我安排补充兵员啊。
对于这两个未战先怯的家伙，冈村很不以为然，他让自己的参谋幕僚作出答复：占领南昌，晴天七天，雨天只需一到两天。
他没有说出的话是：你以为我真要依靠你们啊，错！
冈村不惧水，只惧山。
按照他的“三百米理论”，南昌一线没有庐山、幕阜山那样的高耸山地，原先没充分发挥作用的特种武器这次都能派上用场了。
在武汉会战时，特种部队是被分配到各个师团的，结果没起到多大效果。冈村这次作了调整，将特种部队全部集中起来配给两师团。
两个弱兵师团名为侵略南昌的主力，其实是被第十一军的大轿抬着的，冈村对此直言不讳，此战动用了第十一军所有的战斗力量，军直属的特种部队倾巢而出。
在发起南昌战役之前，步兵师团已与特种部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协同作战训练，本来早就可以发动进攻了，只是由于一直下雨，影响了部分特种装备的推进，才不得不一拖再拖。
直到3月20日下午，修水上空还飘着小雨，雨一下，飞机就没法来帮忙了，但冈村认为绝不能再拖下去了。
先上炮兵部队。
日本侵略军阵地百炮齐发，疯狂轰击达到三个小时。炮击时，冈村带着幕僚们坐镇两师团的后方，看着眼前这一情形，他自己也扬扬得意，认为这种大规模的炮战，纵非绝后也属空前。
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从防守前沿到纵深，一时间均为日军炮火所覆盖。沿岸守军十分吃惊，很多老兵参加过淞沪会战，进攻上海的日军火力算猛了，可修水炮战的密度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军明显动用了超出平常范围的炮兵，有人估计是“六七十门以上”，谁也没想到实际数字竟然是这一预计的很多倍。
第十一军排列于对岸的主要是野战重炮兵旅团，合计火炮共有一百七十门，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榴弹炮和加农炮，两个步兵师团本身也有炮兵，经过混搭，加起来的火炮超过二百门，炮兵与步兵达到了一比一的比例。
日本侵略军百炮齐发，开始了疯狂的炮战
与之相比，第九战区虽然有直辖的特种部队，但因为提前破坏了南昌周边的道路，导致重野炮兵开不到一线。在岸边可用于阻击的，仅为各部队自带的山炮之类，火力不论，光数量就不及人家一个零头，炮战中自然只能显得软弱无力了。
第一个回合，守军已经非常吃力，到第二个回合，就开始晕头转向了。
冈村竟然用上了毒气。两万个烟雾喷射器一起发射，烟幕弹和毒气弹如雨点一样飞了过来。
此时夜幕降临，在猛烈炮火和重重烟雾笼罩下，各部队的协同配合受到很大影响，“防守三角”变成了“防守三段”，大家都只能埋着头各顾各。
在南岸守军陷入一片混乱之际，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趁机发动强渡。
前面重炮轰击时，冈村十分得意，但等真的强渡了，他也忐忑不安起来。
因为一开始挤进去的不可能是大部队，只能是小股先锋，试想一下，这些人背后是水，前面如果遇到强力抵抗，处境绝不美妙。同时，在步兵实施登陆后，炮兵的发挥也受到限制，不可能再闭着眼睛乱轰一气了。
这毕竟是冈村生平第一次用“重甲部队”来包装“弱兵师团”，其中冒险和赌一把的成分非常大，就怕一不小心给演砸了。
面对日本的“弱兵师团”，中国的“防守三段”本来还是可以支持一下的，那样的话，罗卓英才有空隙和时间对部署作出调整。
可是最短的那块板提前断裂。
炮为军中之胆，冈村的连续炮击，破坏工事还在其次，最主要还是心理战，意在摧毁守军的心理防线。
三个小时的天崩地裂，而修河之上又看不到一个日军影子，东北军的胆率先破掉了。
在日军步兵发动强渡后，师长王铁汉往前沿团指挥所打电话，但根本打不进去。再一查，部队竟然以“瓦斯中毒”为由无令自退了，阵地上空无一人，给对手捡了个现成便宜。
获悉日军已从东北军防区登岸，罗卓英叫苦不迭，向军长刘多荃下达命令，要求其马上收复丢失阵地，否则唯军长是问。
这是一份务期必成的死命令，刘多荃收到命令后手足无措，又严令王铁汉。
王铁汉也只能拿出打铁的劲头，给反攻部队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军法从事。
虽然有“军法从事”这口宝剑顶在脖子上，不敢上的还是不敢上。
三个团前去反攻，只有一个团以夜色为掩护奉命冲了上去，可是等到天亮，对方一打，又退了下来。
这下什么宝剑都不管用了，连刘多荃和王铁汉自己也慌了神，无法控制住部队，各个团全都逃得稀里哗啦。
修水一战，东北军遭受重创。王铁汉第一〇五师曾参加过淞沪会战，但那时候的损失都没现在这么大，如今真称得上是丢盔卸甲，能丢的武器一下全丢掉了，什么捷克式步机枪、马克沁重机枪扔得满地都是。
由于武器损失实在太大，刘多荃和王铁汉都不敢报请补充，怕蒋介石和何应钦受不了这种刺激，把他们的番号给取消掉。后来幸亏刘多荃还有从东北带来的家底，在江上藏了几十条大船的军火，这才免了揭不开锅的尴尬。
事后追究修水失守的责任，刘多荃被连降两级，王铁汉撤职留任，戴罪立功。
这一板子打得并不过分。正是由于东北军退却，日军才得以从突破口不断注入兵力，人越涌越多，并对李觉、夏楚中两军形成了抄袭包围。
彼此一拖累，本来能打的都打不下去了，两军只好也向侧面山地撤退。
3月21日上午，冈村接到前沿打来的电话，得知中国守军的修水防线已然崩溃，心神才算真正安定下来。
他的闪击战才刚刚开始，厉害的还没放出来，所以第一个照面绝不容许有任何闪失。
最新式战术
第十一军登陆，乃至于击破第一线防御，对罗卓英来说并不意味着致命。
从“一·二八”淞沪会战开始，日军的侵占已基本形成一种教科书式的惯例，即侦察、开进、展开。按照这一程序，它每攻下一地，就要停一下，整顿后再攻。
从修水到南昌，中间有重重关隘，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沿途道路皆被破坏，在修水对岸曾威风八面的重炮兵旅团将无法配合步兵作战。
就算两个“弱兵师团”被打了鸡血，一路顺利，按照每地耗时一天计，起码也得用去五到六天。
在这段时间里，第九战区起码可以调集三个军到预定战场进行围攻。“弱兵师团”前遭围击，后有修水，没准就能重新复制一个“万家岭”出来。这也是在部署修水一线防御时，罗卓英敢于把夏楚中第七十九军提到岸边加固防线的原因。
让罗卓英乃至薛岳都没有料到的是，冈村恰恰没有依照教科书走，他采用的是最新式战术。
破坏了的道路，可以拦住炮兵，却挡不住坦克，尤其是成群结队的坦克。
在军事侵略战术上，冈村确实很有一套，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诸多日军将领。他在南昌战役中创造出了多个第一，除了第一次大规模集中使用炮兵外，还第一次使用了坦克集群这一概念。
和炮兵一样，在武汉会战中坦克也是分散配给各个师团的，结果却很不理想。分散出去的坦克，不仅没对战局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相反还受到不小损失，被炸坏亟待修理的坦克排成了队，以至于临时搭建的野战兵工厂都没有如此多配件，非得用飞机将零件从日本国内运来。
冈村经过总结，南昌会战就把整个第十一军的所有坦克都收罗到一起，组成了战车集团。这个战车集团，合计有坦克一百三十五辆，其中既有大块头的89式中战车，又有跑得快的94式轻战车。
以往坦克都是在前面为步兵的战斗开路，此次冈村却别出心裁，他要以坦克为他的整个战役开路。
坦克被称为“陆战之王”，早在一战时就出现了，但是在世界战场上的大规模独立运用，最早却是起自1939年9月，德国装甲军团闪击波兰。
在东亚战场上，冈村比德国人还早了半年！
战车集团随步兵师团登岸后，连停都没停一下，就向南昌直冲而去。
从修水到南昌，直线距离一百里不到，但为了从正面的守卫部队旁边绕行过去，就需要迂回，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百里了，而至少需五百里路。
对于冈村来说，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因为战车集团孤军深入，沿途将再无后方补给。
缺其他东西都好办，缺了汽油，坦克无非是废铁一堆。
在兰封会战中，土肥原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狂飙突进，当时的架势，差点就要闯进开封府了，但在补给线被切断的情况下，很快沦落成了一只死螃蟹。
冈村可不愿意跟在土肥原屁股后面走老路，更不想做死螃蟹。
经过一番“技术攻关”，终于由战车集团自己想出办法，那就是在坦克外面加绑小汽油桶，如此估算，可以前进近二百五十里，也就是全部迂回路程的一半。
战车集团的迂回穿插，成为冈村在南昌战役中最为得意的手笔。他为此十分兴奋，可是随后挠头的事情出现了。
由于连续下雨，路上道路十分泥泞，不仅影响前进速度，而且使得坦克发动机受到影响，极大地增加了油耗，结果一半迂回路程还没走完，一众坦克就集体闹起了油荒。
战车集团只好临时决定把所有油料集中起来，供给其中的一个战车中队，让该中队先出发，其他全部原地待命。
如果不能继续“喂”油，这些坦克其实也没什么“命”好待。就在搓着手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人忽然想到了空投的办法，随即向第十一军司令部发出紧急救援电报：燃料用完，请赶快空投。
包括冈村在内，司令部的这些人此前没有一个想到过空投油料的办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算哪里。现在有人出了这个高明法子，可是因为没有准备，油却又找不到了。
他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好不容易收集了一些汽油，连夜用运输机运去进行空投。
由于油料僧多粥少，实际有超过一半的坦克战车当天仍无法继续投入使用。
这个时候，如果罗卓英能及时投入兵力进行攻击，这些坦克将全部因失去机动能力而成为一只只死蟹。可惜冈村的大规模闪电战术，已经完全打乱了罗卓英的阵脚，同时在缺乏空中侦察手段的情况下，罗卓英也不知道先期到达南昌城外的只是一部分单独的坦克部队，而他完全有可能截断这支部队的后路，并将另一部分不能动弹的坦克打成真正的死蟹。
他注意到的只是第十一军仅用两天时间，就连下三城，迂回到了南昌城西面，从而对南昌形成了半包围。
3月22日，罗卓英以保存部队为原则，向薛岳提出是否可放弃南昌。
薛岳连夜召集幕僚们进行研究。大多数幕僚都倾向于“守”，认为南昌城前的赣江宽达千米，非修水河可比，而且第十一军的后方联络线拉得过长，一旦附近的其他中国军队赶到，可一举切断其联络线。
薛岳犹豫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弃”。
平时的书面命令，大多是薛岳简单口述，然后交由幕僚们起草，唯独这份撤退令，他字斟句酌，亲自起草，乃至于电报都发出去了，撤退令还没写好。这在薛岳的军事生涯中是很少见的。
南昌究竟是弃还是守，其中分量实有千钧重，选择起来真是太难了。
首先，他相信罗卓英的话，认为第十一军确实已逼近南昌。其次，此时守南昌的是欧震第四军，如果一定要死守南昌的话，第四军可能会因此全部牺牲掉。
在粤军之中，以“老铁军”第四军名气最响，从张发奎到薛岳，没有一个不拿它当宝贝和亲生儿子看待。别的不说，在万家岭战役中，就是由第四军率先发现第一〇六师团的穿插动向，并将其诱入包围圈的。
牺牲第四军保南昌，南昌还不一定能保得住，却要把视如性命的“老铁军”给送进去，这当然是薛岳很难接受的。
日本第十一军侵占南昌
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是五天之后才到达南昌附近的，他们一路上都没遇到太过激烈的抵抗。3月27日，南昌陷落。
失守南昌，对于薛岳和罗卓英来说，都是一次重大挫折。薛岳起初虽未直接指挥南昌会战，但最后的撤退令是他拟定的，等于南昌城就是从他一手送出的，其心情可想而知。
如同运动员输了比赛，一些有个性的教练会连记者招待会都拒绝参加。南昌会战结束后。薛岳不仅没有依例召开战术检讨会，而且人也变得沉默起来，平时更是不肯涉及有关南昌会战的一个字。
太窝囊了，你们千万别跟我聊这个。
到站了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就算你想把脑袋藏被窝里也不可能了。丢失南昌，不光是失去了一个省会，也不光是失去了一个空军基地，它还导致了原本连成一线的第九和第三战区被分割开来，消息一经公布，便引得舆论大哗。蒋介石大为光火，除将罗卓英予以撤职外，还责令薛岳组织第九战区进行反攻，务期收复南昌。
弃城容易，要想再夺回来可就比登天还难了。自“七七事变”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城市是可以靠真刀真枪再夺回来的，无论大小。尽管较之中日开战前，日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意志已降低不少，尽管第十一军负责防守南昌的，依旧只是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师团这两个“弱弱师团”，可是中国军队实际仍无足够能力进行反攻，尤其是攻坚。
要知道，南昌并不是万家岭，这里不会给你提供秋风扫落叶的机会和环境。
薛岳当然也不是不清楚，但他这一回已经不敢再跟蒋介石对着干了，说到底，能够把腰挺起来，那都得有资本，如今仗打成这个熊样，没连带处分你已经够给面子了，还敢再犟嘴？
攻打南昌这样的大城市，必须有特种部队的支持，否则人再多也没用，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薛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将第一、第九两大战区的所有炮兵部队都集中起来，像冈村做过的那样，对日军的南昌防线进行摧毁式打击。
可是他面临着冈村不可能碰到的难题，那就是自武汉、南昌相继失守后，长江以南几乎成了日本航空队的天下，这意味着中国炮兵部队就算能组织成一个集团，也得不到空军的保护，反而正好给日军轰炸机提供一网打尽的机会。
就那么一点炮兵，假如就此被消灭，以后两个战区就都不要混了，所以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
这时有幕僚出了个主意，说不妨派人渗入日军在南昌的“维持会”，找机会先一步进入南昌据点作为内应，之后里应外合，用奇袭甚至强袭的方式夺取。
当然是个类似于“平原游击队”那样的好主意，很节省工本，也非常智慧，可是你得想想，南昌里外有大大小小很多据点，你都能进得去？
况且这也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准备的事，起码先得取得据点日军的信任吧，那岂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到时没准连黄花菜都凉了。
对于薛岳来说，他还有一个最大的顾虑：万一夺南昌不成，日军正好攻过来，反而把原阵地都给丢了，那就真是得不到利还要亏老本了。
因此在否定前两个方案后，他拟订了第三个方案。
这个方案叫做保平争胜，即不把第九战区的所有兵力都用于反攻南昌，而是一拆两半，一半用来守住原阵地，另一半用于反攻南昌，通俗点来说，就是鸡蛋放两个筐，即使其中一个筐砸了，晚上还有炒鸡蛋可吃。
南昌失守，薛岳是吃了冈村机械化闪击的亏，这次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对冈村来了个闪击，当然只能是纯步兵的闪击。
4月22日，第九战区率先对南昌发起反攻。
日军在第一线的据点有大有小。薛岳对大据点围而不攻，只留下小部队用于监视，大部队则从缝隙中钻过去，专拔小据点。
由于薛岳采用了闪击和乘隙而入的战术，所以很快就击破了第一〇六师团组织的第一防御线，顺利进入南昌外围。
与薛岳相比，他的同学上官云相却一上来就遇到了困境。
上官云相，山东商河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时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
薛岳、叶挺、上官云相，再加上粤军战将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叶肇，甚至于郝梦龄、顾祝同，这些人全都是保定第六期的学生。一期能出这么多人才，绝对是大丰收了，也可以称之为“荣耀的第六期”。
打了一辈子仗，上官云相能够让人记住的，却是皖南事变。当时他的围攻兵力虽多出老同学叶挺好几倍，但并不是其基本部队，皆为临时统属，用他的话来说，是“七拼八凑”而成，在这种情况下，犹能够打败新四军主力，若仅就军事而论，还是不赖的。
如果用一个字来评价薛、叶、上官作战的特点，薛岳是“智”，叶挺是“勇”，上官则是“狠”，战场之上绝无菩萨心肠。
可是人光狠没有用，很多时候还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得有运气。比如在皖南事变中，一连下了好几场雨，给叶挺突围造成了很大困难，相反当然是帮了进攻者大忙。
在南昌反攻战中，上官云相的运气却比他的另一个同学薛岳要差得多。
薛岳闪击，打了对手一个冷不防，他则因三战区进攻计划本身靠后，乃至于发起反攻时日军已作好了准备。
薛岳那边可以穿隙而过，他这边却不行，前面全是密集而坚固的据点，根本无隙可插。
薛岳可以先攻第一线防御，他却必须直扑南昌，也就是说一开头碰上的就是硬钉子。
由于第九战区的规模大，所以即使薛岳只投入一半的人马来攻南昌，他的兵力还是比上官要多得多。双方唯一的相同点，就是都缺乏火炮支援，只能拼人。
所有这些东西，可以说没有一个是作为指挥官的上官云相能够自由选择的，除了运气，对此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第三战区因此打得十分艰苦。在第九战区击破日军第一防御线的时候，他们尚被第一〇一师团阻在莲塘，而且看样子，连莲塘都难以攻克。
负责担任主攻的第七十九师师长情急之下，竟然玩起花招，准备用假电报的方式向上级“报捷”，结果西洋镜被拆穿，随即遭到逮捕。
第九战区打得顺利，第三战区却迟迟没有动静，上官云相为此十分着急，他只能继续“狠”下去。
时任第二十九军军长的陈安宝奉命亲临前线。
陈安宝，浙江黄岩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
陈安宝有较长的从军经历，他和郝梦龄虽然不是一届同学，却是一对相交已久的好朋友。两人性格上也差不多，都老实憨厚，从不会耍滑头玩花样。
陈安宝与郝梦龄是性格相投的好朋友
郝梦龄比陈安宝小七岁，可早在太原会战时就牺牲在了第一线，当时陈安宝扶柩痛哭，十分伤心，曾誓言：为抗日而死，死亦为鬼雄，有朝一日，也要像好友那样选择慷慨赴死。
人生就像坐在火车上，每个人都有到站的那一天。
第七十九师是陈安宝一手调教出来的主力部队，师长也是他看着提拔上来的，现在表现成这样，他也是既失望又生气，但陈安宝又和郝梦龄一样待人宽厚，他起初只是打算对被捕的那位师长予以撤职处分就算了。可是上官云相不干：这种时候还敢欺骗上级，这样的人都不杀，我上官就不抗日了！
命令下来，军前正法。
陈安宝闻讯，难过得好几天都茶饭不思，然而在上官云相要他接下军令状，靠前指挥时，他仍毫不犹豫，简单吃了点东西就去了前线。
对下级仁慈，对上级服从，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矫情或做作，只是出于一颗善良的本心。
5月5日，陈安宝到达莲塘前线，可是还没等他发起进攻，战场形势就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
正如薛岳曾经预料的那样，在你疲软的时候，人家也会对你发起进攻，第三战区久攻而不能克，早就进入了人困马乏的境地，趁此机会，第一〇一师团反而借助炮火掩护，向中国军队冲杀过来。
莲塘的第一〇一师团此时已增加到了四个联队，而陈安宝由于时间紧迫，并没有能够把后援部队全部带上来，很快他连预备队都打光了。
见此情景，卫士感到不妙，劝他从壕沟中先行转移，但陈安宝十分沉着，仍坚持在前线进行指挥。
5月6日下午，防线被第一〇一师团完全击破。
撤退中，陈安宝负了重伤，他的块头又大，所以根本跑不出去，最后战死沙场。
终于“到站”了。
在抗战中，有三位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牺牲在第一线，依次是：郝梦龄、陈安宝、张自忠，但郝梦龄和张自忠都是国葬，唯陈安宝没能享此待遇，据说与他倒在溃败路上有关。
陈安宝其实是有机会脱险的，而且无论情况如何险恶，这个前线最高指挥官始终都未离开过自己的官兵。
可是他也许不会计较。
因为没有谁能够事先预知自己会从哪一站下车，只是尽我本分就好，陈安宝正是这样的人。
就在第三战区全线溃败的时候，第九战区也遇到了瓶颈，南昌外围犹如莲塘，据点既密集又坚固，想像突破第一线防御时那样穿隙而过根本就不可能，而在没有火炮配合的情况下，硬攻据点只能徒增伤亡——仅仅一个小据点，第九战区伤亡数百人都攻不下来。
5月9日，中国统帅部电令第三、第九战区，结束对南昌的反攻行动。
第十章 我的路
早在指挥攻占南昌的战役时，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收到了一份发自参谋本部的情报，正是这份情报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情报上说，武汉会战时曾打得金泽第九师团和第二十七师团无法前进的汤恩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长江南岸调到北岸去了，目前正在湖北随县和枣阳一带布防。
北岸当然不只有汤恩伯，那是整个第五战区的地盘，几十万大军云集在那里，但从参谋本部到冈村，眼里都只有一个汤恩伯，认为这才是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劲敌。
从武汉会战到南昌会战，冈村对中国军队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中国军队看起来很多，但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冈村也想到过，那么多地方军队，比如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粤军加起来会怎么样？能不能用以前“以华制华”的办法，鼓动它们联合起来与中央军展开内斗？但思考的结论让他自己都很丧气，且不说如今根本就没这可能，就算能成功，这些联合起来的军队也不是中央军的对手。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让冈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冈村曾如此评价汤恩伯：蒋介石手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其部队是蒋嫡系中的精锐。
可想而知，这么一个勇将中的勇将，一支精锐中的精锐，一直虎视眈眈地趴在武汉附近，其用意不言自明，而假如能成功地将其削掉或者驱逐，又无疑会对蒋介石及中国政府造成沉重打击。
冈村决定集中第十一军的主力，对随枣地区（随县到枣阳）展开一次大进攻，这就是随枣会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进攻的目的不再是占城夺地，而是攻而不占，主要以打击第五战区部队为主，其中关键就是包围并消灭汤恩伯。
然而冈村并不知道，他的这一侵略计划已经提前飞到了汤恩伯的桌上。
无名英雄
在武汉会战后期，李宗仁已经病愈返回原任。不过等他上阵时，首先需要面对的不是怎样指挥作战，而是如何部署“转进”。
自从经历徐州大撤退后，李宗仁就培养出了一种神秘的第六感。当时第五战区长官部距离前线还很远，可他老是觉得这里那里不对劲，经常耳鸣眼跳，以至于绕室彷徨，辗转反侧，半夜三更都睡不着觉。
时为午夜，众人都睡得正香呢，他就披着衣服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并且把一干随从卫士都弄醒，嚷嚷着要转移。
参谋长徐祖贻揉着眼睛跑过来，看李宗仁那心神不宁的样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凶险，早走早好。
徐祖贻并没有收到任何敌情通报，但李宗仁是战区司令长官，不听他的又听谁的，遂安排长官部人员连夜西撤。
很多人嘴里不说，心里没准都在骂老爷子发神经，这么晚了都不让大伙睡个囫囵觉，穷折腾个啥。可说来也怪，李宗仁的第六感就是奇准，在他走后仅仅两个小时，日军骑兵就窜进了他睡觉的那个村庄。
“发神经的”现在精神了：看看，我没让你们大伙白跑吧。
第六感虽然灵，但是不科学，李宗仁大部分时间依赖的实际还是情报网。
要打好仗，情报十分重要。当年马占山在东北跟日本人兜圈子，兜到本庄繁都无可奈何，就缘于建立了效率奇强的情报网，而说起老李的情报网，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他安插在日军后方的神秘线人。
当年西南诸省反蒋，包括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这些人，都是日本人实行“以华制华”的重要目标。那段时间，到广西来做说客的“中国通”们有如过江之鲫，数也数不过来，这里面就有和萧振瀛进行过香港谈判的和知鹰二。
在与和知打交道的过程中，李宗仁发现和知的翻译官像是个“好人”。这种感觉，就如同他第一次见到张自忠时一样，仿佛善良就清清楚楚地写在对方脸上。
于是私下里，李宗仁便让人把翻译官秘密约到家里。
这是个年轻的东北人，热情、健谈，有什么说什么，但是当李宗仁试探着提到“你的家乡已被日本人侵占，你怎么还甘心为敌人服务”时，他忽然语塞，随之，两行热泪无声地从脸上滑落下来。
夏文运，辽宁省大连市人，家里世代务农，自小就读于日本人所办的中小学。据说他的一口日语说得比一般日本人都好，根本听不出是中国人说的，后因成绩优异，受“满铁”资助去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
“九一八”事变前，夏文运在东北的大学教书，之后书自然没得教了，只能随逃难人群进入关内。他原来并不想给日本人做事，可是以他那样跟敌国沾边的文凭学历，显见得到哪都不受欢迎，找工作时处处碰壁。他又干不了别的，给日本人充当翻译官，借此养家糊口就成了唯一出路。
灯火阑珊处的夏文运看上去有说有笑，其实那不过是戴着一副面具在表演而已。
他虽然为日本人做事，却良知未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可也正是这样的人，却不得不以为侵略者服务来维持个人生计。
可以想见，当听到或看到“汉奸”“走狗”这些词语时，这个年轻人会多么难过，内心又会处于怎样的煎熬和挣扎之中。
有时候，活着远比死亡更残酷，特别是当你面前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甚至连解脱都不可能，只有在清醒中一味痛苦的时候。
因为怕熟人或家乡的人知道自己的底细，夏文运甚至把名字都改掉了，因“夏”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他对外一直称自己叫“何益之”（益之是他的字）。
李宗仁的突然一问，瞬间击穿了“何益之”的心理防线，后者泪如雨下。
李宗仁马上意识到，有门了，便紧跟着又问了一句：何先生，假如中日之战爆发，你愿不愿意替祖国尽点力？
夏文运听后，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连连点头：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从那时候开始，夏文运便正式成为李宗仁的高级情报人员，两人通过秘密电台和专用密码进行单线联系。
在台儿庄战役的初期阶段，五战区要防津浦线那么狭长的一个区域，而能调动的兵马又那么少，可以说每时每刻都惊险之至，但是李宗仁左右腾挪，依靠一群杂牌部队，硬是兜住了日军的南北合击，看起来如有神助。
其实这个“神”就是夏文运，有了夏文运，李宗仁也就拥有了自己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夏文运从上海租界发来的第一份绝密情报是：日军南动而北不动。于是李宗仁就把张自忠从北面调到南面，在淮河挡住了第十三师团。
第二份绝密情报是：板垣师团将从胶济线南下。李宗仁急忙将庞炳勋调往临沂，以阻止板垣南下，可是后来眼看庞老爷子也吃不消，而当时南北又都很吃紧，怎么办？
就在此时，第三份绝密情报及时送到：日军北动而南不动。正是这份关键情报，促使李宗仁下定了从淮北前线抽调张自忠北援的决心。
可以这么说，没有夏文运作为超级耳目，李宗仁要想在前台当掌柜都颇难，更不用说取得台儿庄大捷了。
到了徐州会战后期，由于参谋本部对情报封锁得很紧，连和知鹰二这样的军部高级官佐都没听到一丝风声，这才导致夏文运的情报工作暂时失灵了一段时间，也因此造成了李宗仁的多次判断失误。
武汉会战结束后，一连串的“胜利”使日本放松了对情报工作的控制，夏文运在上海的情报站重新恢复运转。
李宗仁的这条情报线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断，那时日本人终于发现了这个藏在自己中间的超级间谍，立即在上海展开满城搜捕。夏文运东躲西藏，侥幸得脱。
在那些与魔鬼打交道的日子里，在没有正式的政府名义，也不接受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这个人始终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战搜集绝密情报，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
唯一应该走的路
通过夏文运从上海及时发来的情报，李宗仁第一时间掌握了冈村的兵力分配及作战计划。
随枣之战，冈村准备动用三个主力师团，其战术明确为“分进合击，锥形突贯，两翼包围”，即从东西两路出发，最终将第五战区包括汤恩伯在内的主力包围起来并予以消灭。
由于事先知道了冈村的用兵目的，所以李宗仁的重点也不在据守城池，而是利用地形对日军进行持久消耗，然后再伺机实施反击。概而言之，大家都是朝着对方的兵去的，你要消灭我，我也想消耗你。
对于李宗仁来说，时间拖得越久，对日军杀伤越多，仗自然就打得越好，丢掉点地方尚在其次。
在五战区，汤恩伯虽属于不得不倚重的主力，但李宗仁最喜欢也最看中的还是张自忠。武汉会战结束，李宗仁便任命张自忠为右翼兵团总司令，授上将军衔。
仅仅一年前，张自忠身上还背着“撤职查办”的处分，之后不仅取消了处分，而且几乎是在以闪电的速度往上晋升。先是由军长升为军团长，再由军团长升为集团军总司令，现在又由集团军总司令升到了右翼兵团总司令，在五战区成了超过汤恩伯，仅次于李宗仁的一方统帅，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在接到任命后，张自忠曾向李宗仁去电请辞：任重才轻，万难胜任。
李宗仁不准——“任”是很重，但你的“才”可不轻，相信一定能够胜任。
张自忠不光是客气，他也确实有难言之隐。正所谓权力越大，能力越大，这副担子挑在身上是明显能感觉得出分量的。
右翼兵团看上去人很多，有十五万兵力，但实际上五战区的破烂家当都在这里面。其中，人数最多的为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这是一支川军。
当初刘湘首次出川时，包括唐式遵集团军等能战之师就被抽光了。再抽，抽了一个王陵基集团军，由地方保安团改编而成，不仅不如唐式遵，还不及邓锡侯。最后一个抽的就是王缵绪集团军，属于把刘湘留川的仅存一点部队都捆捆打包了。
王缵绪集团军足足有四万之众，可是论战斗力只能垫底。
显然，张自忠指靠不上这些部队，他能依赖也必须依赖的还是老二十九军的那点底子，即新编成的第三十三集团军。他深知，只有第三十三集团军勇挑重担，才能把整个右翼兵团带动出来。
可是仗打到这个样子，在第三十三集团军内部，从军长到师长，作战决心和勇气都大不如前，有的是被打怕了，有的则是想保存部队的实力。
这个世界每一天都会变化，而变化的结果又常常会令我们大吃一惊：今不如昔的名单中，就有时任第七十七军军长的冯治安。
在老二十九军的将领中，刘汝明和冯治安的部队军纪都不好，但因为失守张家口，刘汝明每战都要拼出老命，就算这样，还担心别人再在背后给他扣上“汉奸”的帽子。冯治安与他们都不一样，由于“七七事变”时第一个拔剑而起，所以他先前的声誉最好，渐渐地就开始躺在功劳簿上居高自傲了，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连宋哲元都不放在眼里，想骂就骂，想走就走。
大敌当前，冯治安仍然在敷衍，不断地敷衍，敷衍张自忠，也敷衍部下，反正就是不肯使出全力。
随枣之战打响之前，张自忠给冯治安写亲笔信，说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是继续敷衍，你敷衍我，我敷衍你。日军没来，我们敷衍着布置，日军来了，我们敷衍着防守。这样看起来似乎很聪明，其实最笨了，看起来似乎很占便宜，其实更吃亏！因为这条路走到尽头，只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会葬送在你我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被我们自己断送，所以这是一条死路。
第二条就是拼到底。今天不拼，明天还是要拼，在前面不拼，退到任何地方仍然得拼，不如现在就拼一下。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们也对得起国家，不愧做一世的军人。所以，这条路是光明大道，是我们唯一应该走的路。
张自忠最后告诉冯治安，随枣之战必须拼——我们今后算人还是算鬼，就在这一仗中见出分晓。
如同当年“七七事变”时的宋哲元之于张自忠，张自忠如今也是在以兄弟骨肉之恩托付冯治安，然而是好是坏，他同样没有把握。
做英雄还是做狗熊
5月1日，随枣会战开始。
5月6日，右翼防线被攻破。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配属于襄河以东的两个主力师均被日军冲乱，两个师长也不知所踪。
5月8日，立于第二防线的桂军难以支持，日本第十三师团占领枣阳，第十一军因此对五战区部队形成了第一层迂回包围——说是以消耗日军为主，可问题是人家根本还没怎么被消耗，自己却已经陷入了包围圈，且军心涣散。
张自忠虽对随枣会战有过最坏估计，但也想不到会如此恶劣，如今必须有一个高级指挥官到河东去督战，否则战局不堪设想。
师长之上便是军长，第一个该去督阵的应是冯治安，但是冯治安不见踪影，于是张自忠决定亲自出马。
5月8日，张自忠到达襄河岸边，却在这里意外地碰见了一个人：吉星文。
吉星文是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的部下，他也同样曾经是“七七事变”时的英雄。
提到卢沟桥，一般人都只知道吉星文，但“七七事变”发生时，吉星文其实还在南京受训，死守宛平并发起卢沟桥之战的是金振中。等吉星文赶回华北时，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段已经过去了。
但是吉星文的运气特别好，他回来的时候，正巧新闻记者来采访，遂以为卢沟桥前后战事皆系其一人指挥，报纸上翻来翻去也就只剩下了吉星文一个人的名字。
第三十七师就是河东溃散的两个师之一。看到吉星文，张自忠马上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厉声问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吉星文没想到会在岸边碰到张自忠，一时也有些蒙了，只得乱找借口：我是来向总司令报告，请调援兵的……
张自忠一听，怒不可遏。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部队还在河东不知死活，身为长官你竟然一个人跑回了西岸，还说要向我报告。你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吗？我看你是狗熊！赶紧给我过河，再退就杀你的头。
吉星文一缩脑袋，赶紧掉头奔向岸边。
其实岸边不只吉星文，还有另外一个溜号师长——第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三。
刘振三听说张自忠来了，吓得赶紧躲进了防空洞，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吉星文是冯治安的直属部下，所以张自忠尚算留情，如果撞到自己，很可能毫不客气，兜头给上一刀。
刘振三在进防空洞前，特意关照卫士：你就跟总司令说我已经过河东去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里。
随张自忠一道渡河的，是他最得力的基干部队——黄维纲第三十八师，该师在张自忠的指挥下，立即对日军发动了猛烈反击。
张自忠直接坐镇第三十八师指挥所，黄维纲则靠前到第一线进行指挥。随张自忠过河的还有苏联顾问，跟其他老外顾问不同，苏联顾问向来以不怕死著称，可是连他也提出异议，说自从一战之后，还没听说过哪位总司令离前线这么近，已经进入对方山炮射程了。作为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这样做太冒险，也太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了。
张自忠不为所动：我们在物质方面没法和日军相比，除了必死的决心，请问还有什么讨巧的方法可以战胜他们？
战斗打得最苦的时候，第三十八师指挥部到处响彻着求援的电话铃声。
一个电话打过来：顶不住了。
张自忠手握耳机，大声问：你说清楚，到底谁顶不住？
当官的顶不住，就枪毙当官的。当兵的顶不住，就枪毙当兵的。你顶不住，就枪毙你！
电话里再无声音。
又来一个电话：都打光了，没有人了，怎么办啊？
张自忠连电话都没去接，直接撂过话去：打电话的是谁？给我问问。他不是人吗，打到他不能打电话为止。
电话也哑了。
随后的求援声已经带上了哭腔：不行啊，伤亡实在受不了，让我们退后一点，喘口气吧。
张自忠大怒：阵地就是坟墓，有进无退，后退者死！
最后一个是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本人的电话，他没敢再说往后退，而是报告有一处阵地被突破了，请求增援。
张自忠镇定地告诉他：你再坚持两个小时，等待大反攻。
随即传令下去，对表。
5月10日，以第三十八师为主，右翼兵团发起全线反击，对第十一军侧后部队造成重大杀伤，其中还包括一支拖运军马和运输艇的辎重部队。
据俘虏交代，第十一军也有过偷渡襄河的计划，不过随着辎重部队的覆灭，这个计划当然只能泡汤了。
这就是“鄂北大捷”。
武将爱武将
随枣会战开始之初，李宗仁狼狈极了。在右翼防线被攻破之后，处于第二防线的桂军也仅抵挡了两天，就把枣阳给交待了，而枣阳是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一时间战区司令长官连到哪里指挥都成了问题。
随后，张自忠的渡河截击却又让李宗仁变得乐观起来，后者兴致勃勃地拟了一个计划，准备让汤恩伯集团军从左翼出击，说是要像台儿庄战役那样，将日军装进他的袋子里去。
汤恩伯本在重庆述职，见战况不佳，才刚刚赶到前线。他虽然一直在后方，但对战局的进展非常清楚。
张自忠东渡襄河后，截击的仅是一部分侧后日军，改变的也只是右翼战局。实际上，左翼战局不是好转，而是在继续恶化。
继第一层迂回包围后，冈村又派出骑兵旅团进行第二层包围，位于桐柏山的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如今处境十分危险。
台儿庄大捷时面对的不过是半个师团，现在是三师一旅团，加上两层包围，这个时候出击等于是投怀送抱，自投罗网。
因此汤恩伯不同意李宗仁的计划。
五战区司令长官还不甘心，仍然坚持说，枣阳已经失守，桐柏山也就此变成了后方，你从后方出击，会有什么危险？
这么一说，却把汤恩伯给惹火了。
你究竟懂不懂战术，这不是胡乱拿部队去牺牲吗？
话不投机，壮汤来了性子，愤然拂袖而去。
说我不懂战术，不懂战术会有台儿庄大捷？被汤恩伯当众甩过脸子之后，李宗仁气得脸红脖子粗。在他眼里，汤恩伯几乎就是第二个韩复榘，骄傲自满，目无长官，真恨不得到蒋介石那里去告他一个御状，让这家伙得到和韩复榘一样的下场，心里才算解气。
不过静下心来一想，老李又叹了口气，算了。
汤恩伯毕竟不是韩复榘，那是所谓的中央军嫡系将领，蒋介石的心腹。弄得不好，汤恩伯的不服从命令，可能正是那位“委员长”所高兴的呢。
理由嘛，很简单，我以前反过蒋，如果汤恩伯认真执行我的命令，可能倒要失去“天眷”了，所以他哪会把我这个战区司令长官放在眼里。
李宗仁甚至还想到，如果自己傻乎乎地真去蒋介石那里递了状纸，蒋介石可能非但不会处分汤恩伯，反而还会将状纸交给汤恩伯本人看，说你看你看，你的那个李长官正在告你呢！
哈哈，这样一来，汤恩伯当然会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也会对蒋某更加服从。可他对我不是就更加记恨在心了吗？现在不过偶尔发发牛脾气，以后没准就要天天拍着桌子朝我大叫了，何苦来哉。
所以算了，咱大人有大量，能忍还是姑且忍一下吧。
汤恩伯这样不拘小节的牛人，恐怕不仅是李宗仁，任何一个直接上级都会感到头疼，一句话，这人能耐是有，但脾气太大，谁都管不住，大概就除了蒋介石。
不过在这件事上，汤恩伯倒不完全是有意犯上，而是他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当时确实很困难，因为冈村发动随枣战役，主要矛头就是冲着他来的，假如你再自己跳出来，岂不正好被其生擒活拿？
5月10日，汤恩伯开始组织撤退。他命令张轸第十三军在桐柏山区继续进行游击，其余集团军主力则以相互交替掩护的方式，向北转移。
冈村在发起进攻后，一直在寻找汤恩伯及其主力的准确位置，但汤恩伯打仗跟其他人不一样，每次临阵，他的指挥所并不固定，也从不停留于某一地点。
他这样做，其实并不是怕死，而是求学陆士的经历以及与日多次作战的经验都告诉他，日本人侦讯手段很高超，一个不留神，你的行踪就会完全暴露。
打运动战的，要是让对方准确掌握你的行止动向，那你就没得玩了。
正是由于汤恩伯飘忽不定，所以冈村始终无法将之真正锁定，在汤恩伯及其主力北撤后，他还误认为桐柏山的张轸第十三军就是第三十一集团军的全部主力。
5月12日，第十一军在枣阳以北完成了双重合围，冈村当天就向三师一旅团下达了收缩包围圈的命令。
就在冈村快要收网的时候，汤恩伯却突然率第三十一集团军主力南下，从外围进行猛烈冲击。第十一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也被击了个千疮百孔。
冈村费了牛劲，只换来一场空，连张轸第十三军都没能奈何得了，反而自身损兵折将。
5月14日，他不得不宣布结束战役，让各军全部退回原驻地，以免遭到更大的损失。
让冈村感到格外恼火的是，这个时候，参谋本部却发来了一份由参谋总长亲自签署的命令，让第十一军返回原作战地区，继续进攻汤恩伯。
冈村此时的心情就犹如汤恩伯对李宗仁：你们懂不懂战术啊，这不是胡乱拿部队去牺牲吗？如果全都由你们这些坐在家里的老大来指挥，还要我们这些前线军司令官干什么？
冈村气得要命，他也不管什么命令不命令，仍维持原议。
5月15日，冈村乘飞机视察战场，从半空中看到负责断后的骑兵旅团已经在用门板抬着死伤者同行了，深感自己决策的明智。
虽然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但冈村认为“战争是战争，武将爱武将”，所以对汤恩伯一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同时，他对汤恩伯的性格和作战特点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那就是此人其实非常勇敢，只要你围住他的一部人马，那他必然要亲率主力予以援救。
等着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还有重新见面、再次较量的机会。
第十一章 得句犹如将成功
对中方将领，冈村提及最多的是汤恩伯，对薛岳不是完全不提，就是以“敌军统帅”代指，有时甚至还有意无意地用“无能”这些词语来进行贬损，但其实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个“非嫡系将领”的存在及其所带来的威胁。
你完全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冈村的行动，正如他后来从不提及万家岭战役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那场战役根本就没发生过哩。
万家岭大捷是薛岳的得意之作，当然就是冈村的败兴话题。不过让人吃惊的是，就在第一〇六师团在雷鸣鼓刘陷入地狱一般的劫难时，冈村不是急着救人，却还在“怒其不争”，原因是他在中国政府散发的传单中看到了一则资料，上面一字不差地刊登了第一〇六师团各联队的番号及联队长以上军官的姓名。
中国人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显然是有人投降，并且老实进行了交代。
冈村气愤就气愤在这一点上，他认为这些身陷绝境的官兵实在打不过，就应该一个个剖腹自杀，还投降，还“招供”，果真是个“弱兵师团”！
所以自始至终，冈村对援救第一〇六师团一点都不起劲。
让冈村没有想到的是，一年不到，这样丢脸的事竟然又发生了。
恩怨分明
虽然侵占了南昌，但自入夏以来，驻防武汉及南昌周边的部队经常遭到袭击，一名军曹就这样被第九战区俘虏了过去。
这名军曹所供职的部队并非第一〇六师团，所以你没法用“弱兵”之类的理由来解释。本来想蒙混过去，把伤亡名单重做一下，当“已战死”处理的，谁知过了没多久，前线却出现了一个用扩音器对着喊话的日本人。
薛岳通过夏季攻势对日军发起连续袭击
喊的内容自然是让尔等速速投降之类，这个倒没什么，令人特别尴尬的是，此日本人非别人，正是前不久被俘虏的那个军曹。原来这位仁兄被俘去后，不仅将自己所属部队编制及全体人员名单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还成了“日籍中国兵”。
冈村是个极重视军心士气的侵略首领，此类事件，简直比打了败仗还让他感到寒心和后怕。
再一翻这些天来的作战日志——
7月18日，南方敌军呈现活跃。
7月26日、27日，第六师团前面敌军的蠢动状态显著。
……
这绝不是偶然的进攻，而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连续袭击！
冈村判断得没错，薛岳策动的夏季攻势已经持续有些天了，虽然势头不是挺猛，动静也不是特别大，但今天打一黑枪，明天摸一岗哨，隔几天还弄出个把“日籍中国兵”出来，无论如何是没法坐视不理的。
8月15日，冈村确定要对第九战区发起一次大战役。与随枣战役类似，这次战役也是以攻占要地为次，以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为主。
当然了，如果还能顺势侵占长沙则是冈村求之不得的事。因为长沙胜过枣阳，此处号称中国米仓，自古以来就有“两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日军在控制长沙后更能做到“以战养战”。
随枣战役基本上是虎头蛇尾，没捞到什么大的好处，可以说是失败了。总结教训，恐怕还是败在动作太明显上面，进攻枣阳，迂回包围，所有招式都一目了然，让人家看得明明白白，岂能不预作防范？
这次我要奇袭长沙！
以前每次发起战役，冈村都要保密保密再保密，这次却一反常态，战前就故意放出风声，说第十一军即将攻打宜昌和福建。
宜昌是指着第五战区去的，即使是南方的福建，似乎也跟第九战区所在的长沙搭不上界。
冈村以为他很聪明，但是没想到中国人的情报战着实了得，从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到薛岳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没有一个不知道冈村是奔着长沙来的。从头至尾，其实就冈村自己被蒙在鼓里，也真够可怜的。
冈村要攻的是长沙，这点大家都知道，问题就在于要不要守长沙。白崇禧主张长沙不守，而是退至衡阳，薛岳则坚持在长沙一步不退。
按照南岳军事会议的重新部署，第九战区隶属桂林行营，也就是说白崇禧是薛岳的顶头上司，然而薛岳并不服他这位上司。
当年薛岳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轮到桂系得势，白崇禧上来后毫不客气地把薛岳第一师师长的职务给免掉了，而那几乎成了薛岳倒霉的开端。
薛岳恩怨分明，陈诚把他拉上岸，他记住了，白崇禧把他推下沟，他也记住了。
薛岳（左）感激陈诚（右），独不服白崇禧
凡是白崇禧的指示电令，只要他认为不对的，马上一个“叉叉”上去：胡说。或者批道：不理。更有心情不爽的时候，扯碎了就往纸篓里扔，把旁边的幕僚都弄得面面相觑，过后只得悄悄再拾起来，重新拼贴。
在薛岳看来，这没什么过分的，你以前对我“毫不客气”，我现在回报你的当然也只会是“毫不客气”。
不过此番却有些不同。
放弃长沙并不是白崇禧一个人的主张，而是中国统帅部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最后连蒋介石都同意了。换句话说，薛岳“抗命”抗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但他仍固执己见，不肯让步。
赛马故事
9月15日，第一〇六师团从东路率先发动进攻，揭开了第一次长沙侵略战的帷幕。
第十一军虽然辖有七师一旅团，但各有各的防区，不能整师抽出，一般都得抽一半，留一半，所以六个师团的进攻部队，有相当一部分实际都是以旅团为单位参战的。
不能呼啦啦一道上，就应该集中，冈村却偏偏来了个分散。
到这时候为止，冈村仍然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自己捂住了眼睛，就以为别人都看不到他了。为了告诉薛岳，他要进攻的不是长沙，而是福建，他分兵三路，以作“疑兵之计”，最后没“疑”住人家，反把他自己给绊倒在地。
从总体上看，冈村很是失策，但还是有人给他撑足了面子，而这回帮他争气的，恰恰是“日本最弱师团”。
万家岭大捷后第一〇六师团重新进行补充，摇身一变，实际上成了另外一个新编师团。这个“新第一〇六师团”由第十一军的特种部队抬着轿子，因缘际会地拿下南昌，首先令他们自信心大增，之后在南昌攻守战中又获得了新编部队最缺乏的作战经验，所以早非吴下阿蒙。
第一〇六师团出场后很是抢眼，他们使用迂回绕击的战术，居然迫使由四个军构成的东路防线连连后退。
东路属于“疑兵”，薛岳对此很清楚，可“疑兵”也不能不重视，只要它一得势，就极有可能马上变成“重兵”，并对你形成致命威胁。
9月16日，薛岳迫不得已，只能将作为预备队的王耀武第七十四军派了过去。
刚刚才打了一天，就需要使用预备队，而东路还不属于主战线，这令蒋介石闻之都大为不满，特地严令薛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再把兵力抽到东路。
三路进兵，薛岳唯一不用过分担心的是中路。
中路与庐山类似，千米以上的高地连绵不绝，属于冈村颇为发憷的“三百米以上”地形，而且薛岳早已围绕山地构筑了坚固阵地，日军要硬攻的话，必然只能重蹈武汉会战的覆辙。
可是薛岳仍然很危险。
春秋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田忌赛马故事。
故事中说，齐国大将田忌欲与人赛马，却无取胜把握。“武圣”孙膑便给他出了个主意，同样的三匹马，用上等马对中等马，用中等马对劣等马，用劣等马对上等马。比赛结果是，前两匹都赢了，只有后一匹输了，三局两胜，田忌取胜。
冈村是“中国通”，他的用兵似乎也仿照了这一典故，即东路用了中等马，不过这匹中等马犹如吃了壮阳药，一个新编师团能牵制对方整整一个集团军，甚至将第七十四军都逗引了出来，这局就算赢不了，也已经不错了。
中路用了劣等马，能不能翻过山都无所谓，仅仅是做个样子，吓唬吓唬你，顺便再分掉你一点兵。
冈村所使用的重兵全部集中于湘北西路，出动兵力达到五万多，占去进攻部队的一半以上，而且以“日本最强师团”熊本第六师团作为主力，是标准的“上等马”。
就地势而言，湘北完全在“三百米以下”，加上第九战区最为得力的第七十四军调到了东路，薛岳再怎么折腾，至多也只能整一个“中等马”出来。上等马对中等马，这局必赢！
正是由于湘北之战如此重要，所以史家又将第一次长沙会战称之为湘北会战。
9月18日，第十一军从湘北发动进攻。只要湘北得手，冈村就可以一箭双雕，顺势迂回到守军的中路侧后，那里自然也没法再守。
三局两胜，薛岳如果一下子输掉两局，不用说，败是注定的。
十二金牌
形势急迫，白崇禧三番五次让薛岳后撤，但薛岳就是不接受命令，“小诸葛”发现桂林行营主任的招牌不灵，于是索性搬出副参谋总长的架子：再不遵令，今后长江以南如有闪失，唯你是问。
仍然没有动静。
白崇禧无奈之下，只好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正告薛岳“少安毋躁，静待时机”，实际上就是避免在长沙决战。
这次薛岳不敢再甩出“胡说”或“不理”了，但他反客为主，在电话里跟蒋介石唠叨个不停，你不同意他就不放电话。
蒋介石为此头疼不已，一听是薛岳的电话，就立即跑得远远的。
“委员长”不在，不还有“委员长夫人”吗，薛岳去找宋美龄。
宋美龄与薛岳的夫人同为海南文昌人，两人是拜把子姐妹。因为这层关系，薛岳与宋美龄的私下关系也很好，他的很多话都是通过宋美龄向蒋介石传达的。
薛岳让宋美龄转告蒋介石：就算日军逼近长沙，我也绝不后退！
这话一递，把蒋介石给急得够呛，至此再也没法装隐身人，只得现身出来连着给薛岳打电话。
可是老虎仔也学坏了，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电话打过去，找不到薛岳，负责接听的参谋回复：薛长官去前沿阵地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犹如击鼓传花，花递到蒋介石那里就再也送不出去了。后者见这样不是办法，便把时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与白崇禧一道找来。
当着他们的面，蒋介石亲笔写下“不守长沙”的手令，让二人拿着去见老虎仔。
第十二道金牌驾到。
薛岳看完蒋介石的手令之后愣了愣，忽然红着脸冒出一句：我是军人，我绝不退出长沙。
白崇禧还想对他说一些诸如持久抗战，保存实力的道理，薛岳不仅不愿听，反而更加按捺不住火气：你硬要我这么做，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以后不敢再穿这身军装了！
两句话不对付，一对冤家便大吵特吵起来。
陈诚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倒觉得薛岳说得不无道理。
你说长沙难以守住，得退衡阳，可如果衡阳也难守呢，该怎么办，再退桂林？
虽然说是要持久抗战，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可国土一共就这么多，退来退去总有个尽头，在中日双方实力如此分明的情况下，究竟到哪里才能找到一个稳妥的必胜之地呢？
想到这里，陈诚上前拉架：二位别争了，还是研究一下长沙有无一战的可能吧。
说是中间人，但薛岳一听就听出来了，这位是偏向自己的，于是赶紧表态：部队士气很盛，完全可以一战，而且兵力也是绝对够用的。
陈诚点点头，转而劝说白崇禧：
我看长沙还是应该守，如果长沙都不守，那国际国内的影响太大了。再说，即使退到衡阳也并非万全之计，到时如果驻广州的日本第二十一军沿粤汉铁路向北抄击过来，大家岂不是腹背受敌，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艰难。
白崇禧似有所悟，特别是后面一句对他触动很大。因为中原大战时，桂军就是在衡阳被北上的粤军所击败的。
陈诚见已说动“小诸葛”，便回头告诉薛岳：你组织反击，“委员长”那边我去报告。
薛岳要的就是这句话。
他绝不相信长沙会守不住。日军凶猛不假，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据于两湖之地，再加上一对铁拳，岂是那么容易被人欺负的。
两位“钦差大臣”走后，薛岳仍不放心。当天晚上，他决定直接向蒋介石请战。
已经很晚了，蒋介石也早已入睡，电话是宋美龄接的。
薛岳在电话中语气十分激动：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会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你们也可以算作抗命，把我拖出去枪毙。
第二天一早，除了宋美龄的传话，当然还有陈诚的报告，蒋介石开始回心转意，并让宋美龄专门给薛岳打来电话。
这种时候，到处都是失败论调，信心非常可贵。既然你有这个信心，那就好好打。
蒋介石亲自补发命令：在长沙打！
有了这个正式命令，当然就没有抗命一说了。
魔高一丈
9月23日，包括熊本师团在内的第十一军两师一旅团，突破湘北防御，从新墙河徒涉而过。
这一幕像极了南昌会战初期的情景，而且看上去，冈村似乎也已经得手。
其实不然。
薛岳嘴上不说，对南昌会战的失败却一直铭记在心。那一战与其说冈村战术高明，不如说他的特种部队太出色了。
第九战区也有直属炮兵，但与第十一军没法比，冈村只要把炮兵集中起来，再加上飞机的轰炸，就可以基本破坏防御工事，然后坦克战车往上一冲，守军光凭轻武器是挡不住的。
假如你还要与他对拼这个，想要不吃亏都难。
薛岳学聪明了，他不在防线上与对手长时间对峙，而是先逐级抵抗，然后再退出一定距离。
老虎仔的实际部署是，只使用一部分兵力进行正面抵抗，主力全部后撤，但这种后撤不是溃退，而是在等待援兵，积聚力量后待机反击。
这招有名称，叫做：后退决战。
长沙不是南昌，新墙河也不是修水河，没有道理跟你死扛，且退后一步收拾你。
冈村并不清楚薛岳的肚皮官司，他认为门户已经打开，正是狂飙突进的时候。
按照南昌会战的程序，过了河之后当然还要迂回。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正面阻力，还能为“三局两胜”打下基础。
最好是用坦克战车迂回，拉风一点的还可以使用坦克集群等时髦概念，然而冈村发现，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最新式战术”失去了用武之地。
南昌会战刚刚结束，薛岳就痛定思痛，认识到道路不仅得破坏，还要破坏得彻彻底底，不留一点余地。
早在四五个月前，他就在长沙以北搞起了“大破坏运动”，挖水田的挖水田，造湖的造湖，看到山必定要弄一座绝壁，看到道路必定要弄一条深沟。
这位说了，你自己总得走路吧。
老虎仔有绝的，就一条人走的路，他还给改造成了凸形，路上及其两侧都不能开车的那种。
第十一军过河是过得很轻松，可是过河之后，凡是四个轮子的，什么炮车、汽车、战车，一律望而兴叹，不仅大炮不能拉，坦克也不能开，只能步兵单独推进，而步兵的行进速度也一直快不起来。
据说日军官兵脚下穿的大头鞋皆为猪皮材料，一碰到水就会发胀。薛岳便将长沙外围的所有稻田里都灌上水，部队撤退或作战时也有意从水田里经过。
“泥水泡猪皮”，日军的皮鞋被浸泡后变得笨重不堪，连抬抬腿都吃力，更别说跑了。
稻田灌上水后就可以上演“泥水泡猪皮”
巨猛杨六郎
与冈村所料不同，第九战区实有两匹“上等马”，除了王耀武第七十四军外，还有关麟征第十五集团军，后者成了薛岳掌握在手中的另一个撒手锏。
关麟征，陕西户县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小时候的关麟征有两个最。一个最，是由于爱调皮捣蛋，所以手心挨先生的板子最多。另一个最，则是他的学习成绩最好，考试总是全班第一，但因为“前最”在先，所以被降格成了全班第二。
这是个不甘寂寞的人，要么就好到顶，要么就差到底。有看着他长大的长辈预言，这娃娃将来若成器，就是个杨六郎，不成器，则只能去卖卖麻糖。
一开始关麟征的抱负并不远大。他投考黄埔军校的初衷，也不是什么“主义”或者“革命”，而是觉得当军官很威风。他的终极理想是：能当上连长就不错了。
但是多年前的那个预言终于没有落空。
二十岁那年，他当上了连长，不过不是终极，只是起步，此后就开始了令人炫目的撑竿跳，而且越跳越高，频率也越来越快。
二十四岁，成了新编师副师长，参加中原大战。
二十八岁，已经是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参加长城抗战。
三十二岁，升任第五十二军军长，是保定会战的绝对主力。
三十三岁，在台儿庄大捷中声名鹊起，出任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当时的黄埔毕业生中，能达到军团长这一位置的一共就两个人，除了他，就是胡宗南。
战争是成就名将的最好阶梯，而每个人在战场上又都有自己借以扬名立万的一套。
长城抗战，打到危急关头时，关麟征曾以师长之尊亲自在第一线发起冲锋，十余个随从官兵全部战死，他自己也被炸伤多处，浑身是血。
徐州大撤退，关麟征率第三十二军团向商丘转移，但是路上一座桥被日军封锁，八挺重机枪对着面扫射，部队怎么冲都冲不过去。
关麟征见状大怒，立即调来十几匹快马，自己骑在最前面，趁日军机枪暂停射击的瞬间，驱马队向桥头飞奔过去，仅一个照面就把重机枪阵地给冲散了。
关猛上阵，得句犹如将成功
关麟征因而得名：关猛。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之前，关麟征已被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代总司令，专负湘北战场之责。
一切程序都按照薛岳的预想在走，关猛所要做的，就是完美细节。
第十五集团军除关麟征直辖的五十二军外，其他都是七七八八的临时归属部队，总计达到六个军二十多万人。由于原先互不统属，如何节制便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后撤时，如果大家都抢着往后面跑，有计划的撤退极有可能演变为毫无秩序的溃退。
关麟征以身作则，要求所有部队长官都必须走在最后面，有带头逃路的立即予以军法处置。结果这么大一个规模的混编集团军，撤退时却井然有序，未让日军在追击时找到任何空隙。
冈村本来以为在湘北打开了缺口，但情况随后就发生了变化。
9月26日，本拟利用地形进行迂回包抄的日军突然遭到了强烈抵抗，变得寸步难行。
这就是薛岳的反迂回战术，正式名称是“争取外线”。关麟征依计把主力部队保持在日军的侧面，你迂回我，我必侧击你，让对手始终无法舒舒服服地展开阵形。
迂回是日军的惯用战法，可以这样说，日本人的战术原则虽然花样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一边进攻，一边包围，在迂回上打转转。这个法宝一破，冈村就有些傻眼了。
此时他正好得到了一份情报，情报上说，第九战区已在长沙正面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大部队和所有炮兵。
这是干什么，情况不妙啊。
再一看，第十一军自渡过新墙河之后，已深入一百五十里的距离，可是由于薛岳采用了运粮上山、坚壁清野的策略，长沙附近的所有粮食都被运到山上藏了起来，连弄粮食的工具——磨粉舂米的玩意儿都没留给小鬼子，前进部队因此很难实现就地补给，有的已陷入军粮匮乏的不利境地，必须依赖空投了。
宛如从梦中惊醒，冈村一下跳了起来。
你围不了人家，就极有可能被人家所围，倘若继续前进，便只有死路一条了。
9月27日，第十一军距离长沙已仅有二十里路，可是冈村仍然下令停止进攻，各部队沿原路急速返回。
10月2日，关麟征下令全面反攻，掉过头来对日军进行正面追击和侧面围堵。早已集中起来的炮兵部队推前攻击，虽然还是只能以迫击炮为主，但在第十一军也没有重武器随身的情况下，马上就像万家岭大捷那样为步兵轰开了通道。
这种反攻是令人振奋的，关麟征的部将在夜间追击时偶一抬头，竟得妙句：马首悬明月！
前人有云，得句犹如将成功，看来关猛必能有所斩获。
此后的战局进展果然如此。第十一军经数日苦战，早已疲惫不堪，哪里还有心思停下来认真抵挡，其中，相对集中一些的大部队还好，分散担任警备的小部队就倒了大霉，损失最为惨重。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薛岳首次采用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战术，即在大部队撤退的同时，仍在日军背后留下小部队，以扰乱其军心。等到关麟征发动大反攻，不仅小部队更加起劲，就连当地老百姓也都自发地跑出来，帮着抓捕和搜寻零散日军。
10月10日，关麟征追到新墙河才停步。与此同时，东路的第一〇六师团亦不得其门而入，被迫退回原防线，冈村的“三局两胜”完全沦为一个笑话。
在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诸将中，关麟征功居第一，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在黄埔生中，他是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第一人，随之而来，便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这一年，他才三十四岁。
你不会去卖麻糖，你就是个做杨六郎的上好材料。
第十二章 铁甲奔流
在攻占武汉和广州之后，日本政府以为中国总该投降了，可是事与愿违。在展开政治诱降，并促使汪精卫叛离之后，又以为可使重庆政府分裂，军队全盘瓦解，谁知仍是春梦一场。
最让日本政界感到吃惊的还是1939年8月21日，德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一直都以为德国鬼子跟自己是一边儿的，大家都是鬼子嘛，然而希特勒和斯大林出乎意料的幕后交易，等于是把日本给出卖了，日本上上下下无不哗然变色。
既收拾不了中国战事，又防不住德国的“背信弃义”，继近卫内阁之后诞生的平沼内阁由此备受指责，被迫于8月27日宣布总辞职，由阿部信义重组内阁。
阿部上台时，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企盼已久的欧战终于爆发了，可惜它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给中国人带来全面利好，由于英法无暇顾及东南亚利益，反而给了东瀛以更多的可乘之机。
阿部首相公然宣称，要趁欧战爆发之际，继续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
当初日军攻占广州，是为了掐断中国沿海的外援路线，但犹如一根水管，你把这边的口堵住，水必然还要寻找另外一个出口。取代广州的，是南宁，那里的外贸量激增，成为西南国际交通的主干线。
其实那时中国有两条对外路线，除了西南，还有西北，可是对西北路线，日本人却奈何不得，当然主要是奈何不得苏联。
双方不是没有较量过。先是张鼓峰事件，朝鲜军罗南第十九师团被打到只剩一个空壳，后是诺门罕事件，新编第二十三师团几乎被整建制抹掉。
正如石原曾经预计的那样，由于日军在中国越陷越深，导致对苏战备薄弱，作战时，对方人多、炮多、飞机坦克多，你拿什么出来跟人家比？
两次试图把手伸进锅里去捞煎饼，结果两次都被烫出了泡，到第三次就再也不敢了，加上日本航空队对兰州的空袭连遭败北，日本统帅部对西北路线索性采取了视而不见，当它没有的态度。
还是捏软柿子吧，这个相对容易。
诸葛的另一面
就像过去对待南京、徐州、武汉、广州一样，日本统帅部这次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南宁之上，他们甚至将即将开始的战役确定为“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负责登陆并攻占南宁的是广岛第五师团。这个师团虽然在台儿庄大捷中被挫了威风，但其战斗力仍居于日本部队前列。在参加华南作战前，广岛师团专门回国进行了补充，部队缺额全部填满，光步兵就达到一万五千人，加上特种部队，兵员超过两万。
登陆战就是偷袭战。为了封锁机密，当装载广岛师团的舰只停泊于港口时，官兵都严禁登上甲板，只能从船舱的窗口看看外面的风景。
就算这样，还是没能保住机密，蒋介石已提前收到了日军进犯的情报，并要求前线作出御敌准备。
可是没有人去准备。
广西前线的最高指挥机构是桂林行营，然而行营主任白崇禧却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去了。
主任不在，当然还有行营参谋长可以负责，然而这个参谋长也有事不在，所谓负总责的行营在关键时候成了一座空营。
行营下面，是战区。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其实自己也得到了相关情报，但他一直都在等待行营命令。倒不完全是墨守成规，而是因为他人尚在广东韶关，能指挥的也主要是粤军，驻广西的则多为桂军，如果得不到行营指示，就算下命令都不一定指挥得动对方。
战区下面，是集团军。
守卫广西海防的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本已奉令调离，由“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名将蔡廷锴接任，但夏威对这一人事任命极其不满，以为母奔丧为名，赌气跑回老家去了。
上行下效，以桂军为主体的第十六集团军便对蔡廷锴来了个集体抵制，使得蔡帅空有一身抗倭之能却无从着力，迟迟不敢就职任事。
桂林行营层次复杂，仅从行营到各师司令部，就有五级，假如从团、营、连开始算，则有八级之多，导致信息沟通异常缓慢，基层部队甚至都不知道日军即将登陆的情报，大敌当前，还认为日军的进犯只是惯常的骚扰，打几枪就没事了。
对此身为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当然是有责任的。
在一般人眼里，广西新桂系的两大首领，几乎就是一对无可挑剔的君臣搭配：李宗仁宽宏大度，有刘备之风，白崇禧则精明能干，“小诸葛”实至名归。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舞台上的鲜亮，从来代替不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复杂及微妙，“皇叔”和“孔明”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公开场合，无论是演讲还是训话，白崇禧开口闭口都是“我们总司令”（指李宗仁），不仅不会说半句对李宗仁不满的话，而且给人印象向来是一个谦虚谨慎，甘居人后的“老忠臣”。
可是“小诸葛”其实并不甘于只是在主公背后摇摇鹅毛扇。“七七事变”后，李宗仁曾对白崇禧南京之行极为不满，并不是说不同意他去，而是因为后者表现过于“自私”。
那时李宗仁本打算向蒋介石要一笔出桂抗战的军费，然而白崇禧在被许以副参谋总长的高位后，就把这事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更让李宗仁感到格外尴尬的是，他这位“总司令”似乎一下子遭到遗忘，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也还是后来自己争取来的。
嘴里甜言蜜语，关键时候却抛弃“主公”，一个人去追求荣华富贵。这事让李宗仁很是气愤，私下里当着别人的面说：难道我李某就不认识蒋介石？你白崇禧现在和蒋介石显得那么要好，我李某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见得就恶劣到哪里去……
老猛仔那样的直人快语，你永远不要指望从“小诸葛”的嘴里能够听到，但他不会说，却会去做。
小诸葛（左）和李宗仁这对旧日君臣也有关系微妙的一面
事实上，白崇禧在广西期间，始终都想独揽军政大权，特别喜欢培植私人亲信，而对李宗仁的老部下，则大多采取排斥或不予信任的态度。
“七七事变”前后，正值新桂系内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忠于李宗仁的部分军官密谋“拥李倒白”，白崇禧看到事不可为，要想立即取代李宗仁老大的位置已不现实，这才选取了和当年黄绍竑一样的道路，索性远离广西，傍着蒋介石做中央高官去了。
到建立桂林行营时，情况又不一样。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的身份重回广西，李宗仁则远在湖北前线，他的心又大了起来。
桂军内部，从军、师长到连、排长，几乎都是白崇禧任南宁军校校长时的学生，跟“小诸葛”沾不到一点历史关系的，你就根本别想去做官。夏威敢大闹情绪，说到底，也无非是倚仗了他是白崇禧最可靠的亲信而已。
端着广西这只碗，白崇禧还想着别人的锅。
广州失守后，日军第二十一军由于兵力有限，所以未向广东南路一些地区继续扩展，而当地一时也无中央军或粤军驻扎，白崇禧便来了个抢先控制。
地盘大了，但是你的责任也大了。第四战区的防线因此扩至上千公里，守备变得非常薄弱，且缺乏纵深防御。
在一线部署中，南宁方向又偏弱。这是因为白崇禧在判断上出现了错误，他认为日军如果要窜犯广西的话，必然会就近从广州湾登陆。
11月15日，广岛师团突然登陆，不过登的不是广州湾，而是钦州湾。
在钦州一线，第四战区用于防守的，只是一个刚刚组建的新编师，无论武器还是训练都很差，很快就呈溃散之势。
日军的成功登陆，让蒋介石很是震惊。11月16日，他在重庆召见白崇禧，让后者不必继续参加五届六中全会，而要立即返回桂林去指挥作战。
白崇禧问：打仗，你信不信得过我？
当然信得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
那好，我的要求也很简单。我必须以桂林行营主任的资格全权进行指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不能插手，所有各军必须直接听从行营命令。
蒋介石立即表示同意。
先前情报得不到处理，说来说去，还是行营层次太复杂，反应过慢，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更是形同虚设，既然有和没有都一样，干脆让“铁军”军长整别的活去吧。
11月19日，白崇禧从重庆飞至桂林，开始调兵遣将，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
除了第十六集团军外，另外还有六个军分别从外省向广西集结。可是这时候“小诸葛”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他起初判断，日军登陆后，北上要夺取的是柳州，所以部队均往柳州方向汇集。等到发现广岛师团是以南宁为进攻目标，再往南宁方向赶时，已经晚了。
11月24日，南宁失守。12月3日，广岛师团已进抵昆仑关。
没有什么不可能
南宁失守，让蒋介石和白崇禧都有措手不及之感。
失去南宁，不仅意味着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对重庆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反攻南宁是必须的，要不惜一切代价厚结兵力。接近12月中旬，共有二十万中国军队云集于昆仑关以北。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有相当数量的特种部队参战，光中苏空军就出动飞机一百一十五架。
12月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营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其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并调杜聿明第五军主攻昆仑关。
“七七事变”以前，中国最具战斗力的部队是张治中的德械师及教导总队，另外还有一个税警总团，但是经过淞沪会战，它们如今都成了过去式，现在得看第五军的了。
第五军拥有从苏联进口的各种特种装备，从野炮、重炮到汽车、摩托车、坦克车，一应俱全，是抗战初期成立的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机械化新军。这支军队曾经历过交辎学校、装甲兵团、第二〇〇师、新编第十一军等不同阶段，托起它的，是一对曾经历过长城抗战创痛的师徒。
师父是徐庭瑶。中原大战时，徐庭瑶刚刚担任师长，由于还未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因此部下有很多人不服他，对他的话前耳朵进后耳朵出，根本不当一回事。
徐庭瑶看到下面几个团大多松松垮垮，无论纪律还是训练都不成样子，只有一个团例外。这个团完全按照徐庭瑶的指示办事，你说要驻地清洁，我就把地上扫得干干净净，你说要内务整齐，我就把被子叠得四四方方，你说要训练到位，我就把指标一项项展示给你看。
徐庭瑶一问，团长的名字叫杜聿明。
徐庭瑶与杜聿明非亲非故，后者也无任何派系背景，但徐庭瑶此后就对杜聿明另眼相看，十分器重，一有机会就尽力提拔。
杜聿明，字光亭，陕西米脂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从黄埔第一期开始，黄埔学生就分左右两派，两派关系一度很紧张，甚至闹到了“汉贼不两立”的程度。杜聿明内心倾向于右派，但他一派都不参加，也一个都不得罪。
在杜聿明身上，体现了一种中国人的传统性格，即在人际关系上尽可能圆通，而对个人要求严谨，一丝不苟。
正是杜聿明这种忠厚踏实的人生态度，使他得到了伯乐的赏识，也成为其人生飞跃的重要起点：在徐庭瑶手下，他从团长升成旅长，接着又在关麟征担任师长的第二十五师里任副师长。
杜聿明跟关麟征是一期同学，两人当初在班里也都是排前几名的优秀生，但他们的性格正好相反。
长城抗战时，原在古北口驻防的东北军想退下来，让第二十五师顶到第一线，然而关麟征只愿守第二线，双方争执不下。
杜聿明眼看东北军急于撤退，即使强留也不可能力战，便建议关麟征答应对方要求，索性据守第一线，因为此处地势高，其实比第二线还好守一些。
关麟征一口拒绝，就是不肯让步。最后的结果是，东北军果真无心防守，很快就把第一线给丢掉了，第一线一丢，第二十五师在第二线防守很吃亏，虽然付出重大代价，但古北口仍不能确保。
作为副师长的杜聿明真是够郁闷。在第二十五师，基本是关猛一个人说了算，杜聿明不负什么实责，说的话对方也不听，几乎等同于在混日子。
我绝不能这样下去！
处于人生的低谷，没有人拉一把是不行的，而这个来拉他的人，又是那个伯乐。
徐庭瑶经历长城抗战的创痛后，便率团遍访欧美各国，重点考察和学习机械化特种部队的使用。回国后，他经过蒋介石同意，在南京创办陆军交辎学校，自任教育长。
获悉得意弟子与关麟征相处不融洽，他便将杜聿明召到学校，而后又委任杜聿明为中国第一支装甲兵团的指挥官。
一条新的人生之路终于出现在眼前。
对于杜聿明来说，他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机械化兵种方面，他原先完全是个门外汉。
黄埔军校只教步兵操典，战场上虽曾看到过坦克横冲直撞，但对“铁牛”的了解并不见得比一般官兵高出多少，机械化作战这个新课题，足以困扰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军人。
杜聿明不是那种一出场就惊天地泣鬼神的非常之人，他能秉持的法宝无非还是四个字：忠厚踏实。
忠厚，是不耍滑头；踏实，是始终不放弃。有了这四字箴言，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
杜聿明刻苦自学，治军之暇，手不释卷。他不仅学会了驾驶装甲兵团里的各种车辆，还会修理。人们常常看到他身穿工作服，钻在车底下修底盘，或者拆除安装各种零部件。
实践之外便是理论，对步车如何协同，步炮如何协同，单车与群车如何配合，怎样进行射击和伪装，杜聿明都能娓娓道来，以至于部下们个个佩服他们的领导：杜长官是万能，什么都懂。
要指挥特种战，自己就必须是一个特种战专家，否则你就不配在指挥位置上待着，这在杜聿明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短时间内，外行就变成了内行。采访装甲兵团的随军记者很是吃惊，他当时就断言：（杜聿明）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
12月16日，杜聿明召开军事会议，对昆仑关之战作出了部署。
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已经逼近关前，但广岛师团师团长今村均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到来，他一心想的，仍然是如何将越南至南宁这条西宁国际交通线完全斩断。
12月17日，及川源七第九旅团由南宁出发，奉命攻击龙州和镇南关，后面这两个地方均处于中越边境，与昆仑关背道而驰。
从昆仑关到南宁，只剩下了中村正雄第二十一旅团，分出来守昆仑关的，仅为一个骑兵联队和一个步兵大队。
过分轻敌，就必然要付出代价。
又一个老实人
12月18日，杜聿明集中了第五军直属的所有重炮及山炮特种部队，向昆仑关及周围阵地进行连续炮击。
第五军是抗战初期中国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
广岛师团在板垣时代也属于机械化部队，但此次为了适应新的作战环境，战前特地进行了两个月的山地作战训练，同时进行了轻装化，师团仅配备有山野炮，没有重炮和坦克部队相随，这让他们在与第五军狭路相逢时大吃苦头。
由于无法承受第五军远射程的重炮打击，昆仑关上的日军山炮很快就偃旗息鼓，在这场炮战中，中国军队罕见地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杜聿明自己对特种作战有很清醒的认识。他知道，第五军的机械化特种兵貌似威武，但其实力量有限，不能包打一切，只可以起一个先期的火力压制作用。阵地得失和战役胜负，归根结底还是掌握在步兵手里。
为了训练第一流的步兵，杜聿明找来了过去的老朋友郑洞国。
郑洞国，湖南石门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跟杜聿明一样，郑洞国开始也在关麟征手下做事，而且同样都接受不了关猛“蛮横霸道”的作风。
台儿庄战役时，郑洞国任第二师师长，当时为了攻一座关系不是很大的小村庄，第二师损兵折将。他就向关麟征建议放弃攻击，不料对方不仅听不进去，还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
关麟征这种丝毫不顾及别人颜面的处事方式，让郑洞国无法接受，自此以后，他只好让参谋长去代接电话，来个耳不听为清。
台儿庄战役结束，第二师有作战能力的官兵，已不足原来的一半，被调回后方休整，说明郑洞国作战时并没有藏着掖着，更没有保存实力的想法。
如同杜聿明之于关麟征，由于性格不同，郑洞国和关麟征相处不融洽是肯定的，郑洞国有这种感觉，关麟征也是。
在关麟征出任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时，原有的战将都得到了提升，郑洞国也因功升职，可是拿到的那张委任状，却让这个老实人有一种明升暗降的感觉——免去师长，任副军长。
副军长和副师长没什么两样，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而且在关麟征手下当副职，那真是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其尴尬处境可比照当初的杜聿明。
郑洞国就算再好说话也忍不下去了，他愤然请假离开，并应汤恩伯的邀请，去了第三十一集团军。
汤恩伯对郑洞国很欣赏，但他下面的所有要职也满满当当，一时腾不出位子来，只好让郑洞国先在总部担任参议。
此时正值武汉会战，汤恩伯派郑洞国去第三十七军督战。第三十七军军长是郑洞国北伐时代的老上级，两人多年不见，分外亲热，有时谈到深夜，甚至一块抵足而眠。
让郑洞国万万想不到的是，过了些日子，汤恩伯却突然打来电话，表示第三十七军战绩很差，系军长指挥无方所致，要郑洞国就地接任对方的职务。
直到此时，郑洞国才明白汤恩伯要他督战的用意。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在暗算朋友，我绝不能这么做。
他当即委婉地拒绝了汤恩伯的任命，由于担心后者会下达正式委任状，他连前方都不敢待，就找了个借口回来了。那个老上级不知究竟，还一再对郑洞国进行挽留哩。
知道这件事前因后果的人，私下都说郑洞国过“迂”：人家想抢这个职位还来不及呢，你偏偏还要逃。
郑洞国对此一笑置之，毫不后悔。也许他当时接受了任命才会悔恨，这就是一个老实人的本色和人生信条。
武汉会战后，汤恩伯总算找到空缺，让郑洞国担任第九十八军军长，然而一个月不到，郑洞国又接到了杜聿明的电报，问他是否愿意到第五军去“屈就”师长。
考虑了整整一夜之后，郑洞国决定向汤恩伯请辞。
汤恩伯将郑洞国叫去谈话，一再问“你真的要去吗”，神情里充满了疑惑不解。
我不过是集团军司令，你只比我低一级，还有谁比我更重视人才的？何况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师长，你怎么肯弃高而就低呢？
作出这个选择，自有郑洞国自己的考虑。
第三十一集团军原本并不是纯中央军，实际是五湖四海凑一块儿的，都是从别的碗里或锅里拨过来，然后再一点点予以消化的，说句不好听的，其实就是抢人家的饭吃。
这个第九十八军原属湘军，不但战斗力弱，而且内部成分复杂，一群湖南人并不接受郑洞国这个老乡，反而认为他此行是奉着汤恩伯的命令来“吞并”他们的，因此戒心很大，对郑洞国也十分排斥。
和从前一样，郑洞国做不出那种暗地里挖别人墙脚，或者两面三刀的事，因此很是苦恼。
一方面是无法认同汤恩伯的“吸星大法”，另一方面，从台儿庄战役开始，郑洞国对汤恩伯的运动战战术就没法适应，认为太“虚”，打仗没有计划性，忽东忽西，不讲章法，一旦仗打起来，自己恐怕无所适从。
不错，汤恩伯很看重自己，也称得上礼贤下士，但汤恩伯作战同关麟征一样独断，他和李宗仁都能吵架，你说还有谁会被他放在眼里？
到第五军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个老实人的窝。徐庭瑶是多年的老长官，杜聿明又是好朋友，大家彼此相知，推诚共事，不用勉强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事，而且在一支极具发展潜力的机械化部队里面带兵打仗，未来将不难有一番作为。
汤恩伯见郑洞国去意坚决，实在挽留不住，只好长叹一声，不再说什么了。
为了建设新军，徐庭瑶、杜聿明师徒几乎就是在同关麟征和汤恩伯们进行着一场人才争夺大战。郑洞国到第五军后，担任了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在他的影响下，原第二师的部下同事都接二连三地跑了过来。其中，师参谋长舒适存素为关麟征所器重，已确定要升为军参谋长了，但他因与郑洞国有约在先，也如期而来，使关麟征都不由得着急起来，发出了“爱才难舍”的感慨。
有了郑洞国等一批既熟悉操典，又富有实战经验的步兵将佐作为骨干，杜聿明短时间内就将第五军训练成了一支能战之师。在重庆军委会组织的校阅中，第五军的实战操练被评为全国第一。
12月18日这一天，在特种战见效的情况下，杜聿明命令郑洞国荣誉第一师，与军直属的坦克部队协同，向昆仑关正面发起进攻。
第五军向昆仑关发起进攻
荣誉第一师由抗战中受伤痊愈的老兵组成，均为能征善战之辈。在坦克战车的掩护下，该师当天就收复了昆仑关主阵地。
郑洞国指挥若定，师部在前移过程中曾遭到日机俯冲扫射，仓促之下来不及躲避，只好就地分散卧倒在水田旁边，然而竟无一伤亡。
参谋长舒适存站起身，突然来了一句：难怪人家都说师长是员福将，果然刀枪不入，我们也跟着沾光了。
众人闻言大笑，郑洞国也不禁笑了起来。
好长时间没有如此畅快过了。当一名军人摆脱人事纠葛，坦坦荡荡地屹立于战场之上时，所有危险，都不过是场儿戏罢了。
疯子是怎样诞生的
仅仅一天工夫就丢掉了昆仑关，今村均终于发现对手不同凡响，不能等闲视之。
12月19日，他派出增援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驰援昆仑关。昆仑关日军迅速由大队升至联队，并重新夺回主阵地，其他阵地也处于激烈争夺之中。
按照冈村宁次的兵力换算公式，日军一个大队可抵中国军队一个师，但这个公式还有些模糊之处，今村均将它精确起来，“大队定律”具体表述为，如果是攻势作战，一个大队可顶一个师，如果是守势作战，则一个大队对付三个师都没问题。
第五军作为中国最精锐的部队，让冈村的公式和今村均的定律都出现了偏差，所以今村均才不得不将大队提升成联队，而局面立刻就扳了过来。
可是高兴也就那么一会儿，很快今村均就得到报告，昆仑关以南被中国军队包抄，看门的和救命的都陷在了昆仑关！
中国人也敢于迂回包抄了，而更让人惊讶的还在于，这次迂回过来的完全是一支新兵部队——新编第二十二师。
第二十二师师长为邱清泉，昆仑关之役后，他被人称为“邱疯子”。
疯子不是天生的，他所经历的一切，曾经非人所堪。
邱清泉，浙江温州人，毕业于黄埔第二期。
一般人印象中的邱清泉，似乎是一副龇牙咧嘴的武夫形象。其实大谬不然，他从前也是小学老师出身，一儒雅书生耳。
邱清泉的后期求学生涯，和张灵甫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一北一南，张灵甫考上的是北京大学，邱清泉则毕业于上海大学，而且同样是校园里的热血青年，从军后一个泼墨挥毫，一个吟诗作赋，都称得上是十足的懦将。
当年为了发展教导总队，南京军委会曾先后派出几批人到德国留学镀金。桂永清是首批留德学生，出任教导总队总队长，邱清泉则是直到南京保卫战打响前七个月，才学成归国并被授以参谋长一职。
在南京即将失守的倒计时阶段，太多的人都惊慌失措，桂永清也一直催促邱清泉同自己一道先行撤到江边去。
邱清泉极其冷静，他说，你们先走，我得暂时留下，再研究一下撤退的办法。
在让卫士把机要文件和地图全部予以烧毁的同时，邱清泉坐在电话机旁，尽可能联系每个团营单位，并部署撤退事宜。
那个时候，时间就是生命，但邱清泉坐在指挥部始终一动不动，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有时微闭双眼，若有所思。
他的留守是必要的，虽然参谋长其实职权有限，然而在身为总队长的桂永清已经缺席的情况下，如果他再早早脱离，教导总队的情况将更加不堪设想。
我翻阅过很多当年参加南京保卫战老兵的回忆录，尽管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邱某已声名狼藉，但在涉及这一段时，他们笔下的邱清泉无疑是高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他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比如有一个高炮连，当天正好击落了一架日机，连长还喜滋滋地跑到指挥部来领取奖金，根本就不知道要撤退的事情。
进门一看，傻了眼，许多人已在忙碌地整理行装。整个房间里，只有邱清泉神色如常。
在了解击落日机的经过后，邱清泉大声称赞：打得好。
随后他便把撤退令交给这个连长，并告诉他，撤退之前，必须将火炮就地掩埋或索性毁掉。
见连长有些舍不得，邱清泉沉默了一会儿，说舍不得你就带走吧，但千万要记住，带不走时一定要破坏，绝不能留给敌人。
最后，所有人员都走了，连参谋也撤了，指挥部里只剩下邱清泉和两个卫士。
等到邱清泉抽身撤离，连江边都去不了，只能便衣避入难民所。
南京沦陷后，有两位出身教导总队的将军皆得以幸存，除邱清泉外，还有时任旅部参谋的廖耀湘，两人都是来不及渡江才被困金陵的，后来又因为曾出国学习过机械化战术，而被杜聿明双双召入第五军。
在他们身后，许多同事和部属都把性命丢在了南京，教导总队得以过江的百不存一。一个幸存者在泅渡上岸后，曾眼睁睁地看着一船弟兄被日军汽艇上的机枪活活扫射而死。痛心愤恨之余，他对着大江发下誓言：我也是迟早要死的人，然而后死之人，若不能为烈士雪耻，光复河山，实难面对今日大江！
后死之人当中，当然包括邱清泉。经历过这场劫难，他才真正“疯”了。
何处是青山，定多杜鹃血。
——邱清泉《征途过郓城》
关门打狗
在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军队基本都是以“守军”的面目出现的，这也就决定了他们所采用的战术大多为防御式，即使是口袋阵，也是要等对方攻过来，才能乘隙进行包围。
杜聿明拥有特种部队的机动优势，终于也可以在局部感受一下快速迂回带给人的那种晕眩般的快感了。
战术名称叫“关门打狗”，杜聿明派邱清泉从小路绕到昆仑关以南，以便在那里与郑洞国一起实现对守敌的迂回包围。
当邱清泉驾驶战车，率领部队赶到目标地点时，那个增援的联队已经进入了昆仑关，而他们对中国军队的迂回行动还毫无察觉，于是邱清泉立即发动奇袭，以闪电速度截断了昆仑关日军的后路。
关门之势将成，眼见得要挨揍了，今村均紧张起来，他赶紧让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再率一个联队前去解围。
按照他的计算，纵然是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对阵，一个联队击溃一个师也是绝对没问题的，何况对方还只是一个新编师。
今村均和中村正雄唯一没有计算到的，是不知道那个师长已经成了“疯子”。
先让你过桥，再将桥炸掉，然后出伏兵，使得中村旅团断为两截，但哪一截都去不了想去的地方。
正面不行，那就走山路绕行吧。
没想到又是伏兵四起，好不容易冲过去，后面却还有第二道封锁线。中村无可奈何，怕再中埋伏，只能与邱清泉形成对峙。
在“邱疯子”面前，“联队定律”也失灵了。
此时在昆仑关内，由于荣誉第一师遭遇困难，杜聿明又把作为预备队的戴安澜第二〇〇师调上来，实行“正面攻击，两翼包抄”，但连续强攻两天都没能夺回关口。
广岛师团的山地作战能力让杜聿明很是吃惊，如果战事再这么僵持下去，一旦昆仑关之敌得到增援，则所有努力将前功尽弃。
杜聿明意识到自己还是急了一点，没有拔除两侧高地上的据点，就先攻击关口，反而欲速则不达。
必须改变打法，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集中优势兵力，先夺据点和高地，然后再逐步缩小包围圈。
12月23日，郑洞国对最重要的西北高地发动攻势，但从傍晚开始，整整打了大半夜都未取得进展。杜聿明很是着急，不停地在电话里催问战况。
关键时刻，第五军常年演练的步炮协同战术发挥了作用。郑洞国以少量步兵佯攻，将日军诱入阵地后，再用重炮进行延伸轰击，通过这一方式，将进入阵地的日军杀伤近半。
12月24日傍晚，第五军的旗帜终于插上西北高地。为此，荣誉第一师整整一个突击营打到仅剩数十人。
中国军队缴获了一面日军军旗
高地失守后，日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由于补给完全断绝，今村均被迫向被围的第二十一联队实施空投，可是因为第五军有高炮进行拦截，很多物资都到不了日军手里，反而成了第五军的战利品。
就像万家岭大捷时的第一〇六师团，在将随身携带的粮食吃光后，日军官兵们也开始生吞田间的稻谷，稻谷吃完了，再摘山果甚至啃树叶和草根。这些“皇军”衣衫破烂，有的甚至只穿一条短裤，浑身肮脏不堪。
没有粮食还可以吃树叶，但没有弹药就麻烦了。迫击炮弹打光了，迫击炮没了用处，只能埋入土中。子弹打光了，一些日本兵竟然土法上马，把竹子削成了梭镖。
梭镖毕竟不能当真枪使。开场时表现极其凶悍的第二十一联队此时士气低落，有人在日记中写着：当面之敌的战斗力为对华作战以来从未遭遇者，因此伤亡极重，实足寒心。
发现已进入穷途末路，联队长下令准备焚烧联队军旗，同时向师团司令部发出了最后的告急：如果黄昏前旅团还不能前来，第一线将难以确保。
要救人，就要继续派人，可是现在今村均处于无兵可派的窘境。
中村第二十一旅团已全部部署在昆仑关地区，只能急调及川源七第九旅团回援，但桂军已提前对道路进行破坏，并沿途进行阻击，不仅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还得今村均从南宁派兵去接应。
就在广岛师团走投无路之时，担任后方警戒的台湾旅团突然动了恻隐之心，主动提出派主力联队前去增援，并交由中村旅团进行指挥。
拥有两个联队的中村少将知道无论如何得拼老命了，遂向邱清泉发起完全不顾及伤亡的集团式冲锋，好歹打开缺口，进入了关内。
避开“疯子”，中村松了口气。这口气一松，却再也没能上得来。
郑洞国的一个团奉命赶到，团长郑庭笈从望远镜里观察到，日军军官正在公路边的大草坪上进行集合训话，并没有察觉到周围中国军队的出现。
郑庭笈马上组织迫击炮齐射，这些军官们躲闪不及，死伤惨重，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也被弹片击中腹部而受重伤。
当晚，军医在为中村进行腹部手术。在此期间，一颗炮弹再次击中手术室的房顶，手术台上落满灰尘，日本军医脸如死灰：就算治得好伤，也治不好命了。
第二天一早，中村就不治而亡。临死前，他在日记本上写道：在日俄战争中，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更强的军队。
虽然旅团长中了招，但里外日军得以会合，联队也上升到旅团，甚至是加强旅团，这使得昆仑关的战局又变得复杂起来。
昆仑雄狮
聚齐兵马后，中村旅团重新反扑。12月27日，昆仑关部分高地再陷敌手。
杜聿明决定聚拢全部力量，对中村旅团实施重击。
第五军是徐庭瑶第三十八集团军的主力，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部队。征得白崇禧和徐庭瑶的同意，杜聿明走马换将，先将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抽回，作为军预备队，再将第二〇〇师和荣誉第一师的部分防区也置换出来，使这两只拳头能全力以赴投入攻坚。
12月29日，正在指挥攻坚战的郑洞国忽然接到杜聿明的电话。后者极为焦虑地告诉他，第二〇〇师拿东北高地不下，损失惨重，已无力再攻，问他有什么好办法。
郑洞国自己还在为西南高地苦苦搏杀，但他仍然以大局为重，将保存相对完整的郑庭笈团调给戴安澜指挥。
放下电话，郑洞国仍不放心，又把得意爱将叫到跟前。
当初郑洞国刚担任荣誉第一师师长时，就对郑庭笈这个团长予以格外信任和重用。起初有人不服，私底下猜测两人同姓“郑”，可能有亲属关系。实际上郑洞国是湖南人，郑庭笈却是海南文昌人，哪里扯得上半点关系。
郑洞国是老实人，他不会任用那些虚头巴脑的家伙，之所以器重郑庭笈，是因为后者不仅个人操守好，而且治军有方，勇猛善战。
果然，郑庭笈不负所望，上场一炮就让中村正雄毙了命。
郑洞国告诉郑庭笈：东北高地俯瞰昆仑关，极为重要，军部要求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它，倘若作战不力，将施以军法。
郑庭笈回答：如果攻不下来，不用军长杀我的头，我自己杀头。
东北高地确实难攻，由于日军火力网密集，导致部队伤亡很大，郑庭笈手下九个步兵连长，有七个阵亡。
强攻不成，郑庭笈改为智取，而且仍然是采用具有第五军特色的步炮协同战术。
郑洞国是以少量步兵佯攻，郑庭笈却是利用夜色掩护，在日军阵地前沿埋伏敢死队，但两人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要用炮——第二天拂晓，郑庭笈调动重炮对日军阵地进行轰击，打得鬼子不敢露头。
炮击刚停，敢死队就呼啸一声杀出，在日军还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将火力点一一摧毁。
获得东北高地被攻占的捷报，杜聿明情不自禁地发出欢呼：昆仑关大门打开了！
所有高地里面，只剩下了郑洞国负责的西南高地未拿下。
郑洞国实际上已经攻取了这块高地，但因为这是中村旅团在昆仑关据守的最后一处制高点，所以对方仍在以死命相夺。
第五军收复昆仑关，门口执勤的换成了中国士兵
把郑庭笈调出后，郑洞国自己的处境也变得异常困难。在西南高地上据守的部队，人越打越少，最后团缩成了营，营缩成了连，阵地危在旦夕。
打惯硬仗苦仗的团长在电话里一再告急，甚至哀求：实在顶不住了，弟兄们快拼光了，您就让我撤下来吧。
郑洞国沉默了几秒钟，一旁的参谋长舒适存急了，他生怕郑洞国因为心软而作出错误决策，因此一个劲儿敦促师长不能同意对方的撤退请求。
郑洞国咬了咬牙，厉声发出命令：决战已至最后关头，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给我顶住，丢了阵地，我砍你的头！
利用这段时间，舒适存已将师部特务连、勤杂兵、伙夫、轻伤员等拼凑起来，组成了一支突击队。
就像台儿庄大捷时的那最后一个晚上，当突击队出现在日军侧背时，一下子就打乱了对手的阵脚，西南高地终于得以稳固。
12月31日，邱清泉以凌厉攻势突入昆仑关，完成了最后的收官任务。
昆仑关之战，是广岛师团在板垣离开后吃到的第一个败仗。按照日方统计，中村第二十一旅团的伤亡及失踪人数超过一半，旅团长和随后指定的代旅团长均被击毙，联队长及以下军官更是死伤殆尽。
战后昆仑关的每个山头都是弹痕累累，没有一块完好之地。双方阵亡官兵交错倒卧在血泊之中，连脚都伸不进去。
郑洞国在视察阵地时，看到有一个大个子士兵的遗体，左腿已断，全身遍布弹伤刀痕，但仍用双手紧紧扼住鬼子兵的喉咙。目睹此情此景，这位对惨烈场面已熟视无睹的军人也不由得热泪滚滚。
若干年后，杜聿明对昆仑关大捷作出了如下评点：血花飞舞，苦战兼旬，攻克昆仑寒敌胆。他本人因此战而名扬中外，被称为“昆仑雄狮”。
成功的表演
在昆仑关之战进入高潮时，中国军队发动攻势之猛烈，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都大大超出了对手的想象。日本战史后来承认，在“中国事变”发生以来的全部时期，这是日本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
从参谋本部到刚刚成立的日本在华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再到驻广州的第二十一军司令部，一时之间都慌了神儿，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来了一句——别硬挺着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多简单多直接的办法，可是到最紧张的时刻，大家的脑子却都冻住了，没人想得起来，被安藤利吉一说，又都做恍然大悟状：对啊，还等什么，赶快撤吧！
12月29日，由参谋本部、“中国派遣军”、第二十一军联合组成的高官团搭着飞机来到南宁。
在出发之前，大佬们想象中的今村均师团长肯定要多狼狈有多狼狈，没准正望眼欲穿地在等着他们送来撤退令，以便把自己的师团给救出来。
可是去了之后才知道，原本不是这么回事，今村均很镇定，镇定得甚至有些让人不可思议。
第一印象，这位师团长是不是给吓傻了？
第二十一军副参谋长在传达完撤退决定后，又告诉今村均：由于船只来不及输送部队，大概需要一个月后才能重新组织对昆仑关的反攻。
别怕别怕，至少短时间内不会再把你的部队送入虎口了。
都等着今村均表态，对方一开口却让在场高官们大吃一惊：我绝不后撤！
众人心里暗暗称赞，太有勇气了。
这帮人不知道的是，今村均的勇气却是他们给的。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半个师团被人家做掉，你要说还能沉得住气，那他就不是人而是神了。相信如果高官团不出现，没准今村均自己就会下令撤退，也没什么高明的，不过是逃生的本能反应而已。
可是高官团来了就不一样了。这些平时都抬着眼眉说话的大佬们能够组团光临，就说明上面对前线的境况很重视，绝不会看着广岛师团坐以待毙而置之不理。
在昆仑关吃了败仗已是确凿无疑，再也无法更改，假如再撤退，无疑就意味着彻底失败，自己可能从此再也爬不起来了，台儿庄大捷时的矶谷廉介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今村均毕业于陆大第二十七期首席。他与矶谷是陆大同学，后者的那次倒霉经历无疑教会了他一个道理：与其被搞到名誉扫地，灰溜溜退场，还不如硬着头皮继续挺下去，或许倒能迎来转机也说不定。
对着高官们，今村均在秀完“勇气”之后，又拿出陆大首席的理论功底，从兵法上分析了为什么不能退。
撤退不一定就完事。你想罢手，中国人未必肯让，他们会集中更多的兵力进行追踪包围，到时我们可能比现在还要惨——中国军队会抽出兵力到钦州湾附近堵击，这样后续援军别说一个月内无法登陆，就算再多给点时间也是白搭。
今村均言罢，高官团面面相觑，认为师团长言之有理。
既不能后撤，那你说说究竟该怎么办呢？
今村均等的就是这个问题，答案他早就准备好了——
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大局着想，我要用广岛师团来牵制中国军队，使他们不能去钦州湾。
在那一天，今村均的表演实在够出色。在驾临南宁的高官们心目中，这位师团长早已不是败军之将，而成了一个既有勇气又有头脑的陆军精英。
很多时候，会不会打仗不要紧，要紧的是你会不会说话和做人。
几乎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被今村均打动了，他们撤销了原先的决定，并且当天就飞回广州部署新的救援行动。
今村均的所料是正确的。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哪里用得着他退。
兵力不是不够吗？那就临时改变一下程序，把准备回国复员的第一〇六师团调到广州，将第二十一军所属的第十八师团和近卫旅团抽到南宁去。
一句话，绝不能辜负了那位智勇兼备的师团长。
反转一百八
虽然取得昆仑关大捷，白崇禧却并不能立刻置对手于死地。
昆仑关一役，靠的是第五军，但是经过前期的激烈拼杀，这支精锐部队损失也接近一半，荣誉第一师所有士兵都负伤一次，事实上已无力再继续投入作战，只能撤下整补。
缺了第五军，白崇禧的矛就不那么锐利了，相反，今村均的盾却强了起来。
至12月29日，不仅第九旅团回防南宁到位，台湾旅团还又增派了一个联队，使其最前沿部队从编制上增加到四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联队，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兵员缺额。
鉴于中村第二十一旅团已被打残，不能正常使用，今村均不得不将其调回南宁，转而由第九旅团接任，并由旅团长及川源七负责指挥。
及川源七到达前线后，他所指挥的四个步兵联队大部分战斗力完好，因此得以在昆仑关以南的八塘重新组织起防守阵地。
在第五军缺席的情况下，白崇禧要想啃动这道防守线就不那么容易了。更为致命的是，他的视线完全被吸引在了昆仑关局部，而没有照顾到战场的整个面。
此时，今村均完全是在硬撑着。他的八塘防线固然坚固，可是在援军未到达之前，其他地方却是虚弱得要命，在南宁，就靠一个残废的旅团驻守，也几乎是在冒险。
“小诸葛”用不着在八塘与及川源七对耗，他能应对的选择太多了。
假如要攻，可以绕过防线，或直趋南宁城下，或像今村均所顾虑过的那样，抽出兵力到钦州湾——既抄今村均后路，又阻第二十一军援兵上岸。
今村均自顾尚且不暇，牵制云云不过是想在高官们面前吹个牛，博个好印象而已。
假如要守，则可以利用广西多山地的特点，作出大纵深的部署。就算第二十一军上岸，遇到层层阻截线，要想成功反扑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
可惜白崇禧一个都没选，时间就这样被一天天浪费过去。
1940年1月22日，第十八师团和近卫旅团在登陆后已到达南宁附近，桂林行营仍未作出任何反应。
1月24日，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在南宁坐镇指挥，并下达了四天后进行反包围作战的命令。
纵然如此，补救机会还是有。
1月27日，就在日军开始反包围的前一天，时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以协助名义和张发奎一起从重庆抵达广西。
一到前线，陈诚就发现部署有问题。这么多天过去了，多达五个军的主力仍被全部用于包围八塘之敌，新增援的部队亦毫不例外地进入这一战场，但实际情况却是，包又包不成，打又打不动，而后方及侧面兵力薄弱，没有一点用于机动的可控之兵。
万一日军迂回包抄怎么办，陈诚吓得一头冷汗，极力建议白崇禧从昆仑关正面抽出两个军作为预备队，同时注意侧面日军动向。
白崇禧倒没说陈诚顾虑得不对，只是他想的不一样：用五个军尚且撬不动八塘，剩下三个军还能干成什么事？
再等一等，等后面增援部队足够多了再抽的话，也许更妥当一些。
妥当是妥当了，问题是对手不会给你时间了。
1月28日，除担任守备任务的部队外，第二十一军两师两旅团倾巢出动，绕过昆仑关，对中国军队实行短切迂回包围。
白崇禧这才发现大事不妙，仓促之间，他唯一能够调用的部队，只有位于昆仑关后方宾阳的徐庭瑶第三十八集团军，后者急忙派全军南下阻敌。
通过空中侦察，安藤利吉发现，他只要击败第三十八集团军就能赢得全局。
2月1日，第二十一军发动了具有决战性质的总攻。
先取首。安藤利吉从日本海陆航空队调动约一百架飞机，对宾阳进行集中轰炸，第三十八集团军司令部被炸毁，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徐庭瑶与前线各部队联络中断，丧失了指挥能力。
第三十八集团军除撤下整补的第五军外，其他部队都是临时编入，互相之间也不熟悉，一旦失去指挥核心，便陷入了各自为战的混乱状况，加上由于是临时应战，防守阵地都没筑好，所以很快就被第二十一军逐个击破。
2月2日，近卫旅团攻占宾阳，中国军队后路被截，被迫采取全军大撤退，对此负有责任的徐庭瑶也因此在战后遭到撤职查办的严厉处分。
至此，广西战局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
眼见失败已不可避免，自己又无法挽救，陈诚焦灼万分，模样一下子变了形，乃至于眼球凸出，奇瘦骇人。李济深来广西时，还以为他精神失常，一个劲儿问他要不要紧。
陈诚十分难过：广西数十万生灵将蹂躏于日本人铁蹄之下，我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
令人奇怪的是，第二十一军几天之后就自动退走了。
因为以现有兵力而言，他们根本就站不住脚。据说日军在进入广西时，沿途的老百姓都会跑个精光（“皆率相走避”），不光是避难，还为了留出空当给能打的。
广西的剽悍民风让日本人也为之头疼
广西寓兵于团，小伙子都经过军事训练，他们自发地组织民团，有枪的拿枪，没枪的拎上锄头钉耙，胆小一点的破路，胆大一点的就直接去骚扰鬼子，因此广西是颇不好待的，属于“抗战中最特殊之省份”，而日本人也视桂省民众为“最可恶”。
广西人不好惹，广东人也不是吃干饭的，粤北的余汉谋在广州附近接连发动牵制性进攻。
2月8日，安藤利吉下令各军退回南宁，第十八师团返回广州。
在此之前，他放弃了已到手的宾阳，甚至连白崇禧原来一直啃不动的八塘，他也自动放弃了。
临走时他特地在八塘给蒋介石留下一张布告，说我得承认，你的军队曾经表现得空前英勇，可是很遗憾，我粉碎你的目的也达到了，所以现在“璧还八塘于蒋军”。
蒋介石看到布告后气得七窍生烟，在事后的军事总结会议上逐字逐句读了一遍，然后当场宣布将白崇禧、陈诚以下十名高级将领分别予以降级、撤职查办、军法审判等不同程度的处分，这是“七七事变”后高层指挥官受到处分最多的一次。
人受罚，部队也倒霉，计有两个集团军及三个军的番号被撤（后来又撤销了桂林行营）。其中第九师师长郑作民中炮阵亡，可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被炸死的，大家都不知道，直到日军撤退后才找到尸首。
对这种抛弃长官自顾逃命的“无廉耻”做法，蒋介石尤其震怒，立即下令取消了第九师番号，改称“无名师”，官兵所佩戴的符号和臂章上均印有“进就不退，守就不走”的警语，此类处分在中国军队中也是史无前例的。
第十三章 这个冬天不太冷
1939年，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家黄仁宇正在位于成都的黄埔军校接受训练。
“双十节”（民国政府的国庆日）刚至，蒋介石忽然从重庆来到成都，并校阅了黄埔学生。与黄仁宇想象中不同，讲台上的蒋介石，不是那个黄埔建军和北伐时期气势夺人的百战英雄，倒像一个已经进入暮年的老人，言语间甚至还带有像私塾老师那样的啰唆。
以后黄仁宇才知道，蒋校长此时正处于忧郁期，所谓“内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言喻”。
冬季攻势
蒋介石来成都，主要目的不是视察黄埔军校，而是兼职四川省主席。
因为一下子添了这么多吃饭的嘴，四川矛盾越积越多，两个地头蛇——王缵绪与潘文华差点要动起刀枪来。
居中调停的蒋介石左右为难，恨不得一人扇两巴掌，痛骂一句：外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就剩这么一点可怜的家产，还闹什么闹（“寇患日深，尚有何权利可争”）？
私下里，他也感到异常酸楚。经过多年的浴血厮杀，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黄埔学生已死伤枕藉，其中的精英更是损失殆尽，如果不是为了打小日本，何至如此，到头来还要受你们这些土老帽的气。
凄雨冷风中，自命杀伐果敢的“蒋委员长”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起来。国民参政会上，当他念到《诗经》中“风雨所飘摇”一句时，念着念着，不觉当场热泪盈眶。
碰到这种情况，大家都得陪着流泪。
什么，你不感动？那你必定是“无心肝之人”。
后面那一句是老蒋说的。
当然，流泪归流泪，地头蛇还是得罪不起的。蒋介石下令，让王缵绪率部赴前方抗日，川省主席我自己当，这总可以了吧。
只有稳住后方，才能把精神集中到前方战场。
在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统帅部已难以组织起类似规模的强大攻势，这让中国军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和调整之机，于是继第一期整训后，又完成了第二期整训。
整训的结果，不仅兵力得到整补，而且各部队战斗力都有所提高，乃至于在昆仑关之战已能首次对日军采取主动进攻。
1939年10月，中国统帅部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决定从12月起，动员全国九个战区，接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向日军占据的地盘发起冬季攻势。
抗战中，中日情报战就像真实战场一样激烈，而由于日方拥有先进的电码技术，总体上始终更胜中方一筹。
10月份部署的冬季攻势计划，到11月底却被日军从密码电报中截获并破译，由此在很多地区都作了防范。
第一战区还没发作，山西的“华北方面军”却来了个先发制人，向中条山出击，反而迫使其进入防守。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如法炮制，通过主动进攻萧山，也让第三战区在行动时增加了很多羁绊。
武汉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倒也想向山西、上海的同事学习，无奈他做不到。因为自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后，第十一军的兵力捉襟见肘，别说攻，能守住武汉就算不错了。
冈村只能退而求其次，除了在武汉外围加固防御工事外，就是让各师团控制一定数量的机动兵力，以便到时用于策应。
当然，最坏的准备也要有。第十一军弄来了一批运输机，打算哪个据点如果被包围，一时又解不了围的话，便进行空投。
虽然知道中国统帅部要发起冬季攻势，可是究竟哪一天发起，却还是个未解的谜。
进入12月上旬，中方的两个战区仍无动静，冈村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这时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师团正准备复员，他赶紧把这两个“弱兵师团”给留住，让它们暂时集结于九江，等冬季攻势过了才能打包袱回国。
以前挑三拣四，现在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太奢侈，兵不够的情况下，连“弱兵”都是个宝啊。
冈村越来越胆小了。
经历过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日本人在内部都不得不承认，此役纵使冈村兵战未败，但心战已败。
12月12日，冈村得知襄河一带已爆发战斗，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冬季攻势开始了，他也没有把握。
12月15日，他决定亲自动身到前线去视察一下。
去了之后，发现战斗已进入联队级别，野战医院不断送进伤员，而且很多人受的都是刺刀伤。
冈村紧张起来，意识到对面之敌绝不是小股部队，因为只有训练有素的主力才具备如此好的拼刺技术。
一问才知道，在近几天的作战中，竟然已有大队长战死的纪录，有时一场战斗就要伤亡百余人。
看来中国军队此番来者不善，冬季攻势真的开始了。
12月16日，当冈村返回汉口时，各师团受到攻击的报告已如雪片般飞来，让人应接不暇。
冈村曾视察过的襄河防线属于第十三师团防守区域，而向他们发起攻击的是张自忠右翼兵团。
重于泰山
其实右翼兵团一开始并不顺利。
第十三师团早有防备，加上防守工事坚固，在缺乏重炮配合的情况下，要想取得任何一点进展都非常之难，这也是冬季攻势发起之后各战区普遍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
但是冈村在襄河战场看到的情况表明，张自忠此次决心很大，若不有所收获，绝不会轻易收兵。
张自忠手书“为民族争生存而奋斗”
张自忠手中最锐利的武器仍然是黄维纲第三十八师，该师与第十三师团主力面对面厮杀八昼夜，雪地上到处都是阵亡的官兵，活着的也虚弱不堪。
这样血拼的结果是，第三十八师不但没能攻破对方防区，自己反而还丧失了原有阵地。
黄维纲向张自忠报告，希望能将部队撤下来。
后者断然回答：不准退！
每当艰难的时候，想到的还是老二十九军的看家本事。张自忠决定策划一次大胆的奇袭行动。
经过侦察，他得知对面之敌在主力投入前线后，其后方较为空虚。
想到要乘其不备，袭其老巢。
第三十八师没法再调了，张自忠只能从赵登禹的基干部队中抽人，好就好在带队长官是张自忠过去在学兵团任团长时的学兵，所以指挥起来要顺手得多。
尽管这样，张自忠仍亲自给夜袭部队去电——
国家养兵是为了打仗，要打仗就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二十年，少活二十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战争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便轻于鸿毛。
得到兵团总司令的鼓劲，夜袭部队群情振奋，当晚便抄山间小路急行二三十里，对第十三师团的一个旅团部进行猛袭。
这是老二十九军最擅长的一招，犹如当年赵登禹在喜峰口，大刀队挥刀猛砍，把对方旅团部冲了个稀里哗啦。
12月19日，趁日军后方动摇，第三十八师趁机发动猛攻，恢复了原有阵地。仅从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用两个运输营的驮马搬运两天才全部运完。
然而从这以后，战场又陷入僵局。说来说去，右翼兵团真正起劲的也只有张自忠和他的五十九军，其他部队要么是战斗力很差，要么是出工不出力，比如由刚刚出川的王缵绪领衔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就迟迟打不开局面。
张自忠决定像随枣会战时那样，东渡襄河，以便改变战局。
临行前，他写下一份遗嘱：此次过河与敌决战，不获全胜绝不生还。
活关公
12月21日，张自忠在渡过襄河后，赶到位于长寿店的第三十八师指挥所，这里距最前沿仅有两里多路。
大刀终究及不上攻坚利器，兵团总司令这次带来的是制胜法宝——新近从苏联购进的野炮。
野炮上阵，几下便打乱了第十三师团的防守阵脚。12月22日，第三十八师乘胜推进，战局出现转机。
可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的人，总是会被后进者绊一跤。第十三师团有两个旅团，一个对付右翼兵团，另一个对付郭忏江防军，张自忠这边挺住了，郭忏却吃不消，已经撤回襄河西岸去了。
如此一来，第十三师团的重量便全部压在了右翼兵团身上。一时间，兵团司令部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都是要求撤退的。
苏联顾问见情况不好，也向张自忠建议后撤。
张自忠认为绝不能撤，一撤的话，不光是五战区的冬季攻势会就此夭折，襄河防线也可能无法确保，因为襄河前沿除了右翼兵团，已经没有谁能再帮你扛下去了。
一支隶属部队打来电话：伤亡太大了，我们能不能向后移动一下？
统领右翼兵团以来，张自忠素来严于律己，对一手带出来的直辖部队苛刻，对编入兵团的其他部队则能宽就宽，从不疾言厉色，但到这个火烧眉毛的关头，他也忍不住了。
你们来电话，总说伤亡惨重，可你告诉我，营长以上的长官究竟阵亡了几个？
对方语塞。
张自忠拿着电话十分激动：我们今天退，明天退，就算是退到西藏，日军还不是会跟踪而至。现在正是军人报国的大好时机，希望你再苦撑几天，以待援军。总之一句话，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阵地就是坟地，后退者死！
如果这时候张自忠还安居于襄河西岸，或者第三十八师都缩在后面，兴许还会有人不买账，但现在人家就带着亲兵部队在前沿奋战，谁也不敢真的把兵团总司令抛在后面，自顾自逃到西岸去。
于是大家都只能咬着牙继续苦撑。
1940年1月初，右翼兵团的援军终于到达前线。这个时候整个冬季攻势接近尾声，原先进攻武汉的部队大多无功而返，冈村也已准备举手庆祝了。
但是他认为结束的并没有结束。
2月14日，张自忠下令反攻，第十三师团败退六十里，成为第十一军中损失最大的一个师团。这就是著名的“襄东大捷”。
在针对武汉的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是战绩最大的战区，而第五战区又以右翼兵团最为出众。鄂北民间对《三国演义》人物如数家珍，老百姓此后便称张自忠为“活关公”。
张自忠被湖北民间誉为“活关公”
不过就全国而言，在整个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的战绩也仅能列于第二，居于首位的是第八战区，这个战区的扛鼎人物就是久违的“射雕英雄”傅作义。
讨债的和躲债的
人活于世，往往站得有多高，跌得就有多狠。当年的绥远抗战，使傅作义一夜之间名扬天下，但是到了太原保卫战，经典并没能够延续，作为善守之将，一天之内就丢掉了太原，不管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那一次傅作义真的是被摔惨了，不仅砸了牌子，其绥军主力第三十五军也是元气大伤，到撤出山西时，每个团仅能收容三四百人，连编成一个营都困难。
傅作义不得不厚着脸皮去找阎锡山，老西十分干脆——缺人吗？好，给。缺装备吗？好，给。
爽快得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不过傅作义很快就发现，他这位老长官从来就没有算漏账的时候。
二战区司令长官告诉他：你让董其武去给我把太原收复过来。
听得此言，傅作义的嘴巴都快咧到耳后去了。
我的天，太原又不是红格尔图，那里如今是日本第一军司令部所在地，周围光防守工事就里三层外三层，别说收复了，去碰一下，手都得烫出泡来。
可是老西既然这么说了，你就得去做，要不然他凭什么给你人枪？
傅作义想了想，把胸脯一挺：收复太原责任重大，派董其武恐怕无济于事，我愿意领三十五军亲自出征。
老西其实巴不得如此，一看傅作义这么主动，当然没有不高兴的道理。
可傅作义哪有这个实力真的去收复太原，他是怕董其武被派上去后，不明究竟，傻乎乎地被打得精光。
他已经想好了，丢了太原就是欠了阎老板的，除非对方闭眼，否则你就别指望他会将这笔债务自动清零。
跟上这么一个长官，也算是卖煎饼的说梦话——摊上了。
躲债，必须的。
怎么躲，还是得回到草原上去，绥军是从那里发家的，只有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大地上，才能重新找回胜利和自信。
于是，傅作义在出击后，明着奔太原去，实质却是打了个擦边球，到绥南去扫了一下。
扫的目的，不是要攻城占地，而是制造声势——我傅作义又回来了。
至于收复太原，大家出来都是骗骗阎老板的，各路部队大多是虚晃一枪，反而傅作义孤军深入，被日军给包围了。
傅作义趁深夜突围，不过突围后他回的不是山西，而是绥西的河套。
你看，不是我不卖力，是其他伙计不用心，你且让我好好训练一下，再收复太原不迟。
人脱身之后，不久关系竟然也脱离了。
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战区重新划分，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长驻兰州，实际上完全独立出来。
回到绥远的傅作义如鱼得水
阎老西没法再来讨债了，我老傅不再是房奴、车奴，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第八战区身负保卫兰州这一国际运输站兼空军训练基地的重任，在接到发动冬季攻势的命令后，朱绍良是根本没有空跑出来袭击日本人的，这个活只能交给傅作义，而老傅等的就是这么一个机会。
把河套作为自己东山再起的起跑点，说明他的眼光果然独到。
这个地方堪称绥远的明珠，凡米粮鱼肉应有尽有，且襟山带河，易守难攻，早在西汉时，就是军队屯田，以抵御匈奴骑兵的绝佳所在。
傅作义在河套招贤纳士，屯田练兵，使得绥军在短时间内又恢复了过去的虎虎生气。
风吹草低见牛羊，纵马驰骋的时候到了。
套马杆
傅作义的对手是驻包头的日本“驻蒙军”骑兵集团。
与配属于步兵师团的骑兵部队不同，骑兵集团是以骑兵为中心的，具有单独的行动和作战能力。
原来骑兵集团共有两个旅团，此前一个骑兵旅团已被调入十一军，剩下来的骑兵旅团一分为二，一个联队在包头以东，一个联队在包头以北。
没办法，草原太大了，骑兵再多也看不过来。
不过傅作义要想顺顺当当地占领包头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包头城里的骑兵集团司令部并不是吃素的，集团本身就配有骑炮兵连队、战车队、汽车步兵大队、辎重队等直属部队，何况由于情报泄露，中国各战区要发动冬季攻势在日军内部早已不是秘密。
日本骑兵集团集团长小岛吉藏中将天天如临大敌，他知道傅作义迟早要搞这么一次攻击，但并不清楚究竟是哪一天。
12月19日，他终于得到情报：傅作义已从河套出发，并到达了包头以西。
小岛马上就想到要先发制人。
不来这么一下子，他都觉得对不起自己——骑兵集团的机动能力太强了，不出去打一下，光缩在窝里，岂不要让人笑掉大牙。
集团长很快就组成了一支“讨伐队”，为了达到突击的效果，他特意封锁了消息，谁都不让知道。
12月20日，小岛亲自出城欢送“讨伐队”。
回来的时候，他嘴里一路哼着小调，可是还没进城，半路上便伏兵四起。
脑袋一片空白：中计了。
那个情报不过是傅作义故意“漏”给他的，为的就是调虎离山。趁“讨伐队”开门出城之机，平民装扮的绥军早已一拥而入，用“掏心战术”控制了城池。
好好一座包头城，就这么被傅作义从手中赚走，骑兵集团集团长哪里甘心，他立即呼叫附近的两支骑兵联队前来救援。
小岛不知道，其实傅作义真正在意的并不是包头，道理很简单，就算他占领了，一座孤城又如何守得住。
此时的傅作义手执套马杆，要套的就是那两支骑兵联队，这就叫做“围点打援”。
与老傅比心机，小岛集团长还差得太远。
骑兵跑得快，进入伏击圈也快，不辞辛苦赶来的两支骑兵联队没多久就遭了殃。
傅作义动用了一支步兵师进行伏击，借助的山势地形也非常有利，基本上是骑兵冲不上来，他们却居高临下，可着劲儿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两支骑兵联队同遭厄运，一支被消灭大半，另一支则连联队长都没能逃得性命。草原之上，日军尸横遍野，失去主人后的东洋马狂奔乱叫，武器扔得到处都是。
12月21日，位于张家口的“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得悉后，急忙向包头增派了两个步兵大队。
傅作义在包头城内与日军进行巷战，连斗三天后，于12月23日撤出包头。
一天之内便搞残一个日本骑兵旅团，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也因此成为冬季攻势中最突出的亮点。
傅作义的声名迅速回升。三年前，你还可以说他只能打打伪军，三年之后，人家灭的是正宗日军，还是骑兵；三年前，他才刚刚从防守转向进攻，但那只是初步，三年后，他在进攻战上已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化整为零
冬季攻势结束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完，主要是日本人不肯就此罢休。
没什么不好理解的，吃了亏总要找补点回来，而且傅作义这样的人在卧榻之侧，你能睡得好觉吗？
1940年1月24日，日本统帅部批准了“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中将的“八号作战”方案，即集中“驻蒙军”，采用车骑协同战术，一举摧毁傅作义的河套基地。
1月28日，冈部以原驻山西大同的第二十六师团为主力，利用骑兵和汽车的双重机动优势，发动了绥西战役。
在“驻蒙军”大兵压境的同时，内蒙古草原的气温也骤降下来，甚至连平地都被冻住了，这个时候要是脑子一发热，冲上去硬拼的话，无疑正中冈部下怀。
傅作义没有这么傻，他化整为零，把绥军分散成一个个小单位，实行职权下放，让各级将官带着队伍自个儿玩去。
傅作义化整为零、敌退我进的战术与八路军颇有神似之处
不过怎么打，得关照在前面：你们要竭力避开公路正面和两旁开阔地，因为那里正对日本骑兵和汽车部队的胃口。
去哪里，得去乡村，去偏僻村镇，白天休息，晚上袭扰。
傅作义想得很好，但策略是一回事，实战又是另外一回事，日军跟在后面，并不是你想甩就甩，想走就走的，而且有的据点或防线也不可能不守，所以大多数时间绥军都不得不由游击战或运动战转为阵地战，从而蒙受了一定损失。
2月3日，冈部占领了河套的战略大据点——五原。
到此为止，冈部认为他可以收工了。河套这么大，也不可能把每块草皮都翻过来看一遍，连五原都拿了下来，当然就等于整个河套都扫荡过了。
五原离包头还有四百里路，远远超过了日军的可控制范围，因此按照日本统帅部的要求，绥西战役结束后，“驻蒙军”就要撤出河套，原来驻防哪里的还得去驻防哪里，可是你要让冈部就此放弃五原，他哪里舍得。
大部队不能留，那就留小部队。
2月中旬，“驻蒙军”以一种功德圆满的姿态撤离河套，临走时，冈部在五原设立了特务机关，任命桑原荒一郎中佐为特务机关机关长。
原先冈村只打算留一个日军步炮混成联队给桑原指挥，可是他的参谋长认为兵力太少了。
不是说怕傅作义来攻，而是担心宁夏青海的马家军会突然杀过来，在参谋长看来，那帮骑马的回教徒，速度要多快有多快，一眨眼工夫就可能冲到城下，到时仅靠一个联队恐怕守不住城。
那怎么办呢？其他地方人也不够，不可能再留置更多人马了。
参谋长献计：留伪军啊，这些家伙进攻虽不得力，守守城池总还是可以的。
冈部认为这主意不错，随后调来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和德王的三个伪蒙师加强防守。
五原的日伪军全部加起来，已经接近一万多人，冈部认为桑原应该无忧了：傅作义早已被我赶得不知踪影，你好好地在这里给我看着吧。
这句话说得可真够轻巧，轻轻巧巧地就要了桑原的小命。
冈部以为傅作义已经逃之夭夭，却没想到人家压根就没走，一直都在河套转悠，只是他看不见而已。
抠出来
获悉日军主力东撤后，傅作义马上卷土重来。
起初他想复制包头之战中的打法，将五原日军诱出城，然后予以伏击。
可惜“套马杆”只成功了一半，日军步炮混成联队出是出来了，却提前发现了伏兵，马脑袋一缩，老傅两手空空，什么都没能套着。
总结了一下，还是力量不够，就算伏击不成，正面猛击，又怎么能够让对方这么容易就溜之大吉？
傅作义下达紧急命令，把绥西战役期间藏到后方休整的部队全都调上来，准备再攻五原。
然而这时一封电令却让他犹豫起来。
2月25日，中国统帅部专电：由于傅作义在冬季攻势中表现突出，特晋升为第八战区代司令长官，可即刻到兰州上任。
去兰州，自然不能亲自指挥收复五原的战役，但如果不去，傅作义对能不能打赢五原之战实际上也没有确定把握。
有道是，纵然杀敌一千，也得自伤八百。从冬季攻势开始，绥军就蒙受了很大损失，且久战疲惫，战力回落，亟须休整。在五原城外，“套马杆”没能套着日军联队，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边是已在桌上放得端端正正的乌纱帽，另一边是很难预知最终结果的沙场搏杀，何去何从，似乎不难选择。
然而，在傅作义心里，还有另外一杆秤。
自己到兰州，不带绥军前行，等于光杆，一大家子都去了之后，给养补充就是一个大问题。
朱绍良不急，因为他原本就出自中央军，你不是人家的亲儿子，只能给一点是一点，饥一顿饱一顿地撑下去。
不靠政府靠地方吧，宁夏马家军不是好惹的，跟他抢饭吃？
当然还可以两者兼顾，带一部分人马去兰州，留一部分人马在河套，可是宁夏与河套隔开整整八百里沙漠，万一“驻蒙军”趁机以五原为基地，在河套扎下根来怎么办，到时再想打回老家，又谈何容易。
所以兰州去不得，傅作义当下谢辞任命，决定留在绥西继续抗战。
先前包头一役，于世人看来，已是漂亮得不能再漂亮了，否则也不会在冬季攻势中拔尖，如果说美中不足，就是没能最终占据包头城。
可是自“七七事变”以来，先后被日军攻克的城池太多了，又有哪一座可以通过反攻收复回来的呢，都是说丢就丢了，丢了便成了人家的东西，再也拿不回来了。
所谓“收复”，也基本都是要等日本人觉得兵力不足，自己从嘴里吐出来。
傅作义不能等，他要从对方嘴里把属于自己的东西给抠出来！
要想在河套过上日子，则必得五原。
士兵突击
既然调虎离山不成，那就只能用第二个行之有效的绝招——掏心战术了。
在包头之战中，傅作义也采用过掏心战术，但与上次相比，这次城里的日伪军更多，因此对掏心战的要求也更高，傅作义决定组建“掏心突击队”，并任命安春山担任突击队队长。
安春山其实就是上次攻包头时的主攻团团长。包头之战打到最后，两手空空的“讨伐队”和远途增援的“驻蒙军”步兵大队都来了，城里的日本兵源源不断，越聚越多，安春山虽率团冲出重围，却有一个排被日军用密集火力封在了城内。
处于绝境之下，这个排全部力战而死，无一人被俘或投降。安春山每讲到这件事时，就声泪俱下，令人闻之恻然。
这时他却听说团里也有俘虏，而且已经回来了。
你回来就回来吧，毕竟在东方军队中被俘不是什么特光彩的事，可这小子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竟然到处宣扬日军的“德政”，说是小岛集团长亲自把他放回来的，临走时还送了十元银洋。
安春山闻之大怒，操起一把缴获的日军指挥刀就冲了过去。
绥军号称“七路半”，团里也像八路军那样设有指导员。一见情况不好，指导员赶紧上前劝阻，可是根本拉不住，一刀，安春山就把那个兵给砍了。
绥军突击队员个个生龙活虎
我的团要的是打日本的好汉，绝不是收银洋的孬种！
到了绥西战役，由于敌强我弱，连因红格尔图之战而一举成名的董其武都因作战不力受到了撤职留任的处分，安春山却越打越疯，即使大腿中弹也不肯撤下来，颇为人所称道。
在成立“掏心突击队”之前，傅作义曾将团长以上将官召集起来开会，安春山第一个站起发言。
他说我们国家是以弱敌强，所以虽然是长期抗战，但总得干，总得打仗，否则那不叫抗战，叫混！
干与混不一样，打与不打也不一样，如果是混，我现在就撂挑子，请长假，回老家。如果要干，那我愿意第一个赴汤蹈火，冲锋陷阵。
战场之上，劲头就是奔头，傅作义的这个突击队队长真是选对了人。
包头一战，由于安春山团是普通步兵团，只适应于一般野战，因此吃了很多亏。这次傅作义组建“掏心突击队”，是以安春山团为基础，再从其他部队中抽调精兵强将，然后大家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
首先是模拟五原城内的环境，让突击队队员们练习夜战和巷战，以及怎样以少打多，怎样爆破，怎样防空。一般士兵掌握的，他们必须掌握，一般士兵不掌握的，他们也必须掌握。
其次是参照包头之战的经验教训，在演习中加入了突击受挫等环节，以提高突击队的应变能力。
在发起攻击行动之前，傅作义做足了保密工作，突击队所在区域，一律只许入，不许出。
训练和演习都要利用晨昏大雾或暗夜进行，白天不能集体行动。就算是一个人要出去，也必须披件老百姓的衣服，为的就是躲过日本飞机的侦察。
傅作义这边把全家老小都动员起来，那边的桑原却还大腿跷在二腿上，优哉游哉哩。
傅作义“套马杆”的落空让他甚为得意。原来傅某翻来覆去也不过那几招，就会诱我出城，要是我打死不出来，他还能如何？
这人脑子一发胀就会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举动。桑原认为一个联队放在五原都是多余的，其他地方不是需要人驻防吗，调过去吧，我这里不需要。
代替步炮混成联队的，是一支千人的日本警备队。
五原由老城和新城组成，桑原自率警备队守新城，德王的三个伪蒙师守旧城，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则驻防五原外围。
桑原背着手转了一圈，颇为自得。
三足鼎立，还怕他谁来，不靠任何援军，我也同样守得住五原，而傅作义，你就在乡下待着吧，别再做回城的梦了。
3月20日深夜，正在做着好梦的特务机关机关长突然被枪声惊醒，有人向他报告：傅作义已经进城了！
突击队开始行动。
一系列步骤完全按照演习和训练的程序进行：先昼伏夜行，到达五原新城外壕，然后俘获在城外执勤的伪军（为什么干伪军的总是这么倒霉），在取得通行口令后，骗开城门，突入城内。
进城之后，安春山将突击队一分为八，并且很快就杀到了特务机关附近。
桑原这下可慌了神，急忙带人逃出了五原。
在激战过程中，突击队队长说到做到，始终冲在前面进行指挥，最后负了重伤。
在绥军战将中，安春山号称拼命三郎，每战必奋勇向前，因此升迁速度很快，超过了很多与他同级或高一级的军官，逐渐成为傅作义手下继“傅家二虎”之后的第三号猛人。
二虎扑食
傅家二虎现在在哪里？
老傅当然不会让他们闲着。
“动虎”孙兰峰担任攻城总指挥，“静虎”董其武则坐而打援，负责将敌援军阻于五原以北的乌加河。
傅作义问孙兰峰：有没有信心？
后者慨然答道：只要日军三天之内过不了乌加河，我保证将五原城里的小鬼子打得一个不剩。
董其武受了处分，正憋着一股劲，于是也毫不示弱：三天之内，我绝不让一兵一卒渡过乌加河！
突击队进城后，孙兰峰率大部队冲入，将城内包括日本警备队在内的日伪军歼灭大半，但是有两个据点始终都拿不下来。
3月21日，“驻蒙军”司令官冈部获报后，急派第二十六师团和骑兵集团赴援，骑兵跑得快，当天已陆续到达乌加河畔。
傅作义得知日军援兵已至，新城却还有两个据点攻不动，马上使出撒手锏，将炮兵调了上去。
炮兵来了一看就明白了，据点的围墙又高又厚，无论是普通步兵还是突击队队员，都没有本事玩穿越。
这个容易，山炮曲射改平射，直接朝围墙轰。
3月22日，五原新城被全城拿下。在此之前，伪蒙军防守的五原旧城早已落于傅作义掌握之中。
其中有个伪蒙师打不过想跑，可是又怕日本人追究，于是便战战兢兢地向五原城内的特务机关请示。
这时特务机关早就被孙兰峰所占领，收到电文后，他乐了。
行，那我就客串一下你的主子吧。
孙兰峰用桑原的口吻拟了份回电，告诉对方：放轻松点，你可以自由行动。
那个伪蒙师长收到回复后，大喜过望，哪管真假，随即就放弃阵地，“自由”去了。
在所有日伪军中，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由于处于外围，不负守城之责，所以最为吊儿郎当，时刻准备溜之乎也。
在听说五原新城旧城都被攻入后，王英连请示都没请示，自己就打马跑掉了，他那个拼凑起来的“联军”也跟着土崩瓦解。
可不管你是新傻子还是老油子，一样都难以逃脱傅作义布下的天罗地网。
接到“假电报”而放弃阵地的伪蒙师遭到伏击，被打得稀里哗啦，而桑原中佐虽从五原新城逃出，也被游击队当场击毙。
为什么逃命这么难，因为陆路上傅作义都派有骑兵或游击队阻击，湖泊岸边倒是没有人，然而那时候已经解冻，没桥你过不去。
王英找到了桥，可惜那里有守桥的，人家不让过。
这厮的额头真够高，守桥的曾是他的旧部，一番眼泪和哀求后，“华容道”的那一幕重新上演，王英步白脸曹丞相之后尘，终于捡得一条性命。
后来事情揭发，傅作义处理得也颇有人情味，只是将守桥将官撤职查办，解除他的军职就算了。
在孙兰峰攻城之际，董其武始终牢牢地据守着乌加河，使得日军就算搭浮桥也冲不过来，只能隔河对峙。
3月24日，“驻蒙军”主力到齐，依赖炮火优势才得以过河。
傅作义不能硬碰硬，便撤出五原，在附近跟日军打游击战。
小岛吉藏担任“驻蒙军”救援行动的指挥官，过河之后，他没有找到任何绥军主力部队的踪迹，而傅作义丢给他的五原完全成了空城一座，什么都没有，既没粮食也没人，倒是城外有很多游击队在不停地进行骚扰。
在这座城里，小岛根本就待不下去。他屡次给冈部发电报，要求放弃五原。
我们守着这座空城，既没吃的又没喝的，还整天担惊受怕，这不是武大郎射箭杆——发穷贱（箭）吗？
可是因为桑原及其日伪军被几乎全歼，冈部怕得要命，唯恐遭到追究，所以他怎么都不同意小岛立即撤回，巴巴地希望对方至少立个功，哪怕弄个小胜也好让他有所交代。
小胜没有，却出现了大败的预兆。
3月27日，傅作义掘开了乌加河南堤，五原一带成了泛滥区。由于道路淹没，日军连东南西北都分辨不清了。
见到棺材，“驻蒙军”司令官才掉了泪，终于决定放弃五原，“驻蒙军”最后是靠飞机引路才撤出来的。
五原之战后，冈部因责任问题而奉召回国，“驻蒙军”也限于兵力不足和给养困难等原因，再未能对绥西发动大规模攻势。
3月28日，傅作义回到五原。
当春风从草原吹过，不知留下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和传说。自“七七事变”后，草原英雄再次崛起，绥军之基业亦从此处开始重新奠定。
第十四章 时光倒流
冬季攻势的结果反映了当时正面战场的一个真实状况，即中国军队无力作决定性反攻，而日军因侵占的地方越来越多，可以使用于中国的兵力也已达到极致。
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大家都很难。
继续赌
根据史学家黄仁宇提供的数据，到1939年，日本直接军费已达六十四亿日元，为开战之初的两倍，全国收入的一半以上转瞬化为乌有。
石原莞尔曾经说过，如果中日爆发全面战争，至少须耗用军费五十亿日元。现在看来，“唯一战略家”估计得还是太乐观了，事实是，已经超过六十个亿砸下去，却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到1939年年底，由于国内的军工生产不敷需要，日本政府甚至把用于学校军训的步枪都收集起来运到了前线。
日本在东亚的一家独大，无疑是对“九国公约”的公然挑战。英国因欧洲战场的牵制，在大多数时间内还只能保持沉默，甚至妥协和退让，美国则再也按捺不住了。
1939年，美国国务院正式通告日本，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这个条约于1911年签订，实际上要1940年1月26日才到期，可是美国人不管这些，直接挥起刀斩了下去。
这一刀可太狠了。要知道，当时美国产品占到了日本总进口物资的四成以上，而且很多大宗战略物资，像石油钢铁之类，都非得从汤姆大叔手里才能买到。
自此，日本不但要对付中国和苏联，开战名单上又加入了英美，不知不觉间，已经是仇敌满天下。
细数手上的棋子，日本统帅部才发现自己在中国陷得有多深，如今要想拔出脚来都非易事。
赶快撤掉一些吧。
军部制订计划，预计分两批撤，第一批是到1939年年底，将关内日军由八十五万减至七十万，第二批是到1940年年底，由七十万减至四十万。
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师团的复员，实际就是首批撤兵计划的一部分。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的强烈反对。
如今的“中国派遣军”可不得了，华北的“华北方面军”、华中的“华中派遣军”、华南的第二十一军都由其直接指挥，也就是说，只要是在华日军都得听它的。
日本军部又怎么样？同样得礼敬三分，所以首批撤兵计划刚开个头，就执行不下去了。
“中国派遣军”的司令官是西尾寿造。他的上位，几乎就是干得好不如关系好的现实缩影。台儿庄打成那个鸟样，可只要有人罩着，人家的仕途在小小弯曲一下之后，照样可以坐着火箭往上升。
先是被任命为训练总监，成为日本陆军三大首脑之一，然后又出任在华陆军最高指挥机构的一把手，真是想要什么来什么。
板垣军功够高了吧，也才不过在他手下当一个总参谋长，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凡是庸才大多不允许手下有多高明，西尾也是如此。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应该说打仗颇有一套，在兵少将寡的情况下犹能维持现状，特别是躲过了第五、第九两个战区发动的冬季攻势，算是难能可贵，可是这人太有个性，连统帅部的命令有时都敢质疑，于是西尾就选择了让冈村走路，后者被委以军事参议官一职，从此离开了武汉前线。
一切重新开张，西尾打算在任内做出点样子。为了防止冬季攻势这样的大规模攻势再次出现，他决定趁中国军队进入休整的机会，集中兵力打击第五战区。
在把军部的球踢回去后，原拟复员或回国的部队都留了下来，“中国派遣军”也就有了大动干戈的资本。
知道第十一军兵力不足，别说攻，守都困难，西尾采取了“东兵西调”的办法，从驻扎江浙沪一带的第十三军中抽出七个步兵大队开赴武汉，归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统一指挥。
园部和一郎与冈村宁次是同学，而且是从陆士一直“同”到陆大的同学，后来冈村到关东军任师团长，园部也追了过去，同样是当师团长，现在又来武汉接班——蹭明星的光也不是这么个蹭法，还搞得形影不离了。
不管别人怎么想，园部的确有超越前任的劲头和想法。为了确保此次一击即中，他以三个师团为基干主力，再分别配属十五个步兵大队，使进攻五战区的实际兵力一下子超过了四个师团。
即使“东兵西调”之后，第十一军一共也才七师四旅团，园部这次是真的把最大赌注都押上了。
其实大家都在赌，日本军部赌“中国事变”能够最终解决，西尾赌自己开张大吉，园部则赌自己是不是比冈村会来事。
死结
李宗仁和他的将官们又要经受新的考验了。
早在冬季攻势时，右翼兵团司令官张自忠曾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本来大家谈得还算顺利，可记者忽然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张自忠巨大的反感。
史沫特莱问：您认为中国有如此多的伪军首要原因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专门针对张自忠的，之前也问过川军首领王缵绪。
史沫特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美国记者，但她的话显然刺伤了采访对象
为什么有这么多伪军？那位老大给出的答案倒也中规中矩：因为他们不读书嘛，要是他们多读儒家经典，就不会去当伪军了。
史记者不愧是名记者，反应十分快捷：据我所知，有好些伪军头目可都是饱读经书的。
王缵绪无奈地看了看这位刁钻的记者，只好作出如下解释：读书要认真，你说的伪军头目们肯定读书很肤浅。
史沫特莱了解了一下，川军首领自己从不读书，哪怕是“肤浅”地读。他的指挥所里连一本书都找不到，更别说儒家经典了。
与王缵绪不一样，张自忠没有这么会吹牛，但他战绩彪炳，而且几乎就是王缵绪嘴里所称道的那种典型——少时读过儒家经书，从军后手不释卷，看的都是各种军政书籍。
史沫特莱认为张自忠会给他一个认真的答案，却没想到对方听后，脸色骤变，只用一双眼睛冷冷地瞪着她：不知道！
无冕皇帝一支笔，谁敢得罪，张自忠的态度使史沫特莱大为光火，事后还气呼呼地对张自忠的幕僚发脾气，说她永远不理解也不会信任像张自忠这样的人。
其实归根结底，人还是得厚道。
采访之前，史沫特莱翻过张自忠的资料，知道对方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却仍要这样提问，是不是故意的还真的很难说。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美国女人不能理解的事还多得很，比如她就不知道，在那一刻，一个人的心已被深深刺伤了。
自从离开华北后，张自忠每战必竭尽全力，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仗越来越难打，离华北和平津也越来越远了。
打仗是可以麻痹人的神经的，然而不打仗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关于伪军的问题，就那么让人难以承受。
当年的一双生死兄弟，一个背叛了另外一个，虽然那一个后来选择了宽容和原谅，可是只要不把对方失去的给找回来，你就永远难以真正得到心安，即使活着也会像尘土一样毫无价值。
那是心中缠绕很久的一个死结。
我不是伪军，也不是汉奸，我不是，我会把所有失去的都找回来的！
那个人
宋哲元的境况很不好，早在徐州会战前就是如此。
在把张自忠迎回军队后，这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曾抱定打回华北，重振二十九军的愿望，然而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再也无法恢复到过去指挥长城抗战时的神勇了。
更让他伤心不已的是，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服从他这位昔日抗战英雄的指挥了，他说要往前冲，大家都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溜，并不把集团军总司令当回事。
当时第一集团军已归属第一战区，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不明白宋哲元的部队为什么总是一退再退，屡屡来电相责。
参谋处问宋哲元如何答复，宋哲元也不知道怎么答，便随口编了个理由，说前线之所以撤退，不是被动所致，而是主动作为，乃是为了“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
要的就是你上去“决战”，你还要“避免”，还不肯作“无谓的牺牲”，这个理由自然难以让人信服，别说程潜，即使参谋处的那些参谋也觉得说不出口，只好另外编了一些理由搪塞过去。
到了后来，宋哲元帮前线部队擦屁股已经擦到连他自己都语无伦次的程度了。
在“避免决战说”之后，他又提出了一个“全军为上”。
秦德纯赶紧提醒他，“全军为上”语出《孙子兵法》，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是不战而退，您把意思给弄错了。
宋哲元苦笑：那你说，这帮小子一个劲儿撤退，怎么帮他们圆？
要不弄通俗一点吧，就说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走。
这又不是在后方打游击战，岂能如此搞法。宋哲元一番瞎折腾，都是为了应付程潜的“检查”。
其实他每次作战，都把集团军总部放在前面，但就是督促不住各军，部队还是争先恐后地往后退，退来退去，总部位置竟然变成了进攻时的最前面，撤退时的最后面！
由于在指挥作战方面毫无起色，刘郁芬、门致中等西北军元老们都按捺不住，纷纷发电报到前线，希望宋哲元能够辞职让贤。
宋哲元这时也感到部队混乱，光整顿起来就非易事，便把兵权交给冯治安，自己到湖南衡山去养病。
宋哲元周围原先聚集了好多人，现在一看，老爷子无职无权，便都一哄而散，留下来的，仅秦德纯等几人而已。
在他居于高位之时，背后敢随意议论他的人很少，然而等到彻底退下来，闲言碎语就越来越多了，有人甚至拿他在五十九军官兵面前的讲话作为底本，又把华北的那些事翻出来，在背后指指点点。
此时的国内舆论，也一改“七七事变”开始时对二十九军的赞扬，转而对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大加批评。讥讽和痛骂的文章，有的发表在报纸上，这个还好一点，你可以选择不看，但还有人会直接写信或者发电报给宋哲元本人。
宋哲元十分伤心和难过，常常借酒浇愁。
他不只一次地问，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要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他又喃喃自语：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霉的时候，就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
相陪的那几个人不知道如何安慰他才好，忽然有人想起一封信，说老爷子既心病难除，不如再把信找出来让他看看。
宋哲元看完信，果然转忧为喜，并小心翼翼地把信随身收藏起来。
那封信是蒋介石写的，当时华北政委会刚刚成立，蒋介石在信中说，冀察的事可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一切由中央负责。
宋哲元找到了文字依据，他认为他从此可以大声地告诉世人：我宋哲元是爱国的，在华北两年的所作所为，都是经过中央授权并认可的。
他把这封信视若珍宝，每时每刻都不肯离身，直到临终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要求家人务必把信编入自己的传记。
梦回华北
宋哲元平生，向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自勉，也以这一信条来教育和要求别人。
石友三曾是他的部下，听说有和日本人勾勾搭搭的事后，他亲自给石友三发去电报，要后者珍惜个人声誉，服从战区命令。
汪精卫和他素无瓜葛，但在对方叛逃之后，他专门致电蒋介石，痛骂汪氏的叛国行为，为国人所不齿。
他始终忘不了的，当然还是那片战场。只是从那里传来的，基本都没什么好消息，即使偶有打气文章，以行家的眼光看过去，也能看出其中的不妙来。
宋哲元按捺不住，颇思重上战马，他对别人说：要是宋某出去带队伍，敌人绝不致如此猖獗。
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当时宋哲元由于长期心情郁闷，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肝病，谁也不可能让一个病人去带兵打仗。
后来他搬到成都，住在香港的女儿见父亲病情越来越重，后方又缺乏药物和良医，便写信劝他到香港去就医。
宋哲元回信一封：我是军人，不能在前线杀敌，已经抱憾。你们还劝我去香港，是叫我逃避责任吗？
坚决不去香港，却闹着要去西安，因为那里离华北更近一点。
家人和医生屡劝不听，只好叫来了秦德纯。
秦德纯跟随宋哲元半辈子，对他知根知底，便劝众人：随他的意吧，别叫他心里不痛快了，这样反而可能会好一些。
可是宋哲元哪里还能够长途奔波，只行了二百里，到绵阳就再也动不了了。
在绵阳时，宋哲元的病情急剧恶化，常常不断吐血和昏迷。有一天清醒过来，他对前来看望的旧日同僚说：军人不能战死沙场，死也不能瞑目……
当年宋哲元离开北平时，由于行程仓促，没有来得及把住在天津的家人带走，后来也只是接出了妻女，老母年纪大了，不可能携之远行。
宋哲元托人带去了一支刻着自己小名的拐杖——今生恐怕再也不能见面，这就是唯一信物。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是宋哲元一生的信条
他终于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梦中，似乎又走在了一条条熟悉的街道之上，那是北平，是天津，是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地方，是眷恋一生的精神家园。
还有那群兄弟，曾在一起欢笑，一起悲伤，一起挣扎，一起迷惘。
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无法忘记……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病逝绵阳，时年仅五十四岁，那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
吞声
在宋哲元退养期间，张自忠仍定期发去电报，以报告战场上的进展情况。
当然电报中要常有胜利消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胜仗，只要让对方高兴，张自忠都乐此不疲。
只是这太难了，越往后面越难。
冬季攻势之后，第五战区就进入了休整补充阶段，可是由于后方物资极端匮乏，所谓补充，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沦为一句空谈。
桂军第八十四军算是李宗仁的亲兵部队了，也是要什么没什么——要工事材料，没有；要工兵，没有；要炮兵，更没有！
李宗仁现在的状况可以说比台儿庄大捷前都惨，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他能给予各部队的只有一纸死命令：假如打起来，一线官兵必须与阵地共存亡。
连桂军都是这个样子，其他部队可想而知。
早在冬季攻势时，张自忠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冰天雪地中，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冻得连手都扳不开枪机，到了晚上则只能以稻草当被窝御寒。悲哀的是，谁也无法改变这种境况，张自忠能做的，只是带着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部下不停地去厮杀、去拼命，这让他备受煎熬。
冬季攻势之后，兵团建制撤销，张自忠仍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看起来他可指挥超过十万之众的集团军，其实这个集团军很难指挥，各部队原来都来自不同的单位，有的是一味保存实力，不愿意真正跟日本人打，有的则是战斗力极弱，就算想打都不是那块材料。
能依靠的，仍然只是五十九军。
可是五十九军也不是磨不钝的铁枪头。这支当年华北首屈一指的雄师，曾拥有三万精兵，但自台儿庄大捷后，每打一仗就要损耗很多，如今只剩下一半不到，而且这一半里面还有很多是后来补充的新兵，其作战能力和素质无法与老兵相比。
一边是责任不断加重，另一边却是可用之兵急剧减少，张自忠所面对的困境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一年前的淮北之役，五十九军单独击退第十三师团也不算特别困难，然而一年之后面对同样的对手，却已是倍感吃力，无论鄂北大捷还是襄东大捷，其实胜得都很勉强。
张自忠清楚地知道，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永远眷顾某一个人，这样下去将来非丢人不可，不是大捷，而是大败。
他也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联手冯治安第七十七军，通过“统一思想、健全干部”，使这两支老二十九军中最强的兄弟师能够协同一致，共同御敌。
张自忠所说的“统一思想”，就是他在给冯治安的亲笔信中所说的，要跟日军拼，哪怕是拼到底，拼到完。
可惜此时的冯治安早无“七七事变”时拔剑而起的英武，仍然是能敷衍的继续敷衍，敷衍着布置，敷衍着防守，有时甚至写一些假战报进行搪塞。
在健全干部方面，冯治安同样做得很差。第七十七军的军纪本来就不好，南下后由于他的放纵，更是变本加厉。下面强拉老百姓的骡马，有人告状，他竟然说，现在这种情况讲什么纪律，拉几头牲口不算什么，我们不拉，日本人也会拉。
第七十七军的一个营长不仅强征民粮，而且公开抽大烟，但冯治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以后大烟少抽点。至于强征民粮的事，则半点也不涉及。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很多中下级军官变得十分骄纵猖狂，除了欺负老百姓外，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张自忠纵使把一颗心掏出来给人看，亦改变不了对方，他为此十分忧虑，曾对自己的幕僚说：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个人只好早点死掉，不然对不起苦战中的官兵。
死，是张自忠重掌五十九军后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实际上他每次作战也是险中求胜，死中得活，“濒死者屡矣”。
不过在这之前，只要一息尚存，他仍抱有希望，那就是总有一天，自己可以做到无愧于心。
然而宋哲元病逝的消息，却把这一线希望击得粉碎：那些曾经的岁月、曾经的你我，已再不能够重来。
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却已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又该去往哪里。张自忠的内心有了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只有他知道，当一个人离去，剩下的人会有多么孤独。
人生慷慨处，视死忽如归
名利、地位、荣誉，一般人想要的如今都有了。可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抛弃这一切，就静静地坐在你的身旁。
想哭，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想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直到见到友人后，张自忠才抑制不住爆发出来，他捶胸大恸，痛哭流涕：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死”真正成为张自忠唯一的人生抉择。
决心
1940年5月1日，第十一军对第五战区发动进攻，枣宜会战（枣阳—宜昌）开始，这是自武汉失守后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第三十三集团军据守的襄东防线成为日军攻击的首要目标。
张自忠知道这将是一场大恶战，特地晓谕五十九军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已毫无其他办法。
张自忠有死战决心，但他没有想到，战斗之残酷程度远远超出原先的预计。
从出击日期、路线到包抄迂回的战术，枣宜会战和随枣会战都差不多，但是由于得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支持，日军像南昌会战时那样，进行了高度的特种配备。
包括第十三师团在内，进攻第五战区的每个师团都配有一个山炮兵大队，此外，园部还将第十一军直属的重炮兵旅团、战车联队以及骑兵联队全都派上场。
对防守工事而言，重炮和战车都是最大的威胁。
在台儿庄大捷中，中国军队曾用战防炮对付坦克战车，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日本人的武器也在不断更新换代。
一炮便能干掉的89式、92式、94式战车已成过去时，刚刚出来的95式、97式在装甲厚度和火力上今非昔比，尤其是97式战车，被称为日本在二战中装备最成功的一种坦克，要想把它轰个对穿颇不容易。
5月2日，第十三师团便突破了襄河东岸的右翼防线，这一速度比随枣会战还要快得多。
张自忠迅速调整部署，派第三十八师等部队东渡襄河，对北进之敌实行侧击。
过河的部队很多，但数第三十八师打得最凶，因此也最为引人注目。第十三师团不得不回过头来，对第三十八师进行合围，后者处境十分险恶。
5月6日，张自忠召开集团军会议，提出要渡河督战，以挽危局。
在场将官都认为主帅不宜亲征，应该让身为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冯治安去。
宋哲元病逝后，张自忠曾致书冯治安。
他说，佟麟阁和赵登禹都死在南苑，现在宋哲元又死在四川，老二十九军的将领只剩下你、我，还有刘汝明等几个人了。
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将永别，所以应立即下定决心，趁没死的时候，为国家和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休，那样，即使在九泉之下相遇，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可是这番肺腑之言，显然对冯治安的触动并不大。电话打过去，对方说他抽不开身，而且还劝张自忠也不要去。
张自忠不再犹豫，当晚他给冯治安留下了最后一封信——
我因责任所系，必须过河与敌一拼，假如事情不顺，将奔着最终的目标而去。总而言之，不管做好做坏，一切求良心得到安慰。
5月7日，张自忠东渡襄河，这实际上已是他第四次亲自渡河作战。
仅仅三个月前，第十一军就发动了一次试探性的春季攻势，那一次的情况也险恶异常，同样是张自忠在渡过襄河之后，以侧击的方式发动猛击，才最终扭转了局势。
可是那句话永远是对的，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始终眷顾某一个人，如果说前面三次都庇护了你，那么到第四次，你就不一定会那么走运了。
平时张自忠的衣着与普通士兵无异，但这次他似乎已有预感，一反常态地穿上了将军制服，并戴上了中将领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解脱
第十一军往北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5月8日，中路的第三十九师团攻占了枣阳，西路的第十三师团和东路的名古屋第三师团对中国军队完成了第一层合围。
如果张自忠不渡河督战，前面曾屡次出现过的险境必将再现。
事实上，在他未过河之前，东岸部队是一盘散沙，相互间失去了联系，大部分都在各自为战。
集团军总司令过河之后，形势即刻逆转，三军士气大振。
5月10日，张自忠指挥东岸集团军所属的五个师，开始由南向北朝枣阳推进。
他要反过来截断日军后路，让对手吃不了兜着走，然而在关键时刻，集团军总部的电报却出了问题。
从张自忠渡河开始，他拍出的大多数电报都被第十一军情报部门截获和破译，而园部也犹如在他身上安装了窃听器和跟踪仪。
在春季攻势中，园部对喜欢从侧后给他捣乱的张自忠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得知，冈村随枣会战的不尽如人意也与之相关，因此早就多留了个心眼。
在获得张自忠要截其后路的情报后，他赶紧命令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全部沿襄河东岸南下。
第三十三集团军虽在东岸拥有五个师的兵力，但也就第三十八师比较能打一些，面对整整两个日军师团，并不占有任何优势。
最致命的，当然还是张自忠自己的行止一直未能脱离园部的掌握。因为后者知道，电台就在集团军司令部驻地附近，只要找准电台的准确位置，也就知道了张自忠在哪里。
张自忠在哪里？他在南瓜店。
枣宜会战中的日本侵略军
第三十九师团根据情报，连夜行动，于5月16日拂晓完成了对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的战术包围。
虽然是包围，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合围，张自忠是有时间，也有机会撤走的，然而他始终带伤在第一线进行指挥。
这是一种疯狂的勇敢和执著。
最后关头，参谋长李文田开了口：论公，你是我的长官，论私，你是我的朋友，我理应跟着你、帮助你，但今天这个仗实在是打不下去了，赶快撤吧。
李文田本来预料张自忠会痛骂他一顿，但后者听后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脸上没有怒容，只有平和：你们谁都可以走，除了我。你们走吧，不要管我了。
南瓜店之战极其惨烈。张自忠当时指挥的并非第五十九军，而是韩复榘的鲁军，鲁军的战斗力本来并不强，但这批鲁军的带队军官皆为张自忠从前在老西北军中带过的学兵，因此他们在南瓜店之战中实际上是超水平发挥了，面对数量和武器都远远超过自己的日军，堪称英勇卓绝。
进入短兵相接后，不仅鲁军尽殁，连张自忠身边的卫士都打到精光，他自己也身中数弹，成了血人。
最后的遗言：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
这个曾背负了沉重包袱的男人终于解脱了，不再有痛楚，不再有忧伤，也不再有亏欠。
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双方打得都很艰苦，日本军队已没原来那么骄纵和不可一世，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对面之敌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极其优秀的将领。
如同冈村宁次所说的，“战争是战争，武将爱武将”，第三十九师团在找到张自忠的遗骸并确认身份后，就近在当地老百姓家赶制了一口棺材，由师团参谋长亲自目送入殓，予以礼葬，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在得知爱将殉难的消息后，李宗仁痛苦莫名，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蒋介石则严令第五战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
第五十九军激战两昼夜，付出两百多人的伤亡代价，才将自己的长官抢出运回。
5月21日，在蒙蒙细雨中，载运张自忠灵柩的船只驶往重庆，一路上，日机只是在上空盘旋，未开一枪，未投一弹。
5月28日，蒋介石戴着黑纱，提前两小时在重庆码头迎接灵船，船只一靠岸，他就抢步上船，跪泣于灵柩前。
抗战以来，张自忠是第一位牺牲于正面战场的集团军总司令，有诗赞曰：瞻望南瓜店前路，抗战史上第一人！
当生命像流星一样滑过，那瞬间的绽放和辉煌，已足以照亮人们眼前的重重黑暗。
蒋介石（低首者）亲自参加了张自忠灵柩的迎接和拜祭活动
当年那场兄弟恩怨似乎已经了结，但还有一个人需要提及。
这个人在一月之内连着遭受了两次沉重打击。第一次是宋哲元死后，闻知噩耗，他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然后就作出了一个惊人举动——辞去所有军政职务。
那时他已位居上将，虽无实权，但待遇足够优厚。
辞职的原因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也曾是宋哲元的手下兼结义兄弟，而当年恩断义绝时，宋哲元又表露过不希望他再到蒋介石那里就职的意思。
你走了，我能做的，也仅有这一件了。
他当然就是萧振瀛。
张自忠在出事之前，曾托孤萧振瀛，并致信大哥：弟将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
果然，他倒在了南瓜店。
都走了，当一切只能成为回忆，思念足以令人窒息。
每一次相聚和别离，都是一次对人生的深刻感悟。萧振瀛后来对家人说：你们不要学我，我演了一辈子的戏，其实没有意思。
他的最后岁月以经商为生，赚的钱都拿来收容救济东北和华北的流亡子弟，因此“萧老板”很少有盈余，有时甚至入不敷出。
1947年5月，萧振瀛突发脑溢血，昏迷数日后在北平病故，时年五十七岁，据说这与他当时经商失败有关。
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纵横大师，终于以另一种方式谢幕了。
望风
张自忠因电报而被跟踪，充分说明当时作战环境的险恶，由此看来，汤恩伯的行踪不定，甚至有时连李宗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的确有几分道理。
从东迂回的名古屋第三师团是三个师团中唯一的常备师团，从随枣会战到枣宜会战，它的使命也始终如一，就是寻找和包围汤恩伯。
可是汤恩伯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上次是这样，这次也差不多。
名古屋师团从随县到枣阳，再从枣阳北上，都出湖北到河南境内了，仍然不见对方踪迹。
只好自我安慰，也许汤恩伯已经在网里了，快回去收网吧。
就在他们往回撤的时候，汤恩伯却突然出现，并且将该师团主力包围起来。
在第五战区，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的战斗力居于首位。被汤恩伯包围之后，名古屋师团左冲右突，却怎么都无法摆脱。
5月15日，经过连续三天三夜的激战后，名古屋师团已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不得不向第十一军司令部发出求援电报。
园部收到电报后手忙脚乱，他的第十三和第三十九师团正在堵击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无法抽出兵力，只好从长江以南临时调了四个步兵大队前去应急。
5月16日，在援兵到达后，名古屋师团总算得以解围，但走出没多远，又在枣阳西北再次遭到汤恩伯的包围和攻击。
时间还是算得好好的，不让你难受恶心个三天不得放行。
本来要包围别人，反过来却连着被人家包围，园部憋了一肚子气。
在破译张自忠电码的同时，他也破译了蒋介石发给第五战区的电报，所以知道中国军队正按照以往的经验，在第十一军退却时进行追击。
我说呢，怎么找半天汤恩伯找不到，这个时候他倒自己出来了，原来是为了执行追击命令。
不退了，等汤恩伯再追来时，我要一棒子反击过去，把他给打得稀里哗啦，看他还起劲儿地跳来跳去不。
张自忠殉国后，继任的冯治安难当大任，第三十三集团军群龙无首，对日军已构不成威胁。因此，园部得以摆脱后顾之忧，并将三个师团全部集中于枣阳。
不是南撤，而是北上，非把这个可恶的汤恩伯给挖出来不可。
园部并不比前任老冈村要高明多少，你的行动快，人家汤恩伯隐身得更快。
见三个师团杀气腾腾地冲过来，壮汤马上闪到一边。在闪的同时，他又像以往那样，派出许多小部队到日军侧后进行游击和侦察。
我没那个能力去“看风”，破你的密电码，但我可以派人望风，而且同样能够知道你在哪儿。
继续飘
曾经围击张自忠的第三十九师团率先着道。
5月20日，该师团的先头部队——第二三三联队准备渡河北上。为了寻找合适的渡河点，借助傍晚夜色的掩护，三个鬼子军官蹑手蹑脚地钻进了河岸边的芦苇丛里。
其中两人负责目测这里的河宽和水流速度，看看是不是能够不借助橡皮舟就能徒涉过去。
一看下来，很满意，此处水不深，也不急，完全能蹚着过河。
自然还得侦察一下对岸有没有中国军队，要不然就算蹚过去也很险。
举起望远镜一瞧，对岸空无一人。
太棒了。
如果三人侦察组都如此表现倒也算了，问题是还有另外一个活宝。
与前面两位鬼鬼祟祟的样子不同，这位的身份大概高一点，算个讲究人。他不是低头哈腰，而是气宇轩昂地站立在芦苇丛中，举着望远镜往对岸看，小样儿整得煞是带劲。
嗯，嗯，你们俩说得没错，对岸没有什么情况，我们回去复命吧。
三个笨蛋忙活半天，却不知道对岸芦苇丛里也躲着人，而且同样有望远镜，他们就是汤恩伯派出的侦察兵，后者马上向集团军司令部进行报告。
那天的前半夜大家都在忙着，第二三三联队忙着卷裤腿、脱鞋子，汤恩伯则忙着调部队、设埋伏。
5月20日后半夜，第二三三联队开始渡河。
当走到河中心时，对岸忽然枪声大作，什么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凡是厉害的都搬了出来，子弹炮弹撒着欢儿往日军身上撞。
这是非常标准的“半渡而击”。
第二三三联队无遮无拦，而且缺乏起码的心理准备，仓促间完全谈不上还击或抵抗，仅被当场击毙在河中的就达到三百多人，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荣幸地位居其中。
这一场仗下来，第二三三联队光过个河就伤亡一半，已无法再投入使用，第三十九师团刚刚因包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并导致张自忠阵亡而自我感觉良好，却没有想到报应会来得如此之快。
汤恩伯指挥的这次伏击战，愣把三个师团都给吓坏了，没人再敢轻易冒险前进。
5月21日，园部在第十一军司令部召集幕僚开会分析。
最后大家得出一致结论：汤恩伯行动飘忽，就跟个弹簧差不多，可伸可缩，很难对其进行迂回包围。
让园部更感苦涩的是，自发起枣宜会战至今，快一个月了，不仅没能围住汤恩伯，相反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近四千人的伤亡数字，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被汤恩伯打掉的。
还要不要继续前进呢？
答案也相当一致：不。
这时园部已经通过各方面的情报，知道汤恩伯往其身后派了很多小部队，这些小部队看似微不足道，但只要三个师团继续往前拱，后方一露出空当，他们便能乘虚而入，切断你的粮草供应线，到那时，就是致命威胁。
看来冈村做不了的事，我也做不了。
当天，园部向三个师团下达统一命令，放弃北进。
第十五章 从头再来
在枣宜会战中，“中国派遣军”交给第十一军的任务一共有两个，一是打击第五战区主力。这个东西模棱两可，你可以说没搞定，因为最终也未能拿汤恩伯怎么样，但园部绝不会傻到这种程度，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相当成功——不成功，会包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并使得张自忠阵亡吗？
另外一个，则是西渡襄河，直下宜昌。
如果说前一个问题还比较好交代，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有些讨嫌了，园部因此曾犹豫不决。
能不去吗
5月23日，园部再次召集幕僚进行商议。
会上，就要不要打宜昌，争论非常激烈，分成了意见截然相反的两派。
“暂停派”认为，经过将近一个月的作战，官兵不仅极度疲惫，而且由于供给线拉得过长，部队粮草弹药已出现了供应不上的情况。
宜昌在哪里，还在襄河以西两百多里的地方，那样的话，官兵只会更累，供给线也只会更长，一旦遇到汤恩伯集团军这样的强敌，后果不堪设想。
“主战派”毫不相让。
累怕什么，熬一熬也就过去了。现在薛岳的第九战区和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都在进行冬季攻势后的休整，没有能力主动出击，我们不但能再调一些部队过来，而且可以利用沿江运输线进行补给。
听到这里，园部眼睛一亮，对啊，怎么我没想到呢？
从内心来说，园部本来就是站在“主战派”立场上的，他3月来武汉，才干了不足三个月，西尾又是明摆着要扶他上战马的，这个时候撂挑子，说不打宜昌，那真是有点给脸不要脸的意思了。
那就这么定下来，攻宜昌。
园部依计从武汉周边又调来一个第四十师团，从而填补了前线兵力的不足。
5月31日深夜，第十一军横渡襄河。
吸取第二三三联队遭伏击的教训，渡河前，各师团首先集中炮兵火力，对南岸进行了猛烈轰炸。
担任河防的是王缵绪川军，无论训练或是装备都很差，头一轮炮击就给轰得晕头转向，再加上夜晚视线模糊，又误把强渡的日军橡皮舟当成了水陆两用坦克。
一看，水面上影影绰绰全是“坦克”，立刻军心动摇，没怎么抵抗就放弃了河岸阵地。
第十一军发动的新一轮攻势，完全出乎中国统帅部及第五战区的预料。此前，蒋介石、李宗仁都还以为枣宜会战只是此前春季攻势的再版，日军受挫后就会原路退回，所以才依葫芦画瓢地下达了追击令。
可是日军现在不是要回家，而是突然过河并直接威胁到了宜昌。
宜昌是川东门户，距重庆在一千里范围以内，其地得失，关乎陪都安全。
保卫宜昌原先是第五战区的分内活。可是在日军发起襄河攻势之前，李宗仁为了将兵力集中起来使用，已经临时调走了原先驻扎此处的两个军，以至于宜昌几乎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宜昌没有守军，战区主力又被第十一军抛在身后，再加上第五战区长官部远在老河口，无法准确掌握宜昌方面的作战情况，李宗仁完全陷入了指挥失灵的窘境。
要是张自忠还在，必不致让我落入如此境地。
李宗仁一筹莫展，不得不向中国统帅部发出特急电报。
收到电报后，重庆方面也立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安之中。显然，光靠落在后面的李宗仁已经不行了，必须再派一名统军将帅前去宜昌坐镇。
原来统帅部要派的人是张治中，但是张治中从淞沪会战后就打定主意弃武从政，不染兵事了，何况战事都到了这步境地，哪里肯再去蹚这股浑水。
最后击鼓传花，传到了陈诚手上。张治中当着面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人本来很聪明，智不可及，可是这次你一去，就成为愚不可及了。
对于陈诚而言，这的确又是一个临时垫背的活，自己人还没到，对方倒已摆好阵势，在那里等着了。
明知道结果不妙，有可能会像桂南会战那样，只不过临时救场，救到最后却不仅无济于事，还得挨处分，但陈诚又不能不去。
在蒋介石眼中，你就是救火队长的角色，派你到处救火，那叫器重，能不去吗？
6月4日，陈诚乘轮船到达宜昌，跟随他东下的只有一个步兵团。
一个步兵团能做些什么？陈诚在路上就请旨将在重庆整训的第十八军调到跟前，其次则是要求由重庆方面直接负责粮草弹药的补给。
6月8日，第十八军才从宜昌码头下船进入城区，从而填补了原先的力量真空。
但是留给救火队长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陈诚前脚刚到宜昌，园部后脚就知道了，当然还是通过密电破译。第十一军司令官立即改变原有按部就班的部署，命令各师团全速向宜昌前进，甚至于放弃沿途所占领的一些城市，为的就是要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由于第五战区实际处于指挥失灵的状态，沿途虽还有很多部队，却没人敢或者肯去阻击日军，几乎是敞开大道让对方走，结果宜昌正面近乎是裸露在了外面。
第十八军急匆匆赶到宜昌，连喘息和熟悉阵地工事的时间都没有，日军三个师团便已杀到城下。
6月12日，在连续苦战三天后，腹背受敌的第十八军终于不支撤退，宜昌失守。
大家都在撤
陈诚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在奉命之前，他对宜昌能不能守，其实已然心中有数，但当担心真的变成现实时，心情还是非常难受的。
此时退出宜昌的第十八军已经遭受很大伤亡，且人困马乏，但陈诚仍把部队组织起来，转而准备截断日军的后方交通。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谁也不能让，于是双方又围绕通往宜昌的公路打了起来。
有公路就能开坦克，日军坦克如今连战防炮都很难将其打穿，只能找它的命门。
结果找到了，是履带，第十八军把重机枪集中起来，用装甲弹把坦克战车给打得一步都不能动弹。
可纵然如此，陈诚仍无能力继续前进，只能让第十八军趁晚上后撤。
接到撤退命令时，已是半夜十二点。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各部队只能依靠指南针判断方位，摸索着前进，其中有一个团走出五里路，忽听得自己旁边人喊马嘶，仔细一听，竟然是日本人的口音！
黑暗之中，既无法知道这股日军究竟有多少，也不敢贸然发起进攻，怕一开枪，没打着对方，反倒把自己的队伍给搞乱了。
团长心一横，那就一起同行吧。
这时日军也发现了对方，可他们也不声不响，只顾着低头赶路。
这个晚上真的够紧张，也够有趣。两个生死对手，肩擦肩地往前行军，走了一段之后才各自分开。
不要以为是错过了战机，回去之后，那位团长才知道，他碰上的绝不是一支小部队，而是从宜昌撤出来的大部队，假如开火，自己根本捡不到半点便宜。
至于日军当时为什么也那么老实，则多半是因为同样不明对方虚实，索性赶路要紧。
园部此次能够占领宜昌，算是他声东击西的精彩之笔，怎么又要撤呢？
原因是“中国派遣军”要求日本第十一军进攻宜昌，并不是说要一直占领那里，而只是为了造成对中国军队的打击，减少武汉周边的威胁。
第十一军占领宜昌的当晚，园部就告诉三个师团驻守一周后，就要返回。那这一周干什么呢，简单，就是打砸抢，把宜昌的军事设施破坏个彻底，让此地以后不能成为中国的军事基地。
可是园部很快又改变这一命令，而他的朝令夕改，实在是没有办法。
在三个师团都西渡襄河之后，园部另外调来的第四十师团负责断后，以掩护其他三个师团放胆进攻宜昌。
有陈诚在宜昌挑担，李宗仁便把心思都放在第四十师团身上，组织第五战区的各路大军对其进行不停顿的围攻。
由于战场集中在山区地带，重炮和战车都无法使用，第四十师团作战时受到了很大限制，最终被困在山里，出不来了。
王缵绪川军的战斗力本来很薄弱，打不了硬仗，张自忠在南瓜店被围，其防线最早就是从川军那里被打开的，不过他们有一个西南部队大多具有的优点，那就是比较适应山地战和游击战，人人都会爬山，而且仗打得顺时也挺“人来疯”，一来二去竟然代替打惯阵地战的汤恩伯集团军，变成了围攻第四十师团的主力。
经过七天七夜的围击，第四十师团连师团长都被川军给打伤了，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得以突出重围。
第四十师团的遭遇，犹如给园部脑袋上当头来了一棒，再一盘算细账，自发起枣宜会战以来，第十一军竟然已伤亡了一万多人，相当于一个师团的基干部队没有了，而且在连续作战一个多月后，部队已疲惫到极点，有的兵在行军时边走路边打瞌睡，走着走着就摔倒在了路上。
第十一军兵力有限，不能因为想在宜昌多守几天，弄得偷鸡不着蚀把米，连武汉防守都成问题，鉴于这一考虑，园部便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报告，要求提前撤出宜昌。
占领了宜昌，西尾认为可以跟日本统帅部交代了，大笔一挥：同意。
从6月15日开始，第十一军的三个师团分批悄悄撤出宜昌，这也就是日军为什么要急匆匆赶夜路的原因。
这对陈诚来说本来是个好消息。
日军要是不撤，可以肯定哪怕你咬碎牙都攻不进去，现在管他是怎么撤的，只要撤了就行，正好还可以从后面进行追击，狠狠地占一下便宜。
正在部署，却传来一个让他哭笑不得的消息，日军去而复返，又回到了宜昌。
从“四干”到“三昌”
促使园部再次反悔的，是长官意志，更确切一点说，是日本统帅部，即参谋本部的意志。
近阶段的国际形势又变了，变得似乎对日本极其有利。1940年6月14日，德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巴黎，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法国政府很快选择了举手投降。
这一消息犹如给日本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后者原本在中国战场上已顾虑重重，现在又兴奋起来。
贝当是什么角色，那是一战英雄，法兰西的救世主，没有他，法国就不可能在残酷的一战中取得胜利，连他都低下了头，看来不打还是不行啊。
撤军计划再也没人提了。如今的参谋本部要展示一下的，是他们的霸气。
埃菲尔铁塔上贴着最新标语“德军无往而不胜”。那是在欧洲，在亚洲，无往而不胜的应该是我们日军，同样是仇敌满天下，但同样可以做到打遍天下无敌手。
宜昌绝不能放弃，而要牢牢占领，使之作为向中国大后方进攻的一大跳板，这样的话，蒋介石总有一天会被迫走上贝当的老路。
长期占领宜昌是件大事，意味着必须向关内增兵。6月15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军令部总长博恭王双双进入皇宫，分别代表海陆军向裕仁天皇请示旨意并得到了许可。
6月17日，最后一个撤出宜昌的第十三师团接到命令，只得原路返回。之后，这个师团几乎就是自食其果的典型——他们走的时候，已按照指令把能破坏的都破坏了，回去以后连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
重占宜昌，园部不用为武汉防守力量可能遭到削弱而担心，因为日军统帅部已将关东军第四师团调入关内，并加入了第十一军作战序列。
从头至尾，最“杯具”的人应该算是陈诚。
一败桂南，再败宜昌，你要说都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那样，大家面对面站好，你一拳过来，我一脚过去，最后使完了力气，即使败了也好说，偏偏这两次都不是这样，全是眼看快输了才临时交接棒。
用陈诚的话来说，就是别人偷了牛，却要由他来拔拴牛的橛子，最后人证物证俱在，你往哪里逃？
还没等陈诚自怨自艾个够，围攻的就上来了，而且黑压压的，全是人——自己人。
陈诚此时的主要身份，并不是总司令或战区司令长官，而是政治部部长。
政治部成立于“大武汉”时期，是当时军委会下属的四大部之一，与其他部相比，政治部偏向于抗战宣传，属于“卖狗皮膏药”的部门，然而唯其如此，要想有所成绩，其复杂性和操作难度，一点不比军政部或者军令部低。
陈诚出任政治部首任部长时，很多人都不服气，有人甚至笑话陈诚是“党政上之游击”——在党政这碗饭上，你陈某人不过是个不入流的游击队队员而已，连正规军都算不上。
的确，虽然陈诚已经指挥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这样的超大规模战役，但在官场中他还只能算个小字辈，而官场又不比战场，没法直接记军功，一下子升得这么快，不招来羡慕嫉妒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边是数不清的流言和中伤，另一边却是政治部早期的红红火火。
在陈诚执掌时期，政治部是国共合作最融洽、产生合力最集中的一个部门，在抗战宣传上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卖狗皮膏药”硬是卖出了效果，令人刮目相看。
应该说，陈诚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方面，都有一定的能力，而且他性格要强，非常能吃苦，因“能干，苦干，硬干，强干”曾被称为“四干将军”，属于标准的工作狂，这一点与蒋介石颇有相似之处。
可是在优点相同的情况下，两人的缺点也惊人的一致，就是“毅”不错，却都缺乏一点“弘”的修养和技巧，为人处世锋芒毕露，周围不小心得罪过的人常常多得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
由于资历较浅，很多政府部门的高官都曾是陈诚的前辈或老领导，陈诚在公开场合见了他们毕恭毕敬，比如何应钦要叫敬公（何应钦字敬之），连顾祝同也得称之为墨公（顾祝同字墨三）。
然而尊敬归尊敬，真正办起事来，陈诚却是六亲不认，该反对谁就反对谁，有一说一，没半点含糊的。
孔祥熙一直将陈诚看做是小老弟，对其很赏识，曾经利用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在何应钦面前竭力推荐陈诚做军政部次长。陈诚原来也很尊重孔祥熙，不仅当面称“孔庸公”（孔祥熙字庸之），而且自谦为“晚陈诚”。
本来两人的私交应该很好，但让孔祥熙万万想不到的是，陈诚入朝为官后，几乎没有哪一次不朝着他开火，搞得他十分被动。
原因就是陈诚认为孔祥熙掌管的财政部充满贪官污吏，而陈诚一生，最恨的就是贪污受贿。
在陈诚的屡次弹劾下，孔祥熙狼狈不堪。
有熟人看不过去，就想从中疏通，便对陈诚说：你这样不好，得罪人太多，树敌也太多，不是好事。
陈诚马上回答：你和孔祥熙有交情，我和他也有交情，可是我们不能以私废公，你不能包庇他！
“孔庸公”被陈诚搞得没有办法，只好亲自登门，向陈诚解释，说你不了解我们财政部的内部情况和操作程序，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陈诚仍然不为所动：不是那样，那你说是哪样？
孔祥熙彻底崩溃，万般无奈之下，出了个无法之法，建议对方从政治部派员到财政部上班。
这就等于是在自己办公室设置监控摄像头了。孔祥熙认为退到这种地步，陈诚应该不好意思再逼之过甚了。
错，在这方面，陈诚根本就没什么好不好意思的，他真的派了人去财政部。
这是文官，对于军中老前辈，陈诚同样毫不客气。
何应钦一人身兼参谋总长及军政部部长两职，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和陈诚在性格作风上泾渭分明。
“何婆婆”举止文雅，特别是待人温和，即使部下犯了错或有唐突之处，也很少当众大声呵斥。
“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前，脾气火暴的刘戡曾对着他拍桌子，还骂他是汉奸，当时何应钦被气得直哆嗦，但也只反问了一句：假如现在你是北平最高负责人，我是你手下的一名师长，我用这种态度对待你，你作何感想？
之后何应钦并没再追究，更谈不上打击报复穿小鞋之类。
如果说何应钦是“儒士”，陈诚就是“金刚”，相互都看不惯对方，何应钦只要有把柄被陈诚抓在手里，后者照骂不误。
这么一圈下来，不老实的、老实的、穿长衫的、着军装的，陈诚几乎没有一个不得罪。
到宜昌失守，一股蓄积已久的情绪就像决堤洪水一样，突然宣泄出来。
其实大家都知道宜昌失守跟陈诚本人没多大关系，要追查责任，蒋介石和李宗仁的责任还更大一些，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借口。
你平时不是就喜欢“弹”你“弹”他吗，好，今天我们大伙也来弹劾弹劾你。
宜昌失守只是一根藤，顺着这根藤，陈诚的老底被掀了个底朝天。
远的咱们不说了，就看最近的，倒着往前数：枣宜会战，败了，宜昌失守；南昌会战，败了，南昌失守；武汉会战，败了，武汉失守。
这哥们儿压根就没打过什么胜仗嘛，敢情全是败仗，什么“四干将军”，分明是“三昌将军”！
南昌会战，陈诚不过挂了个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名，那仗跟他半根毛的关系都没有，真是没有最冤，只有更冤，冤得一塌糊涂，无边无际。
这种情况下，已不是你反驳不反驳的问题，而是泔水盆子扣脑袋上，让你想躲都躲不掉。
孔祥熙身为文官领袖，很少具体过问前方军事，此时也气愤地跑出来大嚷：宜昌如此重镇丢失，不杀几个将领，那还得了？
私下里，老孔说了真话：陈诚这个人，我向来帮他，不料他夜郎自大，得志之后反而咬住我不放，简直莫名其妙。宜昌这件事，他既然爱挑担子，那就让他挑到底吧。
几个回合下来，陈诚被整得满头大汗，第十八军的好几个将领都受到了处分，虽然没像孔祥熙嚷嚷的那样人头落地，但“土木系”已是威风扫地。
两个难题
陈诚以为到头了，不料一起了头就没有结束的时候，这根藤刚扯完，另一根藤又冒了出来。
有人站起来说，现在政治部的工作也很差劲，哪有什么成绩可言。
下面立刻应和声一片。
转瞬间，陈诚又从“党政上之游击”沦落到了“党政上之疟疾”，由门外汉变成了打摆子的病汉。
事已至此，他真正尝到了墙倒众人推和虎落平阳被犬欺是什么滋味，不久便被迫向蒋介石递交辞呈，要求辞去政治部部长一职。
蒋介石同意了，宣布决定那天，他亲自到政治部讲话，特别提到，“政治部没有成绩”，不是陈诚的责任，而只能怪部里的其他人没有把活干好。
他话里有话：听说你们还老同别人搞摩擦……
轮到陈诚发言，却让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我不同意“委员长”的话。
政治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这个成绩不是我的，是政治部各位同仁的，你们大家的。
陈诚说：我们没有跟别人闹摩擦，但是不能禁止别人不跟我们闹摩擦！
有人担心地朝蒋介石偷窥了一眼，没想到后者一点没有生气的表情，反而脸上还挂着笑容。
他很清楚这位部下的个性，以陈诚的忠诚程度，绝不是要跟他当众唱反调，而是要表明态度，一种绝不服输的态度。
眼睛里不揉沙子的陈诚从来就不肯服输
随着日军长期占据宜昌，重庆受到直接威胁，此时正需要有经验的大将保卫重庆，这个人要拿得起放得下，跌倒了还能再爬起来，除此之外，必须是绝对靠得住的“忠臣”。
环顾左右，非陈诚莫属，所以有时候倔一点并不是坏事，是好事。
对于陈诚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回归老本行，到战场上去体现价值，才能找到继续往上攀登的阶梯。
宜昌失守的教训表明，李宗仁第五战区难以顾及江岸战场，要保卫重庆，就需要在宜昌到重庆之间建立一个新战区。
宜昌原先有一个第六战区，但这个战区是配合薛岳第九战区而设立的，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防卫宜昌，而是确保湘西。之后，因为桂南会战暴露出机构设置过多的问题，包括桂林行营、第六战区在内都被撤销掉了。
1940年7月1日，中国统帅部决定在宜昌以西重设第六战区，任命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
当时随着抗战深入，各个战区的问题都越积越多，第六战区虽然是个新战区，然而也无非是把七七八八的部队拼凑在一起而已，所以该有的一样也少不了。
陈诚把问题都摆在桌上，发现最棘手的是两条。
其一，缺额。每支部队都缺，而且缺得触目惊心，看着一个军，其实不及一个师，看着一个师，其实不及一个旅。
如果对军队实际情况不了解，指挥打仗时就很成问题。比如按照日本人的“大队定律”，你进攻他的时候，前面一个日军大队，你至少得派上三个步兵师，但结果这三个步兵师只能称为三个步兵旅，最多合一个师，那如何攻法？
其二，缺粮。因为运输困难，后方军粮不敷需要，导致部队常闹粮荒。在这种情况下，当兵的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还谈得上打胜仗。
过去，张自忠曾为此百思无计，以至于只能以兵团或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亲犯其险，用以鼓舞士气。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张自忠那样正直，利用部队缺额缺粮来吃空额，从中贪污腐化的不在少数，陈诚对此深恶痛绝。
缺额，那就一支一支部队清查下去，据实上报，缺多少兵让上面拨多少下来。
缺粮，表面看来是运力不足，但陈诚一调查，里面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重庆政府财政拮据，运粮船的报酬给得很低。长江上的船夫也要吃饭，也要养一家老小，不是一句爱国抗日就能打发过去的。有的船夫不堪其苦，又不敢不接活，往往运输时就出工不出力，明明一天可以运到，三四天也到不了，更有甚者，还故意把粮船给弄沉了。
陈诚就作出规定，你运多少米，我给多少钱，而且不打白条，这样一来，不仅未再发生过沉船事件，船夫运粮的积极性也马上高涨起来。
运费高了，军政部不给报销，陈诚就直接拿着账册去找何应钦，“何敬公”被他缠得受不了，只好特许第六战区实报实销。
可是军政部部长要负责的也不是就一个战区，你要特殊，他要特殊，如何受得了？这也是后来两人矛盾加剧的直接起因。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陈诚管不了那么多，他只知道，第六战区的问题初步解决了，又有了好好打上一仗的能力和把握。
就差一步
1941年9月中旬，日本第十一军再次进攻长沙，从而引发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统帅部要求其他战区主动出击，在最大限度上缓解薛岳第九战区的压力，以免各战区都被日军各个击破。
真正响应的就一家，也就是陈诚的第六战区，反击的目标不用说，自然是宜昌。
驻扎宜昌的仍是第十三师团。当时的大部分日军师团都进行了编制压缩，由两旅四联队制，变成了一团三联队制，但由于宜昌地位特殊，第十三师团不缩反扩，成了一个超规模大师团。
从关外调来的第四师团没有打过什么仗，是一支满员满额部队，但它没法和第十三师团比，后者的基干和配属部队全部加起来，达到二万六千人，军马更是接近万匹。
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发生，陈诚别说反攻宜昌，能老老实实看住重庆的大门，就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给陈诚带来了机会——第十三师团为此被抽去了三成的兵力，只剩下三个联队。
从9月27日开始，陈诚调动五个军对宜昌展开反攻。
由于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陈诚运用分割战术，很快就在外围将第十三师团的各个联队分别包围起来，其先头部队已到宜昌城下。
10月2日，蒋介石致电陈诚：不顾一切，三天内夺回宜昌。
陈诚调上战防炮，这回他开发了特种武器的另一妙用：不是打坦克，而是直接对准日军据点进行射击，穿甲弹、爆炸弹一起上，把据点工事轰塌了再说。
当时正好有一个东京慰问团在医院对伤病员进行演出，得知宜昌被包围，这些人脸上白粉也不用涂了，脸色变得煞白，再过一会儿，听到炮弹落入城内，手脚抖了起来，不让跳舞也要跳舞，又过一会儿，医院院长说，你们不用在这里表演了，换个场地吧，因为伤病员全拿着枪到前线去了。
到了新场地一看，地上死的伤的躺一堆，都是刚抬下来的，见到这一惨景，演员们哪里还有胆量和兴致表演，一个接一个地找借口溜出了医院。
10月6日，陈诚成功完成外围破坏，宜昌通往各地的公路无一完好，附近赶来救援的第三十九师团无可奈何，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第三十九师团临时想招，决定用飞机来运人。可是一架飞机每次最多坐八到十个人，多了载不了，到第三次往返时，还被陈诚发现，第六战区的高射炮一炮过去，机毁人亡，吓得第三十九师团和航空兵都不敢再使用这个蠢办法了。
10月8日，陈诚派部队乘坐民船，在长江上用迫击炮对宜昌进行打击，继陆路之后，又封锁了其水路交通。
此时，第十三师团已被打得乱七八糟，各个联队之间你救不了我，我救不了你，宜昌更是处于团团包围之中。
10月10日凌晨，陈诚集中一百四十门火炮，对宜昌发动最后的总攻。
一时之间，守城日军四面告急，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认为形势已无法扭转，遂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及机密文件，并且从他开始，全体高级官佐必须作好自杀准备。
他的参谋长连诀别电报都起草好了，上面特地提到，东京慰问团这回也得跟着倒大霉了，然而实在没有办法。
内山拿着电报看了看，觉得没说到点子上。
你虎啊，宜昌失守是要追究责任的，何况东京慰问团都栽了进来，不弄得像那么回事，就算自杀也讨不到好啊。
于是他“刷刷”添上：我们殉国了，而且是在高呼“陛下万岁”中殉国的。
明白师团长的意思后，参谋长专门叫来副官，让他组成一个敢死队，在电报未发出前想办法突出重围，以便以后向统帅部报告师团司令部的“悲壮场面”。
内山的命好，他的良苦用心最终也没派上用场。因为当天第三十九师团在第十一军司令部的严令下，终于不顾一切，拼死冲破层层堵截，到达了宜昌附近，除此之外，进攻长沙的日军也已被迫回撤，准备掉过头来对宜昌进行援救。
10月10日夜，第六战区奉命撤出宜昌战场。
按照日方统计，日军此次伤亡接近七千人，尤其第十三师团受损最为严重，但陈诚仍闷闷不乐：就差一步，怎么还是进不了城呢？
此时第二次长沙会战已经结束，报端一片欢呼，照例又是“长沙大捷”，把宜昌反击战盖得没了一点声音，陈诚心里颇不是滋味，他对幕僚们说：伯陵兄（薛岳字伯陵）能打退敌人，我却攻不下宜昌，真不中用。
陈诚（左）性格非常要强，和关系很好的薛岳（右）也“攀比”战绩
幕僚安慰他：我们本来就是策应长沙会战的，长沙胜利，不就是我们的胜利吗？您的战略战术没错，之所以未能最后攻克宜昌，主要还是部队战斗力欠火候，以后继续加强训练就是了。
陈诚当着众人的面点点头，但其实强颜欢笑，好长时间都不能释然。
蒋介石倒是很体谅陈诚。他到长沙去参加第九战区举办的祝捷大会，一开始就说，跟日寇作战，没一个敢主动反攻的，只有第六战区的陈长官例外。宜昌虽然没能攻克，但第六战区牵制了日军，使长沙会战获得胜利，实为功居第一！
陈诚听到后，这才好受了一些，并埋下头来继续加强军队整训，为下一次战役作准备。
事实上，陈诚所羡慕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就战绩而言，并不算突出。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出色的战役，那次战役才被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敬请期待《一寸河山一寸血》第五部历史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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